钱穆：我在北大执教之初

　　一九三一年夏，余在苏州，得北京大学寄来聘书。待余赴平后，清华又来请兼课，此必颉刚在北平先与两方接洽，故一专任，一兼课，双方已先洽定也。但余亦未以此面询之颉刚。

　　余赴北大，在历史系任教，是为余在大学讲授历史课程之开始。所任课，一为中国上古史，一为秦汉史，皆必修课由学校指定。另一门选修课可由余自定。余决开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一课程，梁任公曾在清华研究所已开过，其讲义余曾在杂志上读之。任公卒后，某书肆印此书，梁家以此书乃任公未定稿，版权所属，不准书肆发行。余求其书不得。或人告余，可赴东安市场，在某一街道中，有一书估坐一柜上，柜前一小桌，可迳授与八毛钱，彼即在其所坐柜内取出一纸包授汝，可勿问，亦勿展视，即任公此书也。余果如言得之。

　　余因与任公意见相异，故特开此课程，自编讲义。一日，某君忘其名，来电话，询余近三百年学术史最近讲到陈乾初《大学·问》一篇，北平最富藏书，但此间各友好皆不知此文出处。并举冯芝生为例。君于何处得读此文。余答，余之讲义，付北大讲义室，待下周去上课时，始领取分发，君何先知。彼在电话中大笑，谓君此讲义人人可向北大讲义室预定，先睹者已群相讨论，君竟不知此事，可笑可笑。亦可想见当时北平学术界风气之一斑。盖因余在任公卒后不久，竟续开此课，故群相注意也。

　　又有人来书，云，君不通龟甲文，奈何腼颜讲上古史。余以此书告讲堂诸生，谓余不通龟甲文，故在此堂上将不讲及。但诸君当知，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诸君试听，以为如何。又一日，告诸生，事有可疑，不专在古，古亦多无可疑者。如某姓钱，此钱姓即属古，无可疑。余确信有父有祖，乃至高曾以上三十几代前，为五代吴越国王钱?。以上仍有钱姓。近乃有人不姓钱，改姓疑古，此何理。有人来问，君何大胆若尔。余问何事。彼言，君知班上有钱玄同之子亦来听课否。答，知之。其人曰，君自慎之，勿多惹是非，余曰，余任上古史课；
若亦疑古，将无可言。又一夕，有某君设宴席，席上多大学史学教授，一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某，一北大史学系教授盂森心史，两人皆年老。主人推两人居首座，曰孔盂应居上，可勿让。又指余与钱玄同曰，君两人同宗，可连座。余遂与玄同比肩。坐既定，玄同问余，君知我有一子在君班上否。余答，知之。玄同又言，君班上所讲一言一句彼必详悉记载无遗，余答诺，并谓彼勤奋好学殊少见。玄同又谓，彼在君班上之笔记我亦过目，逐字不遗。余闻言，骤不知所答，窃恐或起争论，将何措辞。

　　玄同乃续谓，彼甚信君言，不遵吾说。余仅诺诺。玄同乃改辞他及，不再理前绪，余心始释然。

　　一日，又有人责余，君何无情乃尔。余问何事。彼云，君知适之近患病进医院否。余曰，顷正闻之。彼云，适之尊君有加。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事，适之云可问君，莫再问彼。今病，访者盈户，君宁可不去。余答，此显属两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又有一学生告余，彼系一新学生，旧同学皆告彼，当用心听适之师与师两人课，乃两师讲堂所言正相反，不知两师曾面相讨论可归一是否。余答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自知所言触处有忤，然亦无自奈何。

