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郭德纲

　　 　　我面对当今相声界的“假恶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实话，因为我说了实话，许多虚伪的谎言也就被无情地揭穿了，所以我会被业内人士如此地痛恨。 　　每次来到上海，郭德纲总显得行色匆匆，更有趣的是，这位当今相声界首屈一指的“大腕”每次在上海短短的逗留，往往还会遇到麻烦的下雨天。
　　1月18日，突如其来的冷空气，伴着寒风与阴雨，给申城带来了一丝阴霾。位于武夷路上的长宁体操中心却是少见的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与阴雨天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可容纳3500余人的座位上、狭小的过道里，甚至在安全出口处，只要是剧场内能够坐着或者站着的地方，几乎都挤满了“德云社”的“钢丝”们，等待着郭德纲带来的相声专场。曾几何时，连一代大师侯宝林都没能改变的“相声不过长江”的局面，如今却让这位出身草根、自称“非著名相声演员”的郭德纲，看似理所应当却又极不寻常地改变了。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欢迎郭德纲！”在观众热闹的掌声中，主角郭德纲亮着光光的脑门子，咧着嘴，意气风发地大步走上舞台：“北京的观众都把于老师当偶像，有道是金碑银碑都不如于老师身上的石碑……要说我最喜欢的男歌星，那肯定就是李宇春了！”很少穿白色西装的他一开场便“按惯例”大肆调侃老搭档于谦，还时不时地拿李宇春等娱乐明星开涮，就连“住房按揭”、“汽油涨价”、“股市大跌”等近期焦点问题也无一逃过他那出了名的“毒嘴”。“批评”之后，郭德纲倒也不忘“自我批评”，一个劲地拿不久前发生的在旁人看来令他名誉扫地的“藏秘排油广告”事件大加自嘲……
　　演出热热闹闹地持续了4个多小时，郭德纲返场5次依旧欲罢不能，一番“快意恩仇”的宣泄让台下的上海观众一边学起了北方观众惯用的“吁”声起哄，一边又直用上海话嚷着“笑勿动了”。
　　如果说，18日晚上的郭德纲是观众们最为熟悉、最为喜爱的相声演员，那么第二天上午的郭德纲，或许更像是所有“纲丝”们都不曾见过的一位京剧戏迷。1月19日上午10点不到，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郭德纲毫无倦色地出现在了徐汇区中心医院的病房之中，他和自己的学生们一起，来看望心中仰慕已久的偶像――著名京剧“麒派”表演艺术家小王桂卿先生。脱下了大褂的他似乎也把台上的“江湖气”一扫而光，在小王桂卿先生面前，郭德纲一改往日常见的油嘴滑舌的形象，对老艺术家如同“粉丝”一般虔诚、敬仰，倒弄得与之初次见面的小王桂卿先生不好意思起来。很明显，郭德纲此次是有备而来，就“南派京剧”的艺术特色向小王桂卿先生问了一连串极为专业的问题，老爷子也是兴高采烈，连唱带做比划与郭德纲聊开了好几出久绝舞台的独门好戏……爷俩虽然年龄上差了近50年，但一聊起京剧“麒派”艺术，顿时如同老友一般，好不投机。
　　这次难得的见面历经3个多小时依旧欲罢不能，到了中午，郭德纲做东请老先生夫妻二人吃饭，在饭桌上继续探讨着京剧艺术。午宴之后，郭德纲亲自送二老回医院休息，意犹未尽的他与小王桂卿先生相约开春之后，进行独门戏的抢救录像工程。“这是近几年来北京‘德云社’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回酒店的车上，郭德纲向《新民周刊》记者详细介绍道，“我们自己从演出票房中拿出这笔钱，为全国各地的戏曲、曲艺老艺人们留下独门绝技的珍贵影像资料。有的老先生也许只会三出戏，可这三出只有他会，再不抢救就没有了。所以我们有义务把这些老祖宗的好东西传下去。这两年来我们在北方已经抢救做了近1000出剧目的录像，现在，我希望能在南方继续做下去。”
　　也就在“德云社”下榻的酒店，郭德纲接受了《新民周刊》的独家专访。一袭黑色的瓦萨其短袖汗衫，加上一条豹纹睡裤，有趣的着装搭配显得这位艺坛风云人物异常地“卡通”，手里还握着两枚硕大光滑的核桃，时不时地转上几圈，自称是“相声界的习惯，可以舒筋活血”。翘着二郎腿，郭德纲与记者侃起了中国相声界。
