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温?施罗斯伯格和上海“魔方”

　　 　　在我的感觉中，上海可能是全世界跟纽约最相似的一个城市了。现在上海造的大楼比纽约多得多，但上海的文化内涵与活力跟纽约很像。 　　 　　64岁的美国设计师埃德温•施罗斯伯格（Edwin Schlossberg），是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海企业联合馆的主设计师，他身材高大，华发丛生，言辞简约。埃德温有个好听的中文名字，叫“席洛文”。
　　对中国古典文化兴趣浓厚的埃德温引用“庄周梦蝶”这个典故作为名为“魔方”的上海企业联合馆的设计理念，这座长方体半透明的建筑体有了神奇的梦幻色彩，华灯初上时分，透过镂空的外围，人们将能够清晰地看见“魔方”的内部建筑结构。埃德温的搭档、“魔方”主建筑师是看来温文的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张永和。
　　埃德温•施罗斯伯格引人关注的身份还包括，他的夫人是遇刺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唯一女儿卡罗琳•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1963年，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几天后，一个身穿短外套、白童袜与黑皮鞋的小女孩跪在母亲杰奎琳身旁，小心翼翼亲吻覆盖着父亲肯尼迪灵柩的旗帜，这一幕长久定格于美国人心中。被称为白宫“小公主”的卡罗琳•肯尼迪，父亲遇刺在她6岁生日前夕。
　　这个家族的成员个个长得都像电影明星，走到哪儿都能让闪光灯闪个不停。所以，当1986年，埃德温与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小他12岁的卡罗琳•肯尼迪成婚之际，有2000多人簇拥在他们举行婚礼的教堂外观礼，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是美国历史上充满传奇与悲剧色彩的政治家族，卡罗琳的叔叔罗伯特•肯尼迪，1968年在竞选总统期间遇刺身亡；母亲杰奎琳，1994年殁于癌症；卡罗琳唯一的弟弟小约翰•肯尼迪，1999年驾驶飞机在大西洋上空遇难……种种变故，让埃德温与卡罗琳夫妇远离政坛，多年来卡罗琳投身于教育与公益事业，他们秉持低调，留给外界想象无穷。
　　就像记者面前的埃德温，当一旦被问及与肯尼迪家族的相关事宜时，他总是适时思忖，他的回答，惜字如金、滴水不漏。这是优雅涵养下的一种自我保护性的距离感，这位绅士无懈可击。
　　事实上，埃德温•施罗斯伯格不止是肯尼迪家族的女婿，他用他的才华印证自己正在走一条不同的路。
　　埃德温完成的首个博物馆项目是为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设计学习区域，当时的博物馆大多采用以人造制品为基础的展示方式，但埃德温大胆突破常规，将学习区打造成一个寓教于乐的实验室，让儿童在愉悦氛围中亲身参与实践，从中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1977年埃德温开始创办的ESI设计事务所（ESI Design）涉及诸多领域，作为ESI首席设计师，埃德温开创的体验互动式设计概念被成功运用于博物馆、公共空间、零售门店与商业营销系统中。
　　埃德温的作品还包括：洛杉矶儿童博物馆、纽约艾利斯岛美国家族移民史中心、艾利斯岛移民博物馆、国家航空航天局斯坦尼斯航天中心、纽约时代华纳未来展品之家与纽约世界反饥饿行动中心等。数十年来，他的艺术作品曾多次以个人或者团体形式进行展示，并被遍布世界各地的博物馆永久珍藏。在上海接受《新民周刊》记者专访时，埃德温•施罗斯伯格强调了个人努力在他的人生中毋庸置疑的决定性作用。
　　
　　“我的野心是继续奉献出好作品”
　　
　　《新民周刊》：接到上海的“魔方”项目，你怎么想？
　　埃德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之前我从未来过上海。虽然我对中国蛮熟悉，因为我本科毕业于哥伦比亚学院，之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英国与美国文学及物理学两个博士学位，本科生与研究生阶段我都学习了中国文学。
