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重生

　　“5•12”大地震究竟夺去多少孩子的生命，目前我们仍不得而知。 　　一年过去了。如今，在板房社区，随时都能见到挺着大肚子、但显然已不再年轻的母亲。她们中的多数，是失去小孩后走上再生育之路的。然而，如今的光景，跟他们初为父母的时候，已经相去甚远。高龄、悲伤、困顿、担忧、抑郁，各种问题随着日渐隆起的肚子而到来。
　　可以预见的是，在地震发生周年到来之际，灾区将会迎来再生育的高峰。我们选取了几个不同类型的家庭，记录下他们过去的时光、灾难的破坏、心理的挣扎、艰难的重生，以及未来的希望。
　　
　　曾经，和未来的希望
　　
　　震后第一个清明节，回忆让人尤为感伤。曾经，住在任家坪的胡兴琼，有着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15岁的儿子徐茂涛长得浓眉大眼，上初二，在学校人称“徐帅”。就在地震前一天，儿子跟同学打架，把同学揍了一顿，胡兴琼还被老师请到学校去。老师说，小孩的语文比较好，但上次数学考试只考了28分……
　　一切过往，从大地摇晃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无法再逆转。
　　清明节这天，胡兴琼和干女儿秦睿婷也想到老县城去看看。但7个月的身孕，和干女儿在地震中受伤的腿，让她们无法走远，只在高处眺望了一会儿就回家。
　　胡兴琼是任家坪里为数不多的，还能住在自家房子的人。丈夫徐昌荣是泥水匠，自己修的房子结实，这栋两层的小楼历经了地震和泥石流，依然无损。现在，二楼租给了正在修建曲山镇政府的城建工人，每个月1200元的租金，是他们唯一的收入。以前还有一亩多的地，现在被征用建了板房，听说一亩地有580元的补偿。
　　最后一次见到儿子，是去年的5月16日。徐茂涛从北川中学的废墟里挖出来的时候，全身都是灰尘，除了嘴角有点血迹外，看不到其他伤痕。双眼紧闭，好像睡着一样。
　　地震过后，当胡兴琼和丈夫赶到学校，这里已经聚集了无数家长，废墟里也有无数的哭喊声。她高喊儿子的名字，听到儿子的声音：“我要喝水。”到第二天上午，无论她和丈夫怎么呼唤，儿子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徐茂涛在废墟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跟同桌好友秦睿婷说的。他说：“你要坚持下去，就算我爸妈救不出我，也能救出你。”徐茂涛受了内伤，一直在吐血，最终脱水而死。
　　
　　秦睿婷活下来了。在废墟里，她一直给同学们唱歌，鼓励大家坚持下去。同学点什么歌，她就唱什么。到了最后，点歌的人越来越少。在这个包括老师共有69人的班上，只有17人逃出。
　　大批志愿者涌进北川。胡兴琼的厨艺好，就帮志愿者做饭，每天到擂鼓镇买菜，回到任家坪，给20多个志愿者做饭，一天能赚15元。这样可以让自己忙起来，不要天天呆坐着想儿子。
　　同时，她开始寻找被救出的秦睿婷，一个儿子经常提起、自己却从未见过的女孩。在志愿者帮忙上网发帖后，终于找到，秦睿婷被送到西安的医院治疗。夫妻俩乘火车到西安，“就想去看看孩子的伤恢复得怎么样。”
　　在西安，吃饭的时候，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女孩，突然对徐昌荣夫妇喊道：“干爸干妈。”命运关上了一扇门，又打开了另一个窗。
　　儿子的死让他们拿到6万元的补助，政府给两人买了基本的养老保险。但是，当生活重回正轨后，夫妇俩总会想起儿子，看到照片就会流泪。过年时，看着别人全家一起吃饭，想到自家无法再团圆，就没心思再去走亲戚了。
　　志愿者走后，徐昌荣对妻子说，“生一个吧，两个人过没意思。”去年9月，检查出又怀上小孩，缠绕已久的悲伤情绪才稍有缓解。不过很快，欣慰又转为担忧，在38岁的年龄再生育，是否可靠？