　　
　　相声就没落在了他们手里
　　
　　新民周刊：有人针对你近年来的言行，把你称为“中国相声界的王朔”，你同意这种看法么？
　　郭德纲：（哈哈大笑）是么？也许人家是觉得我和王朔骂人的时候挺像的。我倒是听见过人家称我为“相声界的王海”，因为我经常充当“打假”的角色。其实我真的不爱骂人！我们家虽然称不上书香门第，但也是正经人家啊，没有什么“痞子”、“流氓”。我至今面对我的父亲还有一丝胆怯，看见过我和我爸爸说话的人都觉得我们“更像两个互相尊重的朋友”。从小我就被教育要尊重别人，我也是那么做的。但我面对当今相声界的“假恶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实话，因为我说了实话，许多虚伪的谎言也就被无情地揭穿了，所以我会被业内人士如此地痛恨。
　　新民周刊：能举个例子么？
　　郭德纲：比如说，有的相声演员说，相声只能维持在15分钟之内，长了观众不要听。但我说得最长的一段相声长达1小时15分钟！谎言就被打破了。再比如说，有人认为传统相声到今天已经没有意义了，但我们“德云社”的节目，绝大部分都是传统段子啊！我说，“德云社”为什么红火？因为“传统相声让我们赚钱”！那位看不起传统的“艺术家”自然就不高兴啦。那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不要骗人。如果我们的相声界能够抛弃尔虞我诈，更多地团结在一起，那该多好！我这个人不愿意中庸，因为我厌倦了虚假！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指责、非议、谣言会这么多的原因――因为我用我的正直触犯了行规！
　　新民周刊：你将矛头指向相声界内部，所以才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弹。
　　郭德纲：中国的相声界到了今天，让人觉得很尴尬。我甚至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严格意义上的相声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为什么呢？传统概念中的相声，有着自己的一套很严格的程式、理论和体系，已经有了百余年的传承。小孩子拜师之后，开始当学徒，师父往往先不教戏，而是带着你进剧场去“熏”，去感受，这样的过程长达两三年。等到学生有了感觉，他的艺术视野也就开阔起来了。这个时候，就是主观上的“想学”，抓住演出机会，让师父看到你的苗头，培养你，那么今后就可以一点点地“拿零钱”了（指师父们演出分下来的零钱）。再通过自己两三年的实习，逐渐就能够在舞台上站稳脚跟了。所以，以前要出一个相声名角，往往至少要花个10年左右。不要以为相声是不入流的，它有着很高的智慧。我们常常讲究“技问之学”：“技”，就是出我口入你耳，这需要大智慧；“问”就是要勤学多思，这需要大德行。这些约定俗成的传统方法很科学，可惜到了“文革”，被完完全全地破坏殆尽了。老艺人越来越少，年轻的相声演员又跟不上，于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断层”。
　　新民周刊：“文革”后相声界涌现了一大批至今活跃在当今舞台上的相声演员，难道他们没有填补这一空缺么？
　　郭德纲：说到这里，又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既然我是“王朔”，也不怕得罪人了。“文革”后之所以会出现一大批相声演员，是因为当时的时代需要笑声。人们的思想已经被禁锢了10年之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迫切地需要笑声，需要发泄。随便谁在台上说相声，不管好笑不好笑，老百姓都会觉得可乐，因为他们太久太久没有公开地笑过了！相声掀起一个空前的高潮，于是，有一大批从其他行业里跳出来的年轻人开始说相声。我曾经做过统计，这批人当时基本在２5岁到30岁之间，以前都是从事其他行业的，从来没有过学相声的基础，就是这样一批“非专业演员”，摇身一变，成了专业相声演员！