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
　　
　　“请问你是哪里人呀?”
　　“哈尔滨。”
　　“哦,北大荒农场批斗我和老丁的人里面有哈尔滨的知青,是不是你呀?”
　　“咔”地一声,摄影师的镜头定格住陈明的苍老与严谨。他年过九旬,因为青光眼,左眼皮向下耷拉。
　　“唉,他脑子不清楚了。医生交待过,千万不要让他回忆过去。有一回,电视里播放赵本山的小品。他看着看着,突然冒出一句:我看他们又在搞动作了,他们又要整丁玲了。”
　　不远处,现任老伴张钰低声说完,扭转头注视前方。
　　摄影师在陈明身边忙活,他视若无睹,缓缓拿起放大镜,和一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今年1月出版的《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丁玲反问我:
　　我们两个行不行呢?”
　　
　　12年前。每逢周末下午,该书的整理者查振科都会去北京木樨地的一所老式公寓。
　　“我带去录音机,陈老也备了一台。他一边口述,一边沉醉在往事当中。”查振科强调了“沉醉”二字。
　　陈明告诉查振科,去延安前,他是上海麦伦中学的进步学生、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里的积极分子,原名陈芝祥,后为安全起见,他在学联里化名“陈明”。
　　1937年5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我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延安。(以下楷体引文均出自《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很快,陈明被分至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那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他出演高尔基小说改编的独幕剧《母亲》中的儿子伯惠尔。
　　演出过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凯丰的秘书朱光找到了陈明,说,“七七事变”后,延安文艺协会主任丁玲给中央打报告,申请成立一个记者采访团去前线。中宣部指示,要把抗大四大队演出《母亲》和《回春之曲》的主要演员留下来,成立一个宣传队。朱光提议将两个准备成立的组织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带有文化服务性质的团体,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出。这个团就叫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
　　我认识丁玲,是在西战团的第一次会议上,她穿着军装,打着裹腿,系一根皮带,和大家一样,我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印象。后来熟悉了,丁玲告诉我,在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演出中,看到我扮演的伯惠尔,她便知道了我。
　　丁玲是西战团的主任,陈明是宣传股长。1937年9月22日西战团从延安出发,前往山西抗日前线。春节后,一行人欲从临汾到潼关,转乘火车去西安。
　　这时我的胃病又犯了,于是决定让我跟随前站的同志先去西安治病。潼关火车站聚集了很多人……我们等来了一列火车,丁玲背起我就往蓝皮二等车厢上冲……到西安之前的一段时间,我感到丁玲对我特别好……超出了一般同志间的关爱。
　　“丁玲比陈明大13岁呢。照片上,你看不出她有什么魅力。她的皮肤还很粗糙。可她那双大眼睛老是笑眯眯,她能说会写,对人很亲切,这不也是魅力?”
　　说这话的是年迈的黎辛。1942年,他在延安任《解放日报》文艺栏编辑,丁玲是该栏目主编。
　　“当年编稿,我、丁玲、陈企霞3人对坐成三角形。丁玲有时晚来一会,陈企霞就对我私下唠叨,她又迟到了,昨晚陈明肯定上她那儿去了。开始我还不懂什么意思,渐渐就明白了。”他笑了笑。
　　陈明的回忆录向世人披露了他和丁玲的情爱历程。
　　对于成为事实上的恋爱关系,说实话,我没有心理准备。直到有一次挑明了,才对我的生活、情感产生巨大的影响。
　　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事后,我在日记中写道:让这种关系从此结束吧!她看到后,说:“我们才刚刚开始,干吗要结束呢?”我的考虑不是因为她是名人,地位比我高,也不是因为她的年龄比我大……只是觉得她的经历比我复杂,过去的生活道路不一样,将来能不能搞到一起,我没有把握。
　　
　　“妈妈告诉我,我父亲是冯达”
　　
　　丁玲,原名蒋伟,字冰之。1904年10月12日出生于湖南常德县,4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她常说,母亲具有“极强独立意识和民主思想”,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