　　地震两个月后，四川省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允许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父母养育新生命，北川也启动了“再生育全程服务”项目。去年年底，居委会通知胡兴琼，办理相关手续后，小孩遇难后再生育的家长，从怀孕到生产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承担。这让胡兴琼对肚子里孩子的担忧稍减，也看开了一点，“小孩以后的成绩好坏无所谓，健康成长就好。”关键是夫妻俩的身体好，还能干活。至于未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把小孩养到15岁，太辛苦了。”徐昌荣一家都是羌族人，本可以生两胎，当年家庭条件差，只生了一个。但是，就算生两个也不保险，徐昌荣的堂哥徐昌军，原来就有两个小孩，女儿徐一丹18岁，儿子徐煜森15岁，一同被埋在北川中学的废墟里，至今仍没有挖出来。
　　徐昌军也是泥水匠。地震的时候，他不在北川，在北京的鸟巢工地打工，一天能有120元的收入。“以前打工的时候，总想多赚点钱，让小孩专心读书，别跟自己一样，在外面吃没文化的亏。”现在他却自责，“如果他们不读书，出来打工，就不在北川中学里，反而会没事。”“42岁的人，有啥子想头呢？全部的盼头，几秒钟就震掉了。”
　　如今，徐昌军39岁的妻子曾木会也怀孕6个月了。
　　
　　无望的等待
　　
　　地震一周年的日子逐渐临近。这一年，无数人的生活改变了，甚至原有的观念和价值体系也改变了，脾气也变坏，对情感的需要比以前更多。
　　夜晚，惨白的月光披洒在板房上。一个孩子遇难的家长喝多了几杯，把我拉到板房里坐下，两眼通红地说：“我挺痛苦的，地震让我的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变化。”这一年来，他一直提不起精神，“思想无法集中，完全没有心思再工作下去。”那些死亡的场景，总在不经意间就浮现起来。
　　地震前，他戒酒很久了；现在，他天天借酒浇愁，试图麻醉自己，却发现举杯浇愁愁更愁。
　　对于徐昌荣和徐昌军来讲，妻子的重新怀孕，好歹让生活有了新的希望。但经历丧子之痛的另外一些人，重新怀孕后，却又遭遇了胎儿死亡或者流产，再一次的打击让他们濒临绝望。
　　“胎死是跟急性的心理反应关系很大，所谓急性的心理反应，包括愤怒、暴哭，就是突然起来的情绪，非常激烈的。这种急性的情绪反应必然导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的改变，而任何一个系统的改变都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心理咨询师刘猛说。
　　还有一些失去小孩的父母，再生育的大门永远地关上了。
　　谢兴和的妻子文华蓉，在2005年因为肿瘤问题动了手术，切除了子宫，丧失了生育能力。16岁的儿子谢森宇在北川中学遇难后，家庭“最大的希望没了”。
　　有一段时间，文华蓉天天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谢兴和让她到“完美春天”志愿者组织当志愿者，管理图书、照顾老人，虽然没有任何收入，“总是做点好事，比天天在家里流泪好。”
　　儿子是个懂事又害羞的小孩。上幼儿园的时候，在城里看到高楼，就会说：“那是当官的住的。”现在，文华蓉再提起儿子，不会流泪，一直微笑着，仿佛儿子只是出去耍一下，天黑还会回来吃饭。
　　儿子不在后，文华蓉在绵阳花了35元，买了个布娃娃，每天都抱着，睡觉拍照也不例外。“她喜欢孩子，又生不出来了，只能抱这个。”谢兴和叹息着。板房外面，风雨声连连。
　　谢兴和也没心情去工作了，一个月每人领取130元的低保。“两套房子都没有了，孩子也没有了。原来赚钱是供儿子上大学，现在孩子不在，赚钱有什么用？”
