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消逝

　　在一种社会性的庸俗成功学(成功=金钱+权位)迷狂中,越来越多的上海青少年被打造成一架机器,铆足劲奔向家长与社会为他们构画的、以高人一等为表征的成功梦境,由此丧失他们纯真快乐的童年
　　
　　起跑线上的残酷竞争
　　
　　
　　2009年6月,上海五角场。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开始度过自他上学以来最无忧无虑的一段生活:餐厅、咖啡馆、KTV,几乎每天都要去潇洒一番;稍有得闲,就是端着那台还算不错的数码相机漫无目的地扫街“咔嚓”,从相辉堂到图书馆再到主校门。适逢高考结束,校园里来了不少上海本地的高中毕业生,还有家长,望着身穿学位袍在大草坪上扔帽子的曾明辉和曾明辉们,他们的眼睛里毫无掩饰地显露出钦慕。事实上,即便是扩招的主旋律早已奏响,加上政策对上海生源的优待不言而喻,他们中间仍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得以进入这里,住在曾明辉们即将腾空的寝室里。曾明辉说,此,就足以证明“复旦”二字的全部意义。
　　今年上海共有7.38万考生参加夏季高考,逾6万人可以进入大学,录取率超过80%。不过,对于上海人来讲,只有考进复旦、交大、财大、上外等沪上名校才被看作是“有出息”的最有力佐证。对于上海以外除却北大、清华的高校,多数上海土著是嗤之以鼻的。
　　曾几何时,路人皆指上海学生“高考易”,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等高分大省一度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将其子女户口落入上海,以期轻松升学。这些处心积虑的家长认为,相比在别处流行的移民“老少边穷”地区,选择上海,无疑是一劳永逸。在江浙坊间,流传着“二本的分,复旦的命”这样的民谚,专门来形容那些通过“转户”方式得以进入名校的高考生。言语之间,充斥着艳羡、嫉妒和讽刺。上海,由此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无数外省考生的“众矢之的”。
　　而在上海人心目中,无论是曾明辉、他的同龄人,还是“1990后”甚至“2000后”,对此都绝不苟同。他们认为,上海这座强大的场,注定了绝大多数人从早教开始就要接受残酷和压抑;否则,“黄浦江的一朵浪花就能把人淹死”。虽然,让外省考生叫苦不迭的“题海”、“题库”在上海滩不甚明显,但英语、奥数、钢琴、歌唱等培训压在学生头上,照样气喘吁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现在的孩子所上的课外班名目愈发繁多:网球、高尔夫、社交礼仪、第二外语、演讲口才乃至领导艺术。到小学毕业年龄能成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孩子,在上海已非天方夜谭。从年轻妈妈汪静不无自豪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上海孩子的压力以另外的形式与外省殊途同归:“当县城的学生没日没夜地摊开白花花的试卷,上海孩子也赶场式地游弋在外教、钢琴师和网球教练间,不得闲。”
　　在拜访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高级教师黄永尧的时候,先生用一种幽默而又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其多年来的经验成果。他草绘了一幅模拟股市起落的K线图来描述20年来上海学生负担的升降,画好之后随即笑言:图的走向说明,这永远不可能表征股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情只涨不跌,而且涨势汹涌,不可阻挡。
　　与这个巨大的移民城市相称,那些被叫作“新上海人”的下一代,也过早地被父辈寄予弄潮上海滩的希望。他们与上海本土孩子从幼年就开始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提前了父辈们至少20年。正是这种博弈,让当年还是单向度、相对小范围竞争的曾明辉们,感到庆幸。
　　本文要讲述的,是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和1998年出生的严行、赵祯涵的故事。
　　
　　曾明辉
　　
　　曾明辉是地道的上海孩子,衣着时尚,说起普通话来仍旧夹杂着“个么”、“好不啦”之类的本帮俚语。谈起他学生时代的“奋斗”轨迹,曾明辉不假思索、一气呵成,激动起来的时候,犹如上海清口般,幽默和冷幽默夹生。