　　“我被那海军学生拉到她住处……我从她那儿明白了女人也有同男子一样的人……她又拿出一个玉质图章,上面刻了‘丁玲’两个字,问她:‘这是谁?’就说:‘我自己的,我要用这个名字,不用旧的名字了。’”
　　这段文字出自沈从文的《记丁玲》,“海军学生”是胡也频,胡曾在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1924年与沈从文相识。同年夏天,胡也频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北大旁听的丁玲。次年秋,两人结婚,定居北京香山脚下。
　　1927年,丁玲发表处女作《梦珂》。第二年,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引发了巨大轰动。
　　“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多年后,曾任丁玲秘书的张凤珠听到她不无得意地对人说。
　　1950年,丁玲回忆说,“等我到济南去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他是济南高中学校里最激烈的人物,他成天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念,宣传鲁迅与雪峰(冯雪峰,文艺理论家)翻译的那些文艺理论,宣传普罗文学。”
　　为逃避国民党当局的通缉,1930年5月,他们夫妇从济南返回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加入“左联”。
　　“我随母姓,外祖母给我取名‘祖麟’。后来在延安,我把‘麟’字改成双木林。小名小频,胡也频的频。”蒋祖林讲话慢条斯理。1980年,他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前在上海船舶设计研究所工作。
　　“我出生70天后,父亲被捕。90天时,他被杀害。我4个月大就被送回湖南常德。”
　　悲痛的丁玲在心中呐喊:“悲痛有什么用!我要复仇!为了可怜的也频,为了和他一起死难的烈士。”
　　“丁玲承认她早年有过无政府主义或自由主义的倾向。20年代,像她这样的一批作家对家庭社会持有一种左倾激进的反叛性,但不一定归属某个政治团体。如果没有1927年国民党的转变,对共产党人非常激烈的清洗,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去认同一个政治团体,认同共产党。这其中就有丁玲。”丁玲研究会现任会长王中忱分析道。
　　1931年7月,丁玲按照共产党的指示主持“左联”机关刊物《北斗》。次年3月,她由阳翰笙(剧作家,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之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开始创作自传体小说《母亲》。
　　“《母亲》是我最喜欢的她的一部作品。里面大量的湘西地方话。而我们见到母亲却在1938年。那时我8岁,妹妹4岁,我们被人护送到延安。”蒋祖林说。
　　在延安中央招待所――西北旅社,兄妹俩第一次见到丁玲。
　　“她头发很短,皮带上别着手枪。她一把把我们搂在怀里说,我是妈妈啊,叫妈妈啊。”蒋祖林微笑着说起那幸福的一幕。
　　蒋祖慧离休前是中央芭蕾舞团的编导。
　　“小时候在延安,老听到有人问我,咦,你不是胡也频的孩子吧?为这事我问过我母亲。她说这孩子,不要问这些事情。你这不挺好的么?她被打成‘丁陈反革命集团’后,团里的军代表告诉我,你父亲叫冯达,据说是叛徒。
　　“1975年,母亲和陈明叔叔从监狱里放出来,安置在山西长治嶂头村。我去看望他们。那天晚上睡在被窝里,她才跟我谈到冯达。
　　“胡也频死后,她在上海认识了美国女记者史沫莱特。冯达是史沫莱特的翻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他俩后来同居了。有一天,冯达要去某个地方送消息。第一次去没有人,第二次去感到有危险,就跟我母亲约好,如果中午12点还没见他回来,母亲就赶紧离开。那天12点前,家里来了两名地下党员。母亲看着该走了,那两人却还不着急。于是他们3人都被抓了。”
　　1933年5月15日,丁玲被秘密押往南京,先后软禁在莫干山与南京曹公馆。大量史料显示――“冯达暴露了身份,出卖了丁玲。”
　　“母亲说软禁时,国民党还让她与冯达住在一起。为了争取早点自由,又不损害革命利益,她交过一张‘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什么审讯’的纸条。1936年,母亲在冯雪峰等人的帮助下,想方设法去了延安。我是1934年10月3日出生,她带我走时,还给冯达留了些钱。”蒋祖慧说。
　　1980年代中期,蒋祖慧赴美演出。在台湾定居的冯达托人捎口信给她,渴望与她相见。
　　“我主要想了解我母亲的历史,倒不是说对他如何。哪知他一下子摔成颈椎高位截瘫。继母通过别人传信给我,请求我去看看他。我上台北看了他一次。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周良沛写的《丁玲传》?他点头。我问,那些事情属实么?他又点头。我回来一两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冯达在台湾从事翻译,为人沉默寡言,笔名“一心”――“一”是“丁”字的第一个笔划,“心”是“慧”字的末尾。
　　