他们契合了时代的脉搏，迎合了发展的需要，我把他们称为“聪明的相声演员”。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电视传媒的蓬勃兴起又把这批相声演员包装成了“著名艺术家”，相声为他们带来了富贵荣华，而这批把持着舞台、只会说“晚会相声”的“艺术家”们却对不起相声，由于他们没有扎实的基础与传统的根基，他们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最终江郎才尽，有的下海做生意去了，有的搞起了行政工作，有的干脆移民海外……相声就没落在了他们的手里。所以我会认为，传统相声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灭亡了。
　　
　　相声演员说不好相声就是犯罪
　　新民周刊：你怎样看待你在中国相声界的崛起？
　　郭德纲：也许可以这样说，我郭德纲是中国相声界的另类。这和我的经历有关，我从小生活在天津虹桥一带，那是一个民间老艺术家们集居卖艺的好地方，他们时常会聚在一起自娱自乐一番。我父亲是警察，母亲是教师，平时工作都很忙，没空管我。于是我父亲就时常把我寄放在剧场里，我从小就是看着舞台长大的。你注意到没有？这暗合了我前面提到的传统教学方法里面的“熏感觉”。我是无意中被传统戏曲、曲艺艺术不自觉地熏陶出来的，现在我还按照这个方法培养我的学生们，通过“德云社”这3年来垄断国内相声市场的事实，我们充分证明了传统教育的科学之处。
　　新民周刊：那么多演员在说传统相声，为什么你说出来就是让观众觉得可乐，但同样的一段内容（例如《白事会》、《买面茶》等），换了别人也许就达不到那样的效果呢？
　　郭德纲：相声演员说不好相声就是犯罪，犯了“欺骗罪”。传统段子的词就这些，为什么有人就是说不好？因为你说得不对！你不是真会，而是在骗人。你与观众最大的区别就是你比他们多背下了这段词，可是你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说！所以我说有些人干相声这一行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中国相声界要肃清队伍的话，我看至少70％的人要改行。不要以为会说普通话就能说相声了，你们也太小瞧这门艺术了！一个好的相声演员，天赋要占60％，其次，还要勤奋好学，最关键的，还得要有人教。说相声是有技巧的，好的相声演员可以算得上半个心理学家，只要一上台，他就能牢牢地抓住你不放，让你乐你就乐，台下一个响动一点反应演员就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怎样控制局面。这是本事，是智慧，需要绝顶聪明。
　　新民周刊：你的作品描写的几乎都是些小人物，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向往着幸福生活，却又不乏尴尬、苦闷。
　　郭德纲：相声作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才艺展示，唱歌、戏曲、模仿等等；另一种就被称为“叙述型”。这类题材往往会选择十分草根、民间、生活化的片断。这和相声的定位有关，京剧是帝王将相的艺术，昆曲是才子佳人的，而相声绝不可能是庙堂文化，它只能反映老百姓的生活。所以我作品里即使出现“豪宅”，那也是老百姓心中的“豪宅”：永不停电、有电话、
　　早上有免费早餐……这样的内容对观众而言易于接受。人都有这样的心态：不愿意看见别人比自己好，只愿意看不如自己的。相声就能够满足这种心态。在相声里，主人公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倒霉事情都集中在他身上，在夸张中让观众觉得好笑。但我作品中的这些小人物不光“倒霉”，他们总还有点积极向上的小追求。尽管他们有性格上的毛病，有时候做事也并不光彩，但他们的性格一定是很可爱的，就仿佛活在你身边。在建国以来这类反映小人物的题材中，马三立、马志明父子的作品对我影响最大，不可否认我从中借鉴了很多表演形式。
　　新民周刊：那你怎么看待侯宝林的艺术？他对你的影响大么？