　　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啦,以前住在火车站附近的老房子里,那叫“滚地龙”,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人住的普通民宅。再后来么,父母单位分了房子,老式的宿舍楼,你晓得的伐,我们叫它“火柴盒”。2003年,我爸还算努力吧,在房价上涨前搞了套商品房,就住进去了,那个时候长宁还没这么发展了,才4000多块一平米。现在不可能买得起了。我为什么先要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说,在我经历的这二十几年时间里,上海的变化是最快的,我家都翻天覆地了。从“滚地龙”到“火柴盒”再到“商品房”,家长是能最清晰地洞察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也最直接地感受压力,因为他们负责挣钱、花钱和攒钱。他们的压力需要转嫁,就到了我们头上。可想而知,越到后来,孩子的压力增大,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上海的压力增大。现在的房子,都是好几万一平。个么,马上世博会了呀,所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家长对孩子学英语的要求就又要提高不少,因为他觉得,国际化马上就要到了呀。
　　
　　我的补习班岁月从5岁就开始了,被老爸送去学画图,画那种大熊猫,上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因为,熊猫右边的耳朵我总是画不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为这个,我爸第一次把我的耳朵揪得很痛很痛,在课堂上我就哭了。因为那个班都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孩子,孩子很小嘛,幼儿园,一定要家长带,很多人就很奇怪地看着我们。反正从那以后,我就没去,可能是我爸也意识到了,觉得再去的话也特没面子吧。你看,这就是上海家长争强好胜的典型例子。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被送去学黑管。那时候已经住进火柴盒了,我倒记得蛮清楚的。学了大概一两个月,我可能没什么艺术天分,怎么吹也弄不起来,只有走为上。到那个时候,爸妈才觉得,我还是要靠读书,走最正规的路。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妈就给我报了语数外三门的补习班。其实我的成绩在小学里已经很好了。我读的是解放前有教会背景的、长宁区最好的学校,一共4个班,我大概排第4名,前三名都是天才,实在读不过他们。补习班从我家要乘车的,大概6、7站路,到当时还算是郊区的地方,很荒凉、很乡下,杂草丛生。现在已经是新建的中心地带了。这也是我开始第一次一个人乘车乘很远。补习班休息日两天都要上,半天一门,3门课上一天半,只能休息半天。
　　那种班规模蛮大的,每个班都坐满,一个班有50人,一个走廊,两层楼,大概有十几个班吧。那就是500多人了。除了这种,肯定各个学校都有自己办的。我记得当时上课的地方叫长宁区少年科技站,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什么科技站之类的就是搞补习的地方。
　　我逃过学的。反正就自己不想读了,就逃了半天学,回到火柴盒附近。当时人小,外面也不敢去,网吧什么的也没有出来,就买了一个圣斗士的玩具,躲在自行车棚里面拼――在底楼建得很长很长、很深很深、很黑很黑的那种车棚。出来的时候碰上了我爸,应该是第一次骗他,跟他说学校放假了什么的,然后手上这个玩具是小伙伴送的。对小学补习的记忆就是这个。
　　我们上好初中是要摇号的呀。摇号的本质就是为了不产生猫腻,但好学校会想,如果我的学生全是摇进来的,那我和其他学校还有什么区别。它就会留一半的名额,给那种优秀的学生。后来摇进来的比例一直在缩小。我们是生育高峰啊,一个街道大概几千个小孩,摇一两百号人进去,剩下肯定有条子生。我也是,但我参加过他们特长生的考试,分跳舞、音乐和棋牌,棋牌其实就是数学。他们不能用“数学特长班”、“奥数班”的名义来招生。这样是违规的。
　　我傻乎乎地带了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两副牌,背在包里面。中国象棋以前会,国际象棋、军棋都是临时我爸教的,教了两三天,结果都没派上用处。棋牌就是数学。考试的时候给数列,JJQQK,问你后面一个是什么。当然题目没有这么弱智。我初中后来也上过奥数,参加竞赛的那种,但是我总考得很烂。那个时候,上奥数的还都是数学成绩不错的,不像现在,是个孩子都得去学奥数,不然很难升学,就像一个通行证一样。
　　到初二的时候,我又开始上“牛抗”班。你知道什么叫“牛抗”吗?像我这个年纪的上海孩子都知道,就是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我跟你说,在那个年代,上海人对英语的概念就是“牛抗”,你跟我爸妈说新概念他们不知道的呀,但是说“牛抗”肯定晓得。
　　