　　后来我到了上海，感到非常激动，在我的感觉中，上海可能是全世界跟纽约最相似的一个城市了。现在上海造的大楼比纽约多得多，但上海的文化内涵与活力跟纽约很像，我喜欢，呆得也很舒适。中国我就只到过北京和上海，它们各有其特点，很难比较。比如，北京我去过鸟巢、长城，都是了不起的建筑，让我记忆犹新，北京感觉像华盛顿；上海更具有活力，我比较适应。
　　《新民周刊》：你提出的“魔方”设计理念缘自中国古老典故“庄周梦蝶”，怎么想到的？你也跟庄子一样做了个梦吗？
　　埃德温：我来上海工作的半年间，拜访了上海很多博物馆包括城市规划馆、上海科技馆及许多居民区，后来我在从上海回美国的飞机上想到，我要把我大学时代读的中国书籍重读一遍。回去之后，我重翻书，看到“庄周梦蝶”这个典故，从一只蛹蜕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这跟上海能实现自我转变的主题非常契合，蝴蝶是创造者，我觉得这就是上海所需要的一种品质。
　　《新民周刊》：对于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你有怎样的期望？
　　埃德温：我感觉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非常辉煌、成功。上海这个城市很有趣，上海方方面面非常重视世博会，邀请出色的设计师参与这个项目，上海世博会的项目比以前大部分世博会的项目都大得多。
　　《新民周刊》：中国近年来修建的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哪些让你有印象？
　　埃德温：比如上海科技馆，我非常喜欢，它很漂亮，展品也有趣。有一点让我惊叹：人们参观这个科技馆一般要花6个小时，这非常久了。
　　《新民周刊》：作为一个设计师，你有你的野心吗？
　　埃德温：我的野心是继续奉献出好作品。让别人能够欣赏自己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最需具备的素质。
　　中、美之外，我在日本、中东、欧洲都做过项目，目前在投标阶段。我喜欢纽约，纽约的建筑风格很多元化，来自日本、中国、洛杉矶等地的设计师都在纽约设计楼宇。对于不同的声音，我很欣赏。
　　《新民周刊》：一个建筑的落成过程中，建筑师跟设计师关系如何？我们许多人往往对建筑师的印象更深。
　　
　　埃德温：如果说设计师跟建筑师配合很好，他们同等重要。当然，有时人们会觉得好像建筑师很重要，那是因为建筑师的工作成果比较具体，人们容易理解；而我们设计师的想法是种灵感，比较抽象。
　　《新民周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中国建筑师？
　　埃德温：我对张永和先生印象非常深刻，此外我还没去过其他中国建筑事务所。张永和先生有一个20人的建筑师团队，都很出色。他们什么地方比较好？他们不光看建筑的外形，还看它的一些社会效益与功能，比如这个建筑建好后，是否方便使用、对环境有何影响等方面张永和先生考虑很多，我觉得他是了不起的建筑师。
　　
　　设计应该是一个探索性过程
　　
　　《新民周刊》：你最满意自己的哪项设计？
　　埃德温：对我而言，我现在在做的这个项目往往让我感到最激动。这份工作什么最吸引我？我想应该是完工后我重返自己设计的场所，看到人们在如何使用它，并且非常喜爱它。
　　《新民周刊》：当年你设计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学习区域时，提出“互动式理念”，这个想法从何而来？
　　埃德温：大部分博物馆都是展示静态物品，但孩子更喜欢动态的东西。比如，孩子们喜欢把东西拆开来看，然后重新组装。
　　我的设计不应该是一个静态展示，而应该是一个探索性过程，这是我的基本设计理念。孩子对世界的这种探索更为重要，也比展示静态物品更为有趣。
　　《新民周刊》：你是怎么创建ESI设计事务所的？