　　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主席保了她
　　
　　1942年,陈明与丁玲在蓝家坪文抗结婚。这时,他在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丁玲则由边区文协调到《解放日报》。
　　同年2月,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报告。4月,中宣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其后,中央发了22个文献,称为《整风文献》。
　　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发表于1942年3月9日。她在回忆中说,“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4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康生之妻),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我一向喜欢他……因此当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我还望着他笑,满心想他误会到哪里去了。”
　　除这两篇文章,萧军的《论同志的“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都对彼时延安存在的不良现象,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由此引发争议。
　　这些文章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编入名为《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的小册子,按语中写道:“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到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统区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四处散发。
　　“丁玲住在文抗养病时,我们从她那里拿回了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上面没有发稿单,稿上直接写了‘可用’两字。稿子的第一部分3月13日见报。
　　“第二天博古跑来,他拍拍陈企霞的肩膀说,老兄,这个写稿的是什么人?陈企霞告诉他后,他说,稿子以后不要再发了。13号下午,作家舒群就来报社接替了丁玲的工作。”黎辛清楚地记得那一幕。
　　丁玲写道,在那次“四月初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同年5月,毛泽东主持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他再次批评“暴露黑暗”的问题。
　　6月11日,丁玲在中央研究会批判王实味的大会上,结合自己的《“三八节”有感》作了反省。
　　“她的检讨有真心的认错,也有对王实味的批判。批,那是没办法,但批得有点过分。”黎辛说。
　　“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丁玲撰文痛斥“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提出要“痛打落水狗”。
　　那场批判后,“丁玲与萧军的关系变得不好了。萧军觉得,怎么写点文章你们就这样批?”
　　“吴玉章(延安五老之一)主持纪念鲁迅大会,萧军发言,丁玲指他不对。两人又扯到王实味问题,萧军争辩说,你有99%的对,我有没有1%的道理?”黎辛说。
　　而据当年在场的陈明回忆,萧军说:我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民党与共产党。
　　丁玲反驳他:你是孤家寡人,共产党有千军万马,你一支笔怎么管?
　　
　　冯雪峰的鼓励
　　和斯大林文学奖
　　
　　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阶段,7月15日,康生(时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作了《抢救失足者》报告。掀起“抢救失足者运动”。我(陈明)和丁玲也被隔离了,我们无法互通消息……丁玲由于1933年在上海遭绑架那段经历,思想压力很大……对于丁玲的审查,还涉及到她1942年写了《“三八节”有感》……因为这篇文章,丁玲被某些人“封”为延安“暴露黑暗派”的头头。
　　1978年在赵浩生写的访谈录《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中说,周扬认为,在延安时,丁玲主持的文协是“暴露黑暗派”,丁玲是头。
