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有商业银行上市计划的一些思考

　　目前，工、建、中、农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计划在2005到2006年间整体上市。国有行业银行上市有其深刻的国内外经济背景：中国股市低迷导致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遭受损失、长期通货紧缩导致的内需不振、WTO规定的对中国金融业的保护期限即将到期以及随之而来的必须执行《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的刚性规定等等。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时间表与操作程序各不相同，但其实质就是意味着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彻底脱离国家的宏观政策调控和保护，完全交由市场规律掌握和接受跨国资本的打击。

　　国有金融业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根据许多国外经验来讲，如不做好准备就开放就可能造成危机。金融稳定实际上是稳定整个经济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稳定整个社会的关键，而银行系统的稳定是金融稳定的核心。因此中国政府明智稳妥的办法就是按照国内经济改革的进度、金融业完善的程度尤其是本国经济力量与国外资本力量对比的情况来开放本国的金融体系。国家的经济安全在决策权重中要高于经济效益。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政治环境都极为复杂的发展中的大国来说更是如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对外资开放这类政策的推行必须慎之又慎，必须符合国家的长期经济与产业战略，必须最大限度地有利于本国的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

　　国有商业银行坏帐数额巨大和利润低下是执行了国家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的结果，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是多年积聚起来的，是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的综合反映。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家银行，承担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及国有企业改革的大量成本。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虽然增多了，但换来的是中国社会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没有银行承担这些成本，中国不可能在二十三年的时间里GDP从占世界的第11位上升到第六位。历史问题要有较长的时间来解决，而不是试图以赌博投机的手段在极短的时间内消除。

　　虽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达25%（实际上有可能高达40%），之所以没有象真正的商业银行那样倒闭或者引发重大信用和金融危机，完全是因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事实上是在享受类似国家主权的信用。其社会信用程度相当高，只要不在现金流通上出现问题、发生支付困难，就能维持正常运转。这是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的一大优势，再没有获得更好的保障以前，这样的优势不应该自我放弃。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国有银行系统虽然有很高的银行坏账，但是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仍在政府可控制范围之内。如果在政府丧失资本管制手段的前提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外资控股导致国内储蓄者丧失对政府对其银行存款提供的担保的信心，将造成居民挤兑的局面。部分大银行的支付问题演变为全局性的流动性危机。中央银行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加大货币供应量，造成高通货膨胀。最终居民将减少以银行存款形式保有的储蓄，导致支付体系崩溃和信贷萎缩，并最终形成全面的经济危机。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的居高不下，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困境无法得到解决。由于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均以盈利行为主要目标，因此对效益低下的国有企业进行“断血”，引发了连锁反应——国有企业难以偿还贷款，导致国有商业银行的呆坏帐增加。这些呆坏帐缺乏消化的渠道，因此国有银行的上市计划可以说是最后的救命稻草。值得注意的是上市要求呆坏帐率必须在10%以下，实际上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标准，最终手段还是要将国有商业银行的损失转嫁给普通投资者。《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资本充足率，也就是银行资本（核心资本加附属资本）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必须达到８％，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４％。１９９５年的《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８％。发行股票筹集资金补充银行资本甚至引进外资，就成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一个合理的甚至是必然的选择。同样计划上市的交通银行就打算把15%的股权出售给美国花旗银行。根据亚洲金融危机何阿根廷金融危机的教训，如果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结构调整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并且流入的大量资本是由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决定的，良性循环可能迅速变成恶性循环。

　　现代金融体系有两个重要部分，一个是银行体系，另一个是资本市场。证券市场的混乱是很危险的，但如果证券市场跟银行的关系不是很密切，即证券市场发生的风险不波及到银行的话，那么后果不会很严重。但是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那么不可避免地将要受到股市风险的影响。国有银行系统原来与股市存在着的互相制约功能将不复存在，其间的弱点将完全被国外巨额金融游资所利用，极易引起98年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大灾难。众多普通储户和小投资者的资金安全更加得不到保障。因此，从社会稳定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弊大于利。同时由于国有银行资本金数额较大（我国四家国有银行的资本金有四千多亿元，仅工商银行一家就达两千亿元），而股市总容量相对有限（目前将近五万亿元），因此，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将引发大规模的投机与通货膨胀。值得注意的是这类结果正是某些利益集团所预期的，与其一贯主张的拯救股市与消除通货紧缩的主张高度一致。