　　一个班50个人的样子,上新概念2。上海孩子英语基础还是蛮好的,上初中的基本上可以直接上2。初中就是叛逆的时候,烦起来的时候我就逃课,不上了,最后被我妈发现,把我打得很惨,抄起一个小凳子就砸,结果把那个红木家具砸了个洞。当时牛抗学费630块,我妈工资才2000块,很贵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高三,其实我成绩蛮好的呀,但我爸妈一定要我补,数学已经是我最好的一门了,班里考前两名的,最后还是把我送到一个最有名的老师那里。他平时周六周日都开班,一天上午一场,下午两场,晚上一场,一场两个小时。一个小时70块,每场有20个学生。他家也不大,两张圆台面,很挤很挤的,每个人都挨着坐,墙上有个小白板。老师从家乐福买的一大摞塑料凳子,平时就摞高高的。其实他40岁不到,但是头发已经全白了。我也补英语,在一个更大规模的教室,成人夜校那种,坐大概100个人,50块钱两个小时。
　　今天,我从复旦毕业了,我是觉得童年有缺失的。我高中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也说,你这个人童年很失败,都没有跟人出去疯过,你就读了那么多书。她说你现在虽然好像可以很显摆地站在这里,但是你的童年是缺失的。真的,我到现在什么都不敢玩,因为一直没有玩过。我有一次补习班回来,看到一群野孩子在那里打枪战,心里还蛮向往的。人家男孩子玩的那些东西我都没玩过,包括我现在觉得性格当中有很懦弱的一部分,也是一直读书报班形成的。我以后要培养小孩子,男孩就要让他野在外面。
　　
　　严行
　　
　　盛夏的周末,浦东。炽热的太阳透过一幢幢大厦的玻璃幕墙,让强光射向大地。硕大的浦东八佰伴购物广场外,行人出乎意料的少。过街天桥上那些没有任何防晒措施、游走在光柱之下的男男女女,不是散发传单的,就是推销保险的。年轻妈妈李槿戴着墨镜,举着阳伞,搀着儿子严行的手,避开穷追不舍的散单员,快步通过天桥。走在下桥电梯上的时候,李槿猛一回头,对着那些周身黝黑、浑身湿透的小青年,告诉儿子:“不好好念书,将来就像他们一样。”严行眨了眨眼,然后点了点头。
　　李槿是个全职太太,原籍江苏徐州,2000年随丈夫严刚来到上海。由于丈夫供职于某知名金融机构高层,前几年他们又通过炒房和期货挣得颇为可观的收益,目前属于上海“新贵一族”。本土观念严重的上海人把像李槿这样外地来沪、取得户口、生活富足者通称为“新上海人”。每周六的早上,李槿都是把车停在八佰伴地下,带儿子在楼上的星巴克吃份糕点,再步行到对面一幢灰色的老式建筑里上英语班;3个小时的课,李槿要全陪。
　　在李槿和严刚的意识里,“教育改变命运”这句口号绝对刻骨铭心。多年以前,李槿、严刚还在苏北农村老家读初中时,“看到村里干部家娶媳妇,从上海买回来的几样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真的就是开眼界的感觉。那时候没出过远门,上海感觉就是遥不可及的天堂。”高考过后,李槿和严刚分别考入上外和交大,并从此留在了他们仰望良久的上海滩。如今,两人已经在这黄浦江边买房置业,年收入超过上海市公布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的15倍。他们并不满足,李槿坦言,由于自己出身贫苦、奋斗不易,对眼前的一切“愈发有转瞬即逝的莫名恐惧”,“是一种无根的飘摇。”为此,他们把孩子视作一切诉求的解决根源,李槿和严刚笃信:孩子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户口在上海,“他要来继承这份家业并创造出更大的家业,最终在上海真正生根。”据李槿了解,持有这种思想的“新上海人”,不在少数。
　　现在,李槿最愿意与人交谈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虽然有些怜惜,但内心却是非常地坚定,义无反顾。
　　我们家孩子读的是浦东很不错的小学,上外附中能考十几个,上实(上海实验学校)也有三十几个。校长开家长会时说,现在都说“快乐教育”,但是现在快乐,以后就不会快乐了。5年上下来,我的感觉就是,没有压力的孩子动力也不足。孩子在3岁的时候就会用电脑,可以把电脑操作得很好。你知道吗,上海的小学生要升好初中,就一定要去竞赛。今年学校给他报了两个英语竞赛,一个是听力,一个是“我学我行”;数学我们自己报了一个中华杯。其实你从进决赛的情况就能看出来:他们班上有4个孩子进了决赛,寒假的时候,这4个有两个就开始上奥数辅导班了。我们没得到奖,就赶紧到外面给他报了一个 “学而思”,专门补奥数的。我先生每节课都坐在后面陪他听,很认真地听、做笔记。回来后,督促孩子每天要做大量的习题。做多了以后,很多竞赛的题目,可能连数据都没有变化,孩子一看就知道,这个我做过的。我儿子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5月份的时候他参加上海实验学校的考试,就说数学跟“学而思”做的题好几道是一样的,马上就知道答案。你说,能不去报班吗?很多学奥数的孩子,他不是在一个班学,是同时报几个班,做很多题目。但是这些孩子牺牲的,真的就是快乐的童年。
　　
　　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去通过英语四星考试。因为孩子英语好,前面三星都没去考。老师说,五年级了,四星很重要的,如果你考过了,就是个很重的砝码。因为我们没三星的证书,所以很多地方不给我们报考四星。四星的水平,据说口语交际已经相当于外省高中的水平。它是人机对话,全口语的,随机性很强。
