鸵鸟行为有害于艾游滋病防控

　　艾滋病防控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媒体最近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汪宁表示，从去年1月到今年6月，我国内地平均每月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基本稳定在3000人左右。数据再次证实这样的判断：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正处在快速增长期。
　　艾滋病的流行改变了人们的种种偏见，使人逐渐克服无知和恐慌，使人不得不面对一个与艾滋病共处的处境，并使人必须正视艾滋病感染者群体的权益。艾滋病疫情从无到有、从罕见到多发直至严峻的态势，也改变了社会对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态度。
　　最初，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中，艾滋病只是一种资本主义腐朽化的特产，意味着社会的堕落，类似于上天的报应，而中国的传统和文化是防控艾滋病的牢固基石，与之相应，防控的根本途径，就是严防死守，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与世界上所有希望通过加固文化长城和国境控制而“拒艾滋病于国门之外”的国家一样，防线很快被突破了。
　　然而，“艾滋病是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病菌”的形象并未改变，人们认为它在中国的出现，与不道德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有关，它是一种淫乱病，是一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病。最重要的防控手段，就是严厉打击卖淫嫖娼和吸毒。至此，艾滋病还谈不上医学防控。这种道德化的认知，导致了以“打击不法活动”为艾滋病防控主要手段的行为。
　　艾滋病的去道德化，是随着那些因卖血为生的人们感染艾滋病而产生的。这些人生计困难，卖血维生，有什么道德亏欠，又有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呢？但他们大量感染了艾滋病。而且“打击不法活动”作为艾滋病防控方案，已经被性接触、吸毒行为等感染量不断上升的现实所否定。
　　终于，艾滋病防控从一个道德和法律问题还原为一个疾病预防和控制问题，卫生防疫人员成为艾滋病防控的第一承担者，高危场所出现了安全套，检测和向感染者派发药物成为日常工作，对感染者的道德怀疑与责难被更多的同情替代，简单的“可怕教育”换成了更多的知识普及，艾滋病人遭受的社会隔离被重视，高层人物甚至开始与艾滋病人握手，以示范人们应该对艾滋病感染者给予宽容的社会对待，而不是用恐惧去筑垒隔离之墙。
　　回顾艾滋病防控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可以清楚地看到疾病流行的规律怎样一再修正人们认识上的偏颇。疾病就是疾病，疾病防控是一个社会医学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和法律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依靠非医学防控的手段取得艾滋病防控的成功，无论是依靠道德教育，依靠宗教信仰，还是依靠严刑峻法，都不如一只安全套、一支安全的针管对防控艾滋病更加有效。同时，希望通过消灭那些社会文化或者社会管理上不受欢迎的行为来控制疾病的做法，最终会被证明为只不过是不肯承认现实的鸵鸟政策。不准在高危场所派发安全套，而希望根除高危场所使安全套变为不必要，就是这样一种做法。
　　今天，社会对艾滋病防控的认识是否已经完全转到客观的态度上来了，社会是否还存在着一些不承认现实的角落？答案是显然的。例如，性工作者在许多地方存在，这是客观的现实，社会十分强调对性交易的法律打击，但也容易忽视性工作者的相关权利，使得性工作者全面转入缺乏保护的地下状态，其中也包括造成了他们在艾滋病预防上的被动处境。再如，同性恋群体尽管已经获得比过去大得多的社会宽容，但他们的行为仍在法律的空白点上，他们生活在灰色地带，他们还不能在阳光下显示自己的存在，自然也很难主张自己的权利。我们能够从法律上来理解，一个人行为或有不当，但也应罚当其责，我们又何以认为一个行为不当或仅仅为我们所不喜的人，感染某种疾病会是一种道德上合理的结果？社会上还有多少未被关注到的人群，还有多少被我们视而不见的个体？
　　艾滋病与一切不幸一样更加眷顾处在弱势位置的人们。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艾滋病感染者生活在贫困农村，国际上绝大多数艾滋病感染者生活在不发达世界。弱势不仅是经济上的弱势，也是知识和信息上的弱势、权利实现上的弱势、政策保护上的弱势。这些弱势的叠加，使得他们面临更多的不利，当危险出现时更容易被击倒，当疾病流行时更容易被感染，当感染发生时更容易被忘记。关注艾滋病防控，本质上是关注弱势群体。艾滋病防控不是为着强者的安全，而是为着实现社会的公正，不仅是让未感染者不受感染，也要让被感染者得到权利的保护。
　　艾滋病与其他流行病一样，是人类面临的挑战，也是人类承担的不幸。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应当放弃一切鸵鸟政策，正视那些导致一些人更加容易被感染的社会现实，并且以体恤而非一味“打击”的态度去消除隔离，给予帮助，施加保护。（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杂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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