　　又有一生来问，师言老子出孔子后，又言出庄周后，除最近在《燕京学报》新有一文外，尚有其他意见否。余答，有之。彼云，愿闻其详。余答，此非一言可尽，余在上古史班上当有述及，君倘愿闻其详，可试来听之；
彼乃哲学系四年级生，自是遂来余上古史班上旁听：越一年，来晤言，余因师上古史已一年，今信师言不疑。哲学系有毕业纪念刊，当整理一年笔记成篇刊人。不知师尚有所言未尽否。余答，有之，彼因请余再撰一文，亦同刊其班之毕业刊物中，并告余，亦当请适之师同为一文讨论其事。余允之。余因续撰一文，连同彼笔记同刊是年北大哲学系毕业纪念刊中，而适之则竟未为文。后余自刊《庄老通辩》一书。已在余居香港时，距当年亦已三十年矣。此君笔记载当年北大哲学毕业刊者，余手边无之，容当觅得，再以补人。此君已忘其姓名，惟闻其留学德国，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任教。

　　余与适之讨论老子年代问题，绝不止三数次。余曾问适之，君之《先秦哲学史》，主张思想必有时代背景。中国古人所谓知人论世，即此义。惟既主老子早于孔子，则老子应在春秋时代，其言亦当根据当时之时代背景而发。君书何乃上推之《诗经》，即就《诗经》来论时代背景，亦不当泛泛说乐天派悲观派等五种人生观，认为乃老子思想之起源。当知乐天悲观等分别，历代皆有，唐诗宋词中何尝无此等分别。即如最近世，亦复有此五等分别。何以老子思想独起于春秋时代，仍未有所说明。且如老子以下，孔子墨子各家思想，亦各有其时代背景。君书自老子以下，即以思想承思想，即不再提各家思想之时代背景，又何故，适之谓，君之《刘向歆父子年谱》未出，一时误于今文家言，遂不敢信用《左传》，此是当时之失。然对余之第二问题，则仍未有答。

　　此后适之见余，再不乐意讨论老子，而别撰《说儒新篇》。在彼撰稿时，屡为余道其作意。余随时告以己意。如是者数次。适之说儒终于成篇，文长五万字，仍守其初意不变。其说既与余上古史堂上所讲意义大相背驰，诸生举适之此文设问。余遂于堂上明白告诸生，余所持与适之说儒不同之所在。诸生或劝余为文驳论。余告诸生，学问贵自有所求，不应分心与他人争是非。若多在与他人争是非上分其精力，则妨碍了自己学问之进步。《孟子》一书，只在申孔，不在辟墨。遇两说异同，诸生贵自有折衷，并余已将今天堂上所讲，一一告之适之，不烦再为文辩论。遂拒不为。诸生乃浼余助教贺次君即就余讲堂所讲撰一文，刊之北大史系同学在天津《益世报》所主办之副刊上。适之见之，大不悦，但亦未撰文反驳。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欲次君别为一文自解说，次君拒之，谓所辩乃本钱师之说，不能出尔反尔。不得已，主编此副刊之同学乃自为一启事，解说此事。自后余来香港，某君在《港大学报》上刊一文，专为讨论适之说儒，余始别为一小篇，追忆前说，则已上距当时十年外矣。今余此文，已收入余之《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二集。

　　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上述老子孔子两氏不过其主要之例而已，闻有北大同事之夫人们前来余课室旁听，亦去适之讲堂旁听，退后相传说以为谈资。惟一时所注意者，亦仅为一些具体材料问题解释之间，而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一大问题上，则似未竟体触及也。然孟子所谓余非好辩，亦不得已也。余深深了此意境。

　　又一日，适之告余，得商务来书，嘱编一中学国文教本。彼谓，君在中学任教国文课多年，对此富实际经验，盼我两人合作，共成此编。余告适之，对中国文学上之意见，余两人大相违异，倘各编一部中学国文教科书，使国人对比读之，庶可有益。倘欲两人合编，其事不易，并使他人亦无可窥其底里，遂拒不为。此事遂亦作罢。时适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国哲学史，而改授中国白话文学史。惟余与适之在文学方面甚少谈及，以双方各具主观，殊难相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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