　　埃德温：1977年我创建了ESI设计事务所，此前我相当于是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的专门设计师，1970年我开始为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工作，直至1976年。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开放之后，许多人找我做设计，我需要帮手，于是决定成立自己的事务所。
　　也有困难时期，“9•11”之后我的5个项目全部停掉，资金匮乏。但我的运气好，不太久我又有了新业务。应该说整个创业过程比较顺利，业务蒸蒸日上，一开始我有2个雇员，现在有70个雇员。
　　《新民周刊》：你参与设计了许多博物馆，包括移民博物馆，移民史本身很枯燥，你怎么会享受这种看似无趣的设计？
　　埃德温：某些话题看上去比较复杂或枯燥，但对我而言正是一个有趣挑战，通过我的工作，我把这些表面看上去枯燥的东西转化为具体的、生动有趣的东西。
　　比如，我设计了纽约艾利斯岛美国家族移民史中心，当初移民来美国时，船舶驶到艾利斯岛上，许多乘客签了名，他们的名字组成一个目录。通过我们这个设计，今天的美国人可以看到，当初他们的祖先在目录上签了名，他们的祖先就是乘坐这艘船从欧洲来到美国的。这是我感到我的工作很有意义的一部分。
　　《新民周刊》：你怎么会去设计纽约世界反饥饿行动中心？
　　埃德温：当时有个叫“Mercy Call”的组织委托我做这个设计，“Mercy Call”在世界各地帮助历经自然灾害或战争折磨的社区百姓重建他们的社区。我的工作就是通过我的设计让人们了解“Mercy Call”的价值。
　　首先，我们建立了专门培训反饥饿工作者的团队在世界各地工作。通过我们的培训，他们可以用拍摄录像、经由网络传给纽约世界反饥饿行动中心做统一展示等方式描述自己的工作，人们对这个组织的功用就一目了然了。
　　其次，我们还有个专门的模拟空间。比如，某地发生地震，通过该模拟空间可以让人们知晓震后人们首先得做什么，让人们能自救、恢复生产，帮助更好地重建社区。
　　最后，告诉人们怎样将热情转化为具体行动。我举个例子，战争之后，世界各地具有同情心的人们都渴望给战争中的受难者送去食物，但他们没有方向，通过我们这个设计，比如，让他们通过互联网获知不同情形下如何帮助战争中的受难者，让人们更有效地将自己的热情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帮助。
　　
　　互动的经验让人快乐
　　
　　《新民周刊》：你目前做的事情跟儿时的梦想有区别吗？
　　埃德温：比我小时候想的要好得多！现在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工作，还能创造一些场所让人们喜欢，对此我深感欣慰。
　　《新民周刊》：现在你的工作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埃德温：我几乎24小时都在工作：做梦时可能有一个灵感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发呆时看外面的景色，有时也会想出一个好主意……我的工作与生活已融为一体。
　　我觉得现代生活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人口已70亿，地球如此拥挤，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这样一个地球上发现生活的乐趣，找寻到与人共处的快乐。
　　《新民周刊》：你如何寻觅到与人共处的快乐？
　　埃德温：你要创造一种互动的经验让自己感到快乐。比如，你去剧院看场戏，如果观众们心有灵犀，大家都在某个时刻保持欢笑或静默，那时你会感觉这幕戏剧对你冲击力更大，因为那时你感觉到与他人之间的互动。
　　《新民周刊》：平时你有哪些爱好？
　　埃德温：可能是职业要求，设计师需要什么都会一点，我有许多爱好：我喜欢写诗、做一些艺术品，我还喜欢自己造房子。我写过《互动的卓越性》（《Interactive Excellence》），目前我在写一本新书。让我感到非常兴奋的是，通过我的设计让更多人了解我学会的新东西，这是工作带给我的诸多乐趣之一。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当下许多中国年轻人满足感降低这个问题？