　　郭德纲：这个问题很棘手，但又不可回避，因为我的师父就是侯宝林大师的儿子侯跃文先生，对于侯家我有着很深的感情。
　　说起侯宝林先生，我认为他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物，同时又有着严重的“洁癖”。这和他在曲艺界的地位、身份也有着很大的关系，他的待遇是相声界前辈从未有过的，同时，他所面对的观众也往往很特殊，常常是毛主席、周总理、陈毅元帅等人，因此，他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提升、净化自己的相声，尽量多地改掉原有相声的草根意味。但侯宝林只能是唯一的，净化相声到了今天已经脱离了实际意义，仅仅成为相声界互相攻击的一件“理论法宝”。在我看来，侯先生净化相声的确是功不可没的，但这一成功的模式仅限于他，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达到那个高度的。
　　
　　凭个人力量无法拯救相声
　　
　　新民周刊：在相声普遍不景气的今天，“德云社”从默默无闻到一枝独秀走过了10余年路程，你还记得当年刚来到北京闯荡时候的艰辛么？
　　郭德纲：怎么不记得！当初我只身闯荡北京，连找一个合作说相声的人都很困难！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干，因为他们根本看不见希望，谁都不听我的。后来没办法，我才办起了“相声大会”（后改名“德云社”），没人搭档我就培养徒弟和我搭档！那个时候我说相声，来听的常常不超过10个人，要办下去多么艰难！最苦的时候，我生病高烧不退，没有药也没有钱去看病，硬生生在家里躺了两天，稍微好一些了又继续出门干活。还有一次，由于没有车钱，我从市中心徒步走回位于郊区的家中。从晚上10点走到第二天凌晨4点，鞋都磨坏了，脚上没有一块好皮，都走破了！就是从这样的日子开始，“德云社”发展到了今天，逐渐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
　　现在，我们的社员已有100多人，在北京办起了4个剧场，演出依旧供不应求。“德云社”也已经不是民间团体了，我们开办了文化公司，所有演员都采取签约制。近两年来我们还投资拍电视剧，要是顺利的话，新年过后我们的戏校也马上要开始招生了，学员学成之后直接与“德云社”签约。今后我们还要开创自己的服装品牌，专门做拍电视剧需要的各种服装。可以说，“德云社”未来10年的计划我都已经基本规划好了。
　　新民周刊：传统艺术如何走向市场？介绍一下你的成功经验。
　　郭德纲：“德云社”成功的经验其实很多戏曲院团都可以借鉴。现在戏曲市场不景气，无非是因为观众觉得戏曲不好看。这就需要我们反思，首先要找到愿意接受的观众群，逐渐吸引、扩大这个群体。了解了观众的想法，才可以对症下药。作为一个戏曲团体，首先要耐得住寂寞，哪怕只有10个观众，也要坚持，在不断发展、壮大观众群的同时也要不断丰富自己的剧目，把“货”准备好。还有一条很现实，也很重要，那就是需要做好赔钱的准备，没有资金的保证，是不可能有回报的，一切都要从“看坟守寡”做起。这三点都做到了，假以时日，没有不成功的。
　　新民周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德云社”没了郭德纲，会怎样？
　　郭德纲：如果没有了我，或许演出市场会有不小损失，但我相信“德云社”一定还是会存在的。无非我的学生们会走得更艰难一些。但我最大的顾虑并非市场，而是相声界的明枪暗箭。我怕他们还小，挡不了。我是苦日子里熬出来的，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我知道怎么应付这些事情，但我担心他们会受不了，会退缩。相声到了今天，凭我个人力量肯定是无法拯救的，“德云社”的出现充其量只是震动，主要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努力，这样才有希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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