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培明,画布上的生死,搏斗

　　毕加索后,第二个走进卢浮宫办个展的人 　　 　　上海世博园法国馆前面,排成长队等候的人们隔着波光粼粼的水池或许就能望见,21块钢质画板上有42张孩子的脸,或嬉笑,或哭泣,或恐惧,或平静地与游客对望。当移动到足以看清作品全貌时,人群中开始有人小声议论起这些孩子的来历。
　　没有醒目的作品介绍,没有详细的文字说明,严培明黑白笔触下的《上海的孩子们》,是迄今将700多万名游客引入法国馆“感性城市”的第一件艺术品。
　　1999年,严培明在巴黎先贤祠举办个展《混血儿们的祭坛颂歌》。那是他于1996年创作的21幅索维托儿童肖像、21幅留尼汪岛儿童肖像,以及1999年创作的21幅奥比维利耶儿童肖像。63幅黑白单色的儿童巨幅肖像悬吊在半空中,从室外延伸至室内,凝成先贤祠祭坛上的庄严。
　　这一次,一样的尺寸,一样的黑白色调,一样的冷静严肃的视角,这42幅来自上海民工家庭的孩子的巨幅肖像,被认为是11年后的上海续篇。这些孩子跟随着父母从农村来到大上海,携着父辈的城市梦,很可能不能正常上学,时常面对来自社会中层的歧视、社会底层的暴力……他们脸上的疑惑、惊惧,明明白白映照着他们面对的这个陌生世界,而严培明试图用画笔,照出他们“赤裸的人性”。
　　这个出身在闸北区当年所谓“下只角”、父亲是职业杀猪者的上海画家,是近年艺术品市场上最强劲的一匹黑马。根据胡润2009艺术榜公布的数据:2007年严培明作品的总成交额是3620万元,2008年则是7363万元,涨幅高达103%;而2008年,中国前50位上榜艺术家的总成交额整体缩水25%。他的三件作品《毛泽东――中国的朱砂5》、《在我画室中的肖像――父亲及毛泽东》、《银色的李小龙》在2008年分别拍出1124、867、693万元。所以,一位在拍卖行操练了二十多年的老庄家告诉记者:“严培明,可以买。”
　　
　　“口吃是我创作的最根本动力”
　　
　　2009年2月,严培明在卢浮宫举办个展《蒙娜丽莎的葬礼》。在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相距30米的展厅正面,严培明以类似投影的方式,用灰色的笔调延伸了蒙娜丽莎身处的神秘背景。展厅两侧,是垂死的严培明注视着对面墙上他已逝的父亲。
　　“不装死,怎么能进卢浮宫?”严培明调侃着这幅自画像。卢浮宫以古代艺术收藏闻名于世,现代艺术作品能够抛头露面的机会实在屈指可数。这次个展,使得严培明成为第二位跻身巴黎卢浮宫举办个展的艺术家――上一位,是上世纪的毕加索。
　　严培明在上海度过了生命前20年。在他的童年记忆里,口吃始终是挥之不去的阴影。“口吃是我创作的最根本的动力”,在那个为了抵挡一切嘲笑挖苦而把自己封闭起来的世界里,他在“拼命寻找另一种不用开口就可以说出自己的表达方式”。慢慢地,他似乎发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发现了另一个世界。
　　他开始在板报墙上狂热地涂涂画画,要么回家为父亲画肖像。第一张素描是对着一张模糊不清的工农兵海报临摹,第一张色彩画画的是四川路桥。渐渐地,他跟一帮年纪相仿的小兄弟呼啸成群,学习画画,崇拜的偶像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陈逸飞、夏葆元等等。在18平米的家中,因为他占用了唯一的桌子画画,一家人站着吃了两个星期的饭。
　　“我就是一个画家,只喜欢画画。”自从找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这种美妙语言,他再没想过自己会有第二种人生。
　　1981年,21岁的严培明没能如愿考取上海工艺美院,但他不愿意就这样丢下画笔。带着自己的秘密语言,他飘洋过海到了法兰西,投奔在那里谋生的舅舅。一落地,先去皮包工厂做工――舅舅能做到的,是让他成为制包匠;接着去餐馆里洗碗打杂;巴黎美术学院又拒了他,这种种失意、艰难和孤苦,他早已习惯。
　　失意将他领进距巴黎3小时车程的第戎美术学院,这是林风眠曾经求学的地方。严培明不止一次讲起:“第戎美院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第戎是座颇有贵族气息的小城,活跃着一群引领当代艺术的先锋者和评论家。当巴黎美院的学生还在亦步亦趋画苹果时,第戎美院连教绘画的老师都已经去做行为和装置艺术了。