　　埃德温：我想这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现象。我感觉还是要与人沟通，这能带来满足感与快乐感。比如，你买了个iphone（苹果新型移动电话），很好，但如果只给自己看，而不通过iphone跟别人联络的话，我想你这种快乐感也不会长久，关键就是通过这些现代工具实现你与他人的互动，仅这些东西本身没有多大意义。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目前中国需要怎样的设计师？
　　埃德温：随着全球人口的膨胀，特别现在有许多新的沟通方式，包括互联网等，我想如今的设计师恐怕要有一些转化了，你仅仅把一个地方弄漂亮了不够！你需要让人们拥有更多的相互沟通与互动。
　　能够建立起一个社会沟通网络，让人们通过参加展览等方式彼此交流――我觉得现在中国最缺乏的是这类设计师。
　　
　　“我们希望过平静生活”
　　
　　《新民周刊》：你自认个人努力占据你成功的多大比重？
　　埃德温：我100%都是靠我的个人努力实现成功的。我的成功与所谓肯尼迪家族光环没有任何关系。
　　《新民周刊》：能谈谈你的夫人卡罗琳•肯尼迪吗，你们是怎么相识的？
　　埃德温：在一次晚宴上我与卡罗琳相识，她令人赞叹，我感觉非常美妙。
　　《新民周刊》：我知道目前你和你的夫人卡罗琳都在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任职。
　　埃德温：我的夫人卡罗琳是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董事会的董事长兼主席，她等于主掌大局，我主要做些基础性工作，比如，我帮他们设计约翰•肯尼迪总统图书馆的博物馆和网站等。
　　《新民周刊》：身为肯尼迪家族成员，你是否感到有某种压力？
　　埃德温：肯尼迪家族成员这个身份让我感到快乐，没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公众对于肯尼迪家族的种种好奇眼光。
　　《新民周刊》：身在肯尼迪家族，你怎么看待外界对于你们的关注？
　　埃德温：我想我们算逆来顺受吧，不是说你喜不喜欢，它就是这样存在着的，你没有办法，你必须得去面对这个现实，这不是你个人能够选择的问题。
　　但我们不会去主动炒作自己，我们不愿意这样做，我们希望过一种非常平静的生活。这种公众关注，你无法逃遁。总之我们得低调。
　　《新民周刊》：你怎么教育你的孩子们？
　　埃德温：我有3个孩子，我觉得他们都非常出色：我的大女儿在哈佛大学念书，大三了，学文学；二女儿在耶鲁大学念大一，还没分专业；我的儿子在念高二。
　　他们都有很好的学习方法与生活理念。当然，我和我的夫人卡罗琳也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氛围吧，因为我们俩都喜欢学习新生事物，比如我们常读书、听音乐会、去剧院……我们有不断获取新知的好奇心，我想这对我们的孩子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新民周刊》：对于肯尼迪家族，你的孩子们会有多强的认知？他们会刻意将自己与肯尼迪家族联系起来吗？
　　埃德温：当然，我的孩子也跟肯尼迪家族往来颇多，但他们不会利用肯尼迪家族这个名头获取好处，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成功，他们会去过自己的生活。
　　《新民周刊》：你和你的孩子们如何理解肯尼迪家族的不幸和历史上的伤痛？
　　埃德温：的确，这是非常痛苦……但是，生活就是这样，它有痛苦的一部分。这并不代表生活不公平。
　　《新民周刊》：什么时候你感觉最为幸福？
　　埃德温：（笑）跟家人在一起，就是我最大的幸福，我不会为了工作牺牲掉跟我的家人的相处时间。另外，突然间的灵感乍现，也让我感到十分幸福。
　　《新民周刊》：美国总统初选中，卡罗琳表示公开支持奥巴马，一度也有卡罗琳有意角逐纽约州参议员或入阁任奥巴马政府教育部长等传闻，你怎么看？卡罗琳对参政还有热情吗？
　　埃德温：我们等着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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