　　丁玲研究会前任会长张炯说:“1933年丁玲被捕后,周扬接任她在左联的党团书记职务。他们的矛盾涉及了冯雪峰。冯雪峰参加长征后,中央派他到上海。他在上海住在鲁迅家,曾向鲁迅抱怨,上海地下党的人不向他汇报工作,其中就有周扬。尔后,鲁迅、茅盾与周扬等人又围绕‘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这样,冯雪峰与周扬之间不和。而冯雪峰与丁玲的关系,在文艺界人尽皆知。”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的就好了。我常常想能再睡在你怀里一次,你的手放在我心上。”
　　1933年9月1日,以为丁玲可能遇害,冯雪峰在《文学》杂志上,将丁玲曾经写给他的情书,加了“不算情书”这个题目公开发表,以示纪念。
　　“还有一则传闻:1941年‘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国民党关押至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几度濒临死亡的边缘。在狱中,他告诉难友、画家赖少其,他梦见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在支撑他,帮他度过难关。赖少其根据他的描述,画出了这双眼睛。1949年,赖少其见到丁玲时,马上醒悟到,这不就是冯雪峰说的那双眼睛么?”王中忱说了这样一件轶闻。
　　2007年,王中忱帮助陈明整理信件时,偶然发现一封署名“诚之”的写给丁玲的信。
　　他后来查实,“诚之”是冯雪峰用过的笔名,写信时间据推测应为1946年7月。信中写道:“你工作多年,生活了多年,斗争了(也被斗争了)多年,是否已准备从事比较概括性的,历史性的,思想性的,较巨型的作品的写作?请告诉我,――这实在是我最关心的。”
　　彼时,丁玲正在晋察冀边区参加土改。在那里,她开始酝酿她的巨作《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这期间,陈明与丁玲同在辛庄。
　　当时我们住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我们在南屋坐着,见大门进来一个女孩子,十五六岁的样子,看上去很活泼,穿着一身很薄的花洋布衣服……丁玲立即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形象……这就是后来《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黑妮。
　　“她作为革命型作家,在当时创作文本上难免粗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第一个版本与后来的版本不一样。后来的版本主要靠陈明帮她加工,丁玲自己都说,陈明是她的改家。”张炯说。
　　丁玲在完稿后,复写了3份,其中一份送给周扬,希望他提提意见。
　　“周扬那时是华北宣传部副部长。据说他看后不表态,既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又说他向上反映,认为书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肯定了地主家庭成分的子女――黑妮,表现了富农路线。而其他看过稿的人,像胡乔木他们都说挺好。这样一来,丁玲自然要怪周扬没支持她。”
　　这是张炯的说法。陈明的回忆是这样的:
　　在整个开会期间,遇见周扬几次,《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出版问题,他一字未提,我也不问他,还是这样偏仄!?
　　1948年8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大连光华书店出版,1951年成为斯大林文学奖候选作品。
　　1952年,丁玲和曹禺前往苏联参加果戈理逝世100周年纪念活动。
　　“对外文化协会的官员头天晚上对她说,我有一个好消息,但现在不能告诉您,明天您就会知道了。第二天,她获奖的消息通过电台公布出来。我母亲说,这个奖属于整个中国文艺工作者,也属于毛主席的文艺思想跟实践,我自己做了很少的工作。”蒋祖林告诉记者。
　　
　　“没有陈明,
　　丁玲活不到1979年”
　　
　　1953年,中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协,丁玲当选为副主席。
　　这一时期,丁玲曾给胡乔木(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写信,希望能卸掉身上的职务,专心创作。她在信中写道,“50岁对于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
　　“等到1955年,丁玲本来可以一身轻松地躲到无锡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却仍然没有躲过灾难。”白发苍苍的张凤珠深深地叹了口气。1953年到1954年,她是丁玲的秘书,曾多次随同丁玲进入东总布胡同作协机关,那座中西合璧的建筑。
　　“丁玲每次进院子,总是欢声笑语,她被人群簇拥,很受爱戴,那情景就像欢迎一个女王,我绝没有夸张。”
　　她难忘1957年批斗丁玲的那个酷暑的8月。丁玲走进会场,陈明一直陪伴她。他们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上百人的目光像无数钢针刺向她,要她交代问题,不等她说完,就高喊:“不要听她编小说!”“放老实点!”