　　我私底下研究过,现在上海小学生各大数学竞赛的一二等奖,去查查,就是那几个孩子在轮流转,名字都是熟悉的,被垄断了。我经常带着孩子去赶场,去上海各个地方去考试,去竞赛,数学、英语、作文。上海有很多全职太太,老公挣钱,老婆负责理财和带孩子,所以我们现在的朋友圈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妈妈圈子。这家妈妈说这个班好,那家妈妈说要去参加什么竞赛,我们一听,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后,就都去报名。
　　这个暑假给孩子排得很满,必须要学。我给他报了奥数和基础口译。奥数他已经拿过三等奖了,但是上海的四大名校,连二等奖都不看的。英语他的水平,小学生,已经可以大概看懂原版碟了,想想挺可怕的。
　　
　　赵祯涵
　　
　　在很多人眼里,上海滩一直不缺乏机遇。这是一块庞大的吸金场,昔日的十里洋行,如今的摩天大楼,每天都会引得数量可观的外来者来此瞻仰膜拜,稍有闯劲的人,来了就不甘离去,他们加入弄潮的行列,任沙里淘金、优胜劣汰。
　　鲍惠伦来自台湾高雄,到上海已经12个年头,一开始做奶茶和布丁生意,嫁人生子后便全身心伺候小孩、料理家务。刚来上海的时候,尚有许多抱怨和不习惯的地方,比如:社区怎么没有24小时的便利店,最大的卖场也找不到台湾的拌饭肉酱,家家户户都把衣服床单晒在外面,刮起风来五颜六色地摇摆,好似“万国旗”。现在,鲍惠伦说,已经没有东西在上海无法买到;甚至每次搭乘班机回到台湾,计程车驶入市区的时候,“还以为是在郊区”,因为“上海的繁华早已令人炫目”。
　　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鲍惠伦一开始断然不接受生长在大陆的老公给她灌输的概念。虽然在台湾也有各种考试,学生也要上名目繁多的补习班,但是“上海水平”还是令她瞠目。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由于家长们功利思想严重,往往以丰厚的物质许诺来诱导孩子拼命补习,这造成她身边的孩子早已无童真可言,过早地去沉迷或羡慕奢侈生活,欲望膨胀、不堪一击。鲍惠伦觉得,在这个大背景下,她已回天无力;每天带着儿子赵祯涵奔波在各种补习班之间,赵祯涵随口就能报出停车场里数十种豪华轿车的品牌,她也只能或者说习惯于像其他父母一样教育孩子“好好参加补习,考进好学校,这些就会有的”。
　　 我刚才说了,我是从台湾来上海,很长时间了,老公是浙江人。真的,我强调,我不能接受孩子这么到处高强度地报班,我也从来没过过这样的童年,台湾现在的孩子也没有,大陆的小孩负担和教育强度,绝对是世界第一,负担是一级棒。我老公对我说,必须要这样,否则孩子的未来就毁了。这些年来,我经常带孩子出去参加培训和考试,我感觉,有些孩子由于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思想已经坏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个例子: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已经没有孩子的天真了。参加“我学我行”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就是都是一幅画,每个人都进去讲,评委老师看谁讲得好,谁就进入决赛。我们在门口遇到我儿子幼儿园的同学,开玩笑地问了一句“考的什么题目?”,“这个不能说的!”立刻很警觉很防范。
　　现在学校搞教学改革,作业轻松了许多,但是你会有危机感,家长反而更累,反而希望学校各种补习班全有,然后额外留很多作业。而且据说,越是好的学校,补得越凶,像XX附中这种,老师上课就是按教学大纲,但一考试就考得很难,那么这些好的东西孩子从哪里去得到?只有补课。补课的好处是促进了国家的就业,促进了全社会的尊师,差的一点就是孩子很辛苦,太辛苦。
　　你听说过“小五班”吗?这是上海特色。就是中学办的小学五年级,作为有意愿考它学校的学生,提前上一个小五班。比如说我很心仪XX附中,很想考,XX附中就办一个小五班,你就报名去上。这个班上的学生,有未来升学面试资格的概率就大了很多。听说现在“小四班”都有了,从四年级就开始。
　　上海比较火的几个小五班,就是那几个著名中学办的,我不想点名。很多孩子就同时报,而且都是语数外全上,每个班周末都补4个小时以上,你想想要上好几个班呀,就是多长时间了。如果实在上不过来的,就把学费交了,不去,这叫“占着坑”。有些孩子占着三四个坑,就是为了在最后“小五班”的考试中,有那个资格。其实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赚钱方式。小道消息说,光小升初在上海,就有20亿的商机。这是个产业来的,而且有一个链条,一个利益集团。你想,办学机构、师资力量、租教学场所、招生代理,还有你用的教材,委托进行的考试证书认证,都是一起的,甚至包括了周边的餐饮、停车。好吓人。