　　学装置的严培明却一门心思放在架上绘画:“绘画是很难的,因为这语言太古老了,大家都懂一点,你要是没有自己的特点和想法很难出来。装置是属于观念的东西,狡猾一点多半可以做成。”严培明当然选择难的。他早年从口吃悟出的秘密语言开始发酵,慢慢找到了自己的视角、切入点和力度。
　　“我确实是以一个孤儿、流浪汉的身份和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这种生活上的‘漂流’带给我的是一个独立思考、发现自我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才能实现一种创作上的自由,发展我自己独一无二的语言。艺术家要靠自己的观点、手法、语言在画布上说。”
　　
　　放弃色彩,归于黑白
　　
　　严培明的作品,给人留下更多的印象是永远单调的色彩:黑与白。正如他在每一个作品里只愿意讲一个故事一样:“这样的方式会被人们记住多一点。”用最简单的语言讲清楚,由强烈对比造成视觉冲击,是他的作品最独特的表现力。
　　严培明在法国求学时,西方后现代主义正在崛起。纽约渐成现代艺术中心,欧洲的一批新锐艺术家开始反思,对艺术的地域性、多样性进行系统梳理,并在传统上寻找忽略和遗忘的遗产,一批人开始重返架上绘画。严培明的脚步,正踩在西方后现代的频率上。
　　1985年,严培明决定舍弃彩色。他说这是上海人的小聪明:“处理颜色问题有一个困难,当你面对它时,所有大师的影子都会笼罩着你,你得很勇敢、很伟大。我是一个卑微的人,就逃避了,只画单色。”
　　他的画面变得单纯,尺寸却被极度放大。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油画部经理尤永这样形容严培明作画时的状态:“他把绘画变成了一种行为艺术。他作画的过程像是一场搏斗,他不是在描绘、涂抹或挥洒,他舞动着长刷子直接攻击画布、嘭嘭作响,颜料飞溅。”他将自己与画布置于一种攻守关系中,一阵进攻之后,再退后出局,远远地望着,谋划着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在他大尺寸的画布下,总是涌动着粗砺狂放的笔触和无与伦比的力量。1983年参观荷兰梵高博物馆时,他特地买了几张海报,趴在一边数起梵高作品上的笔触。他盘算着,自己得在更大的画布上涂抹多少次才能完成一幅作品,这时候他决定开始用更大的刷子,甚至几把绑在一起的刷子。他说,“大尺寸的作品给人的视觉冲击是巨大的。”这个经验,来自中学时代临摹大字报。
　　一位阿拉伯王子曾邀请严培明为他画一幅小尺寸的李小龙像,但他以李小龙只演过大银幕电影,没演过小荧屏电视为由拒绝了。严培明喜欢画大画,因为那是“能让人走进去的东西”。
　　策展人侯瀚如说:“严培明是这个时代最坚定和最不妥协的画家之一,看他强有力的作品,让人充分感受到紧张和冲突的力量,并意识到艺术与人生的密不可分。”
　　
　　我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在单色调的笔触下直面死亡,是严培明偏爱的主题。他在蒙娜丽莎葬礼的背景里加了无数骷髅,也把骷髅画在美元上。“面对死亡,你不能逃避。没有人能逃避死亡。”在自画像里,他常常躺在棺材里,或是吊在绳索上,或者直接就是一具骷髅。
　　严培明是在父亲去世后开始真正意识到死亡这个命题的。“当一个人开始懂事的时候,身边就陆续有人死去了,你会接触到殡仪馆、火葬场。当父母去世的时候,你会突然醒过来,意识到,快轮到你了。”这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关于死亡的创作。
　　他想象中自己的死亡是这样一个姿势:“两脚一伸,盖块白布,这个姿势是世界上最普遍、最简单的。”他还为自己的棺材画了两个手柄,“这个手柄一伸就送进冰箱了。”
　　但死在严培明的笔下永远敌不过生的诱惑。“我倒不怕死,怕的就是不能活。”
　　2008年,在美国的Life Souvenir个展上,他把为美军阵亡将士所作的肖像挂成一排,在对面挂上一组鲜红的新生儿的画像。走入展厅的观者,被置于生死的界限上,多少感到难以呼吸,最后总是更多地被红色那一面的生命所牵动。
　　在另一次展览的一幅自画像中,严培明脖子上套着绳索,但椅子尚未踢掉,眼睛仍在挣扎着转动。“有的时候很不想活了,但是生的欲望总是大过于死。”
　　生高于死,这想法在他年少时就懵懂出现。严培明那时的梦想,除了去电影院画海报,就是给逝者画遗像,想着“只要有人死去,我就有工作”。他将生死糅在一起,变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