　　有一次,去参加妇联组织的批斗会前,丁玲哭着对陈明说:我不想去,我害怕呀!陈明一直在她身边安慰鼓励。
　　“如果没有陈明,丁玲活不到1979年。”张凤珠说得很肯定。
　　张凤珠曾在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该所为丁玲筹备成立。在运动中,它被称为“丁陈反党集团”的罪恶渊薮。
　　丁玲的具体罪状是:
　　宣扬“一本书主义”――在文学研究所里,丁玲无论当导师,还是跟学员讲话,都强调,要想当作家,就得拿出书来;
　　搞个人崇拜――“有一天,丁玲把我叫到她面前。可能有人告诉她,研究所礼堂里挂了4个人的像: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她问我,看到没有?我说看到了。她问我为什么没告诉她。我那时很幼稚,认为这没什么。她很不高兴,让我马上打电话给田间(时任研究所主任),把自己的像取下来。她说副主席有好几个呢,老舍、巴金,为什么要挂她的?”这是张凤珠的亲历。
　　“丁玲虽然是一个感性的女作家,但她懂阶级斗争是怎么回事。战争年代,她担心毛主席送她亲笔书写的《临江仙》有闪失,就请胡风代为保管;只要是她在胡风那里发稿,胡风都会想办法把稿费寄给她母亲。她对胡风心存感激。
　　“可你再看――陈明在书中写道――
　　 我们在无锡写作期间,全国开始批判胡风,作家协会党组领导邵荃麟到了上海,把丁玲和我都找到上海去,给我们谈了一下胡风问题的情况,而且还把胡风的材料密信什么的都带去了……我们看到了一句话,心里踏实了,胡风在他所谓的密信里,把丁玲说成是《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王熙凤。
　　“她回京后,我跟她谈了一些机关反胡风的事情,她听了没反应。她为胡风在信中称她为‘凤姐’感到高兴。”张凤珠说。
　　
　　“丁陈反党集团”
　　
　　“打成‘丁陈反革命集团’,是1955年7月,中国作协开始追查谁给中央寄去了反映检查《文艺报》的匿名信,他们认为是陈企霞。其实,追查不过是找个借口。”黎辛说。
　　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她向周扬要求,提升陈企霞当主编。“这个助手可没带给她好运。”
　　黎辛对这次政治运动记忆犹新:“党组书记周扬让刘白羽(副书记)和阮章竞(党总支书记)联合署名,写材料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揭发丁玲、陈企霞问题。这样一来,他与丁玲的矛盾不会暴露出来。二来如果中央批准,他就是批斗执行人。”
　　1955年8月3日到9月6日,中国作协共开了16次党组扩大会议。从第4次会议起,集中揭露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9月30日,中国作协党组将题为《关于丁玲同志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央。
　　这份报告除了列出四款:“丁陈反党”内容外,还特别指出:“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会后要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作出结论。”12月1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该报告,即55(266)号文件。
　　1956年6月底,陆定一主持召开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决定成立复查小组,由张际春负责,重新查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
　　丁玲要求,先审查她在南京的历史,再查“丁陈反党集团”问题。
　　复查过程中,小组内部意见不统一,周扬等人坚持认为丁玲有变节行为。激烈争辩后,复查小组对丁玲在南京软禁的历史问题上得出结论:有变节性行为,定性为“政治错误”。对她从南京回到陕北根据地,结论是:在党的帮助下实现的。
　　丁玲与陈明表示,对“变节性行为”这一鉴定实难接受,要继续申诉。
　　黎辛1955年10月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入中国作协任秘书长,参加过作协肃反领导小组,丁玲和周扬的那次“狭路相逢”,他是目击者。
　　1956年夏季的一天,丁玲到作协办事。她在小会议室里坐着,周扬刚好从外面进来,跑到她跟前,伸出手来说,“你好,丁玲同志。”
　　她起身便走,头也不回。刘白羽和周扬都生气说,太不像话了,她怎能这样呢?刘白羽说:“这根本不能和她讲话了,为她翻案作结论怎么办呢?”
　　丁玲主动提出汇报思想,要求总支听取以后向党组党委转报。她想诉说困难与委屈,催促尽快查对结论。有一次她竟然放声大哭,反复喊:我犯了什么罪?做党员怎么那么难啊?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作协整风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许多人对于1955年批判丁陈那个党组扩大会提出意见,认为丁陈整错了,应该甄别平反。陈明的书中告诉我们的却是,很快,风云突变:
　　……但是到了7月25日,下午两点钟,中国作协党组重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这一次,就改变为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扩大会议……接着周扬讲话,他说,丁玲在历史上有三次反党。第一次在南京,第二次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第三次就是现在,搞“丁陈反党集团”,调子定下来了。
　　那天会场上,陈企霞主动交待自己提供内容、让他人抄写匿名信的全过程。
　　同时他还揭发,陈明曾经打电话给他,扮成小女孩的声音叫他叔叔,约他晚上到一个公共汽车站见面,统一口径。
　　“这件事你叔叔都没向我说过,弄得我在会上好被动。”蒋祖林曾听母亲事后对他说。