　　我国经济改革与开放进程总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所误导，被跨国资本势力一步步逼上梁山。从国有企业的改制、到国有企业的上市，再到国有企业的减员增效。带来的是对外经济安全度的降低、国有资产流失和失业人口剧增的结果。在WTO条款的威逼下，酝酿中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计划已经是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此次国有银行的上市计划实在是最后的冒险与最大的赌博，带有极为盲目的投机性。从力量对比的角度来分析，即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全部上市，吸纳国内股市的全部资金，它们的力量还是不足以与国际巨额金融游资相对抗。而且脱离了国家政治力量的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在跨国垄断资本面前不堪一击。最终不得不按照国际规则办事，自身完全被控制。国有金融系统的崩溃将使得中国经济的最强有力的一道防线失守，其最终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被跨国垄断资本集团全面控制。这将在政治上和国家安全方面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

　　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速度，从全球来看，属于较快之列。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加入了WTO，签署了服务贸易条款，但迄今为止仍未对外资银行开放本币业务，并对外资银行实行地域限制。目前，外资银行资产占中国银行体系总资产的比重将近3％，低于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比例。但通过调查发现，美国外资银行资产仅占其全部银行体系资产的3%，澳大利亚、比利时为5%，加拿大为7%，法国为8%，南非为2%，意大利、瑞士、挪威为1%，而丹麦、芬兰、瑞典竟为0%。这说明，即便是号称自由开放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并不意味着必须完全开放金融业务。因为过度依赖外资银行，让外资控制整个银行体系，将导致国家金融主权削弱甚至丧失。而从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来看，封隔或限制非本国居民获得本币是遏制货币投机的有效手段。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当时中国如果不是对资本账户进行了严密控制，那么中国将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地指出，国际货币基金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步骤是：首先鼓动进行私有化，更准确的说是腐败化，动辄数亿美元的项目意味着数千万美元的回扣，诱惑官僚出卖本国利益充当买办；
私有化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西方金融资本自由进出；
一旦外资流出造成经济危机压力，国际货币基金就会要求这些国家将大幅度提高利率，经常达到３０％、５０％甚至８０％的高利贷水平，结果打击了民族工业并耗光了国家财富；
最后就是发展中国家丧失了一切自我保护的手段，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百依百顺。斯蒂格利茨还指出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因为违背而恰恰是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旨意。阿根廷曾经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推行最彻底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终却陷入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这值得我国在经济体制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引以为鉴，谨防也跌入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陷阱。

　　一个运转良好，能抵抗各种危机的市场恰恰就是受到国家力量严密保护的市场。中国国有金融体系是中国国家经济权力和自我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中国国有金融体系必须扬长避短来面对WTO的压力，对外资以及民间资本开放何种领域，必须按照有利于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工业体系和健全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标准来衡量取舍。国有商业银行的诸多毛病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不可能设想一旦上市之后就药到病除。对一个大国来说，单纯的市场效益远远不如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的现实有效性来得重要。市场化与股份制不能解决任何经济现实问题，只是存在一个危机转嫁与利润集中机制。国有商业银行的种种上市计划是从个别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从国家经济安全与经济主权的立场上来看待经济问题。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与发展战略就是改善就业环境、扶植战略力量以及增强国民经济的对外竞争地位。国有银行体系的改革措施必须以实现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长期经济战略为最高目标。

　　为了稳健有效地应对国内外各种经济与政治压力，政府可以考虑允许其他非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以达到利用外资而不被其控制的效果。为执行《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规定，可以考虑发行特种债券来补充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考虑恢复以人民银行为领导，四大专业银行合作分工的体制，以绕开WTO条款的限制。同时避免内部盲目竞争，对外形成有效的国家经济与金融斗争的力量。在中国当前的混合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并未成熟，不同的经济成分需要不同的金融体系与之相对应。国家需要掌握强大和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国有银行体系正是这种强大有效的工具之一。

　　金融体系不宜以简单的市场化和股份制标准来整齐划一，这等于是从右的方面重犯计划经济时代的错误。金融体系的战略任务是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保持货币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目前后三项战略任务中所获得的成效巨大，因此今后金融体系的改革必须将促进就业放在第一位，以此保证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性。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是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决策者必须借鉴历史经验，以找到有效的现实路径，制定有效的良好有效的经济战、金融战与货币战的战略，以捍卫本国整体经济利益与良好的发展前景。

　　写于2003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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