　　2009年6月19日至10月11日,严培明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举办了个展《童年的风景》。空旷的展厅里,34幅印刷在半透明旗帜上的巨幅儿童肖像倒悬在半空中,在鼓风机的巨大引擎声中哗哗作响。
　　旗帜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被遗弃在医院里的孤儿,身上满是纱布、管子,惊恐地瞪着你,跌跌撞撞,充满挣扎。在鼓风机的吹动下,他们的脸在一个个瞬间扭曲成不同的表情,呐喊,哭泣,麻木,追问,千疮百孔,无依无靠,在列列作响的旗帜间向世界传达生的苦楚和悸动。
　　每天闭馆后,鼓风机停止了工作,一面面旗帜垂落在灰暗的背景中,孩子们干瘪了,安睡了,一切的悲伤、恐惧和愤怒都静静消散,四周寂静,如同一座坟墓――严培明为这个作品起名“下半旗”。
　　当新的一天来临,这些低垂着的孩子们又会重新获得生命,残酷而痛苦,继续敲打着参观者的灵魂。像是生命与死亡的轮回,只是死亡的那一段,只有严培明独自品味。
　　
　　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
　　
　　像许多艺术家那样,严培明说,拍卖行里数字的涨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过着很简单的生活。能养活自己,我就很满足了。拍卖行跟我无关,这些东西都是二手市场。”所以,因为2009年拍卖总成交额不足700万元而跌出了“2010胡润艺术榜”前50名这样一条消息,对他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对于自身的艺术价值,他的判断相当准确。2005年第一次回国做个展时,严培明在展览序言中写道:“我的标准是定在最顶峰的,要做受全世界公认、在全世界有影响的艺术家。我现在还没有进场踢球,还在坐冷板凳;我的路还没有开始,还在做准备工作。”而2009年做完卢浮宫的展览后,他已经“偶尔从冷板凳上站起来,开始上场了”。
　　从1987年完成第一幅毛泽东的巨幅头像,到1991年在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第一次个展,旅法求艺10年的严培明,借着毛泽东在西方的影响,叩开了西方艺术界的大门。他说:“通过他的历史,我的故事刚刚开始。”
　　严培明从不掩饰自己对毛泽东的热爱,由于80年代初就已离开中国,他从未接触过文革反思的时代,“我对毛的印象固定在了那个时刻。我刻画的毛总是正面的,展现其巨大力量的。”
　　类似的力量也存在于悬挂在第戎火车站的《李小龙》上。初到法国时,严培明经常和华人工友去电影院看李小龙的电影,这位穷人的英雄给了漂泊异乡、半工半读的严培明生活的信念。2004年,他分别在法国巴黎和德国曼海姆举办了以李小龙为主角的《猛龙过江》个展。
　　以毛泽东像出名,又先后画过希拉克、普京等政治人物,严培明并不喜欢被称为“政治画家”。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记载历史的“历史画家”,但他敏感。
　　2008年,美国大选尚未揭晓时,他就已经完成了奥巴马的巨幅肖像,“我知道他会赢”。在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当天,白宫举办了一个关于新总统的艺术展,显要位置摆着严培明的作品。在2009年旧金山的个展《Yes!》上,这幅奥巴马的肖像又成为了伊战阵亡士兵和新生儿群像的旁观者,“他需要士兵,需要美元,更需要新生儿。”
　　严培明始终保持着规律的、相对隔绝的生活,每天泡在第戎工作室十几小时,很少应酬。陪法国总统访问中国,他说“跟班凑合凑合”;摩洛哥王子想订他的画,他说“必须在我的工作室画而不是在王宫”,所以就有王子下驾光临他那工厂车间一样的画室的故事。
　　
　　严培明1960年生于上海。1981年移居法国第戎,就读于第戎国立美术学院。1988-1989年在法国巴黎造型艺术高级研究院学习。1993-1994年在意大利罗马法兰西学院学习。1995年至今为第戎国立美术学院教授。
　　2009年2月11日,严培明在巴黎卢浮宫举办名为《蒙娜丽莎的葬礼》的大型个展,成为首个在卢浮宫举办个展的在世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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