　　斗争的矛头霎时对准了丁玲。面对众人的质问,周围打倒她的口号,她低着头,欲哭无泪,最后,索性伏在桌上,呜咽起来。
　　1957年10月末,作协党组给中央写出《关于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经过的报告》,给中宣部写出《关于丁陈反党集团分子的处理决定》,提出解除丁玲作协副主席等一切行政职务及刊物编委,开除党籍,人民代表和作协理事头衔在下届选举时另行处理;作为“右派”分子第六类处理。
　　“我问她,为什么不再申诉呢,她有这个权利。”黎辛重重地说。1958年,他和参与复查丁玲历史问题的李之琏等人被打为反革命集团。
　　1958年1月,《文艺报》发表《再批判》,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在延安受过批判的作品当作“大毒草”批判。
　　标题由毛泽东亲自改定,他在按语中写道:“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实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漫、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她说看到《再批判》后,知道毛泽东表态了,她再也不说话了。”黎辛说。
　　
　　修改丁玲日记,
　　为了“呈现一个完美的丁玲”
　　
　　“1961年的冬天,党委书记来我们家笑着说,给你报喜了。局里来电话通知,你的右派帽子摘掉了。我问他,我摘帽了,老丁的帽子摘了么?如果上面没说,那我也不摘。”陈明半个身子倚在红皮沙发上,自言自语。
　　1958年春节过后,陈明接到北京电影制片厂通知:保留厂籍,撤消级别,前往黑龙江密山监督劳动。那年6月,丁玲前往密山与他相聚。
　　那年中宣部就《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给出“政治上有自首变节行为”的定论,并对她逃离南京的背景提出疑问。
　　她和陈明在北大荒汤原农场生活5年,在宝泉岭农场待了6年,其中有两年是在牛棚中捱过。
　　1979年,旅美作家於梨华在友谊宾馆拜访她时,她兴致勃勃谈起自己在北大荒养了几年鸡,几乎成为养鸡能手。
　　於梨华听着难过:你是大作家,怎么会让你去养鸡?这不是对天才的糟蹋吗?你怎么忍受得了?
　　“文革”刚开始,在宝泉岭农场,有人跑去告诉陈明,批斗老丁了。陈明在楼上看到,“她穿了一件蓝色的大襟褂子,脸上被抹了灰,戴着高帽子在游街”,“红卫兵要她站在板凳上,丁玲领着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小孩跟在旁边喊。”
　　1970年春天,我和丁玲被押回北京,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5年。入狱在我是第一遭,在丁玲是第二次……
　　我尽量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每天背诵“语录”……我还在节假日举办“个人独唱会”……我口里唱着,耳旁又响起了丁玲往日的歌声,这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颤抖着唱了最后一支歌……她和我,我和她,我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就是从这支歌开始的。
　　“我想,陈老如果没和丁玲结婚,而与席萍过下去,也许磨难会少些。”李向东是《陈明回忆录》的另一位整理者。
　　当年因对自己与丁玲的关系有顾虑,陈明与烽火剧社的团员席萍结婚。丁玲得知,十分痛苦。
　　“丁玲在延安有个好友,是名叫罗兰的女战士。她得知实情后,当面把陈老骂了一通。陈老听说丁玲的心情后很后悔,决定与席萍分手,跟丁玲结合。”
　　 陈明提出离婚时,席萍即将临盆,自然不同意。陈明采用了“鸡蛋里挑骨刺”的方法。万般无奈中,席萍带着儿子离开了他,将隐痛深埋在心底,“从没说过陈明与丁玲一句坏话”。
　　“陈老与席萍的儿子叫东海。父子很晚才相认。有一次,陈老听说席萍脑出血住院,发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给东海,要东海在席萍醒来后念给她听。东海没这么做,他怕他妈听后再受刺激。”
　　李向东说他见过那份电报,“里面充满忏悔与内疚的意味。”
　　“他和我母亲在牢里关了6年,又在山西长治待了4年。刚到那里时,他们身上就两件换洗衣服,彻底的无产阶级。”蒋祖林低下头去。艰难时期,他与陈明见面最少,反而感情最深。
　　1993年2月,丁玲去世7年后,陈明整理了她从1947年到1954年的日记,以《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为题,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
　　不料,1994年5月22日,蒋祖林给《新文学史料》写信,严正指出《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与原稿不符,并申明丁玲1948年的某篇日记原稿“现存我处”。
　　丁玲晚年好友、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杨桂欣为此责怪陈明“糊涂”,认为他对丁玲日记的修改,会让读者在了解真相后对日记内容有所质疑,“陈明没有言语”。
　　“陈老在书中交待了他改动丁玲日记的初衷。他担心丁玲的文字不慎引来麻烦。而且,他希望向外界呈现一个完美无缺的丁玲。”李向东对陈明修改丁玲日记的做法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干这个事业,完全是一种牺牲,都是为了老丁。”客厅里,陈明陡然提高嗓门。
　　
　　两个丁玲
　　
　　1979年,摘掉“右派”帽子不久的丁玲与陈明回到北京。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在《重印前言》中,丁玲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好像怀着战士冲锋般的感情喊着,“为了毛主席,冲啊!”