　　我还要说一点,就是英语,上海太强调英语了。我儿子的英语,以前,先生晚上会带他复习一下。最近他特别感慨,说已经快辅导不了了。先生是90年代大学毕业的,英语是过了6级的,而且我先生是很爱学习的,一直以来每天晚上都是听着英语入睡的那种。上海有个海派清口周立波,他说的话我心里早就有。他说现在的孩子物质上很满足,应该说幸福,但是他们不快乐。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去开家长会的时候,所有的妈妈,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都说我们教不了小孩儿,都要去买《辞海》的。我先生的爸还是学过古典文学的,那时候我儿子作业要写一个什么符合要求的字,要写5个出来,爸翻了很多字典查不出来,作业都完不成的。一个小学生,拿着《辞海》都查不出来语文作业的答案。
　　我儿子那个学校的家长基本上是白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真的不会做孩子的题目。我给我儿子做阅读理解的时候,要先看后面参考答案,再来辅导他。
　　前几天带他去考一个英语,一道阅读理解,全篇的词汇都是医学类的,什么青霉素、红霉素……我想这些英语词汇只有专业的医生才会接触到吧,但是现在拿来考小学生。
　　
　　得与失
　　
　　仅仅过去不到15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民谚就被打破,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房价涨势冲天。曾明辉没有也不会想到,同样是不到15年,他的学弟学妹们所承受的压力、竞争和重负,也如浦江两岸不断刷新的高楼纪录般,节节攀升。令他同样无法想象的是,自己小时候吃客生煎、要碗云吞已是美味,稍大点搞顿洋快餐已是满足,现在出去“腐败”前还要上餐饮网下载一堆折扣券,将上海人的精明算计发挥到极致,而如今尚在读小学的孩子们早已习惯于沪上各家高档餐馆,点菜阔绰、不皱眉头。曾明辉自我解嘲:也许,这就是他们学业负担翻倍以后的补偿?
　　与曾明辉的描述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上海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该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主干指标位于中国各省市中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具体到“肥胖率”、“视力不良”、“体重体型超标”等方面,情况更为严重。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会出现的病症,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如今在众多上海青少年身上竟时有发生,且患病年龄提前了10到20年。而敏感、胆小、过于内向、陷入网瘾、厌学、焦虑症、多动症、自闭症、傲慢、自私膨胀等心理或性格障碍则在上海中小学生中频发。
　　在与这些上海家长聊天的时候,他们口中念叨最多的是“成绩”、“升学”,憧憬最多的是“名校”、“高薪就业”,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身体素质”,绝少提及。这于冥冥之中,对孩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乃至对未来社会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尚没有一项研究或专家学者、主管官员能说清道明。
　　和想象完全不同的是,上海孩子,尤其是像严行和赵祯涵这样有着严格家教的“富二代”,他们并没有对身上的重负叫苦不迭。相反,在物质前景的刺激下,他们还颇有动力。诚然,这两个周身名牌的小孩儿口中,早已没有“忆苦思甜”这些老套的词语,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衣食无忧,甚至锦衣玉食。在他们眼里,没有“贫穷”,只有“更加富裕”;没有“艰苦”,只有“更加奢靡”,没有“别处”,只有“上海和外国”。那么,对于自己的童年,他们会有怎样的描述?答案颇有些成熟和超前。
　　
　　苦啊,真苦!但是现在不苦,将来怎么能开上奔驰呢?我喜欢加长版的车,但我老爸买不起,没用,就是小时候没像我这样苦过。所以,要想得长远。我可不想未来跟我爸妈似的,出个远门旅游,还坐经济舱、住经济酒店。当然,如果你能采访到教育局长,能不能让他多办点重点中学和好大学呢?这样我就会轻松一点的。
　　――严行
　　
　　我爸说了,上海孩子就是要多学点,因为我们未来是领导,是BOSS,可以住别墅。这个,没有文化,不上好大学,是弄不成功的啦。我们家保姆的孩子,我见过的,就是没我读过的书多,连英文CD都没听过,这怎么行!对了,你看动漫展没有,我请你去看吧。我们打车去,地铁人多。
　　――赵祯涵
　　(实习记者任明远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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