　　张凤珠说:“她问我,你读了这篇文章没有,听到什么反响?我说当然读过,我听到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是不理解,不能理解你蒙冤受屈,死去活来折腾二十多年以后,怎么还有红卫兵的感情,为毛主席而冲锋陷阵,为毛主席而写作。”
　　“她又问你是哪种?我说我是第二种。她说:我当初写作时就是这种感情,这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变。我说,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啊!她沉默了一会儿,说,看来这二十几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周扬80代初对外忏悔,过去很多冤假错案虽不都是自己的错,但有自己经手,对青年作家显示友好姿态,颇受一批作家欢迎。
　　“丁玲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语气影射周扬。”
　　“我经常跟她说周扬怎么反思自己,无非提醒她不要再讽刺周扬,弄不好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张凤珠说。
　　丁玲并不高兴,“她反而对别人嘀咕,‘不知道张凤珠什么意思,总在我面前为周扬唱赞歌。’”
　　张凤珠坦言,自己心目中一向有两个丁玲,“写《莎菲女士日记》、《牛棚小品》时,她是真正的作家丁玲;写有些作品时,就是政治化的丁玲。”
　　1980年,丁玲发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1954年,有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
　　杨桂欣记得他和丁玲有过一次谈话,“这几年,人家都说你保守,僵化,是一个左派。不等我说完,她便说,人家早有一定之规嘛,需要把丁玲当右派的时候,就把丁玲打成大右派。现在,他们是解放派,需要我丁玲左派,我就成了他们所指斥的保守呀、僵化呀,随他们去吧,我丁玲就是丁玲!”
　　1984年7月6日,陈明来到协和医院,一进门就递给丁玲一份文件说:“昨天就收到了,怕你晚上睡不好觉,在电话里没告诉你。”
　　那是中组部《关于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和一部分提出的修改意见。丁玲坐在病房沙发上,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看得很仔细。读毕,郑重地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意见。
　　这时,她坐直身子,摘下眼镜,沉默良久,长出了一口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当时李向东的妻子王增如就在旁边,王是丁玲最后一任秘书,对她这句话“很不解,惊愕地望着她”。
　　“不能说丁玲‘左’或‘右’。”黎辛摇摇头,“1984年她办《中国》杂志,发表的朦胧诗比任何杂志都多。发表作品的多是那个年代的先锋作家,北岛、多多等人。”
　　他还举例:“遇罗锦的稿子,主编舒群不喜欢,可她一下发了6篇。北岛有句诗,把扬子江比作‘一块裹尸布’,有些老作家不满意,她也发。后来她和多年的好友舒群闹僵了。有一次,她和陈明去广西出差,临走前与舒群道别,舒群来了句‘逆风而行’。”
　　王中忱、李向东都曾为《中国》杂志效力,他们说丁玲办《中国》有一心愿,融合“五湖四海”,让老中青作家的好作品在上面云集。
　　 “这是真的。”张凤珠、黎辛不约而同地肯定,“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一个爱才的作家。”
　　但他们也说:“丁玲那时在文坛不属于得势一方,她需要一个平台,团结一批力量,能够与她的对手对垒。这也是真的。”
　　张炯记得丁玲刚回北京不久,某次文学研讨会上,“老太太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很能体现她的个性。”
　　待他1986年见到丁玲,“她躺在协和医院病房里,身上插满了管子。据说开始医院没太重视她,王震看她后,对医院发火了,这才变了样。”
　　那时她已呼吸困难,即将切开气管。2月14日上午,她要咳嗽,咳不出来,憋得满头是汗。她艰难地对陈明说出最后一句话:“死,是这样痛苦啊!”
　　(实习记者李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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