　　事实上，在2002年10月，谢兴和就失业了。从1986年开始，他就是北川的曲山镇派出所的合同警察。2002年，曲山镇对聘用的20名治安员进行清退，一次性补助4250元。谢兴和不服清退，这7年来，一直都在坚持上访、申诉、打官司，至今仍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解释和处理。
　　长期的官司，和儿子的遇难，让他一直忿忿不平。在绵阳永兴板房社区的忆家香饭店里吃饭的时候，他一直滔滔不绝，讲述自己在地震后见到的人生百态，充满愤慨，然后是摇头，一声叹息。
　　也想过领养一个孩子，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想法。“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生活都困难，怎么可能领养到？”
　　
　　微弱的守护
　　
　　一年后重返灾区，多数废墟已经被清理，重建是现在最大的主题。
　　在绵竹，很多房子没有倒塌，但全成了危房。现在最忙碌的就是加固公司的工人。白天，这里是一个巨大的工地，闹腾腾的声音充斥整个城市。晚上则是另一番景象，那些满是伤痕的房子里空无一人。
　　失去孩子的父母，生活的重建也艰难地开始了。这种艰难，夹杂着高龄、悲伤、困顿、担忧、抑郁，各种问题随着那些日渐隆起的肚子而到来。他们发现，如今的光景，跟他们初为父母的时候，已经相去甚远了。
　　22年前，黄长蓉顺产生下女儿王莉。22年后，她第二次孕育生命之路，从怀孕到生下儿子王杰，却走得异常艰难。
　　地震前两个月，女儿刚刚结婚，嫁到绵竹的汉旺镇。办喜酒，装修房子，花掉他们多年的积蓄。那个午后，王莉被埋在自家房子的废墟里，同样被埋的，还有肚子里6个月大的小孩，以及王莉的外婆。原本即将四代同堂的家庭，四失其三，人财两空，留下黄长蓉，人到中年，独自面对一切。
　　之后，丈夫王兴林想再要一个孩子，黄长蓉不肯，“这么大年纪，怎么支撑下去？身体不好也会拖累小孩。”但丈夫坚持要，“必须要一个，屋里没个娃娃，难受得很。”
　　去年8月，41岁的她检查出来怀孕了。推算起来，这个时间正是她死去的女儿的预产期。至今，她一直相信，自己的孩子跟女儿肚子里的孩子有关系。“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女儿生了个小男孩，跟我现在这孩子长得很像。”
　　怀孕4个月时，黄长蓉检查出患有高血压、胎盘覆盖子宫、糖尿病，在医院保胎了十几天。
　　大年三十，她给死去的女儿和外孙买了腊肉，“给她们两个上路。”看着空荡荡的屋里，哭了。老公打工回来，安慰她：“肚子有娃娃，新的希望要开始了。”
　　“我们要坚强。”在怀孕的时候，她无数次对肚子里的孩子说。
　　3月10日晚上，黄长蓉下身血流如注，血压急速下降，被紧急送往华西医院。11点多，一个怀了7个半月、2.5公斤重的男婴从腹中剖出。
　　生完小孩后，黄长蓉昏迷了3天。医生让王兴林在病危通知书上签字，王兴林不肯：母子俩要是出了问题，我也去跳楼。房子修来有什么用――那个时候，家里刚修好新房子，花了7万元，其中政府补贴1.6万，贷款2万，其他的就是到处借和凑，都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小孩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在迷迷糊糊中，黄长蓉听到老公的话，只有一个想法：不能丢下老公不管。
　　所幸，3天后，黄长蓉醒来。第9天，终于见到自己的儿子。到了第二个礼拜，医生就让他们把孩子抱回家了。
　　真正困难的日子才开始。从怀孕到生产，一切费用都由政府出，但抱回家后，孩子再有什么问题，所有的开销就得自己出，而全家的收入，都靠做沼气的王兴林打工赚来。事实上，从地震后，王兴林就没有一天停止打工，除了妻子生产的几天。“屋里他是支柱，不能垮了。”黄长蓉说。
　　但是，在带儿子回家之前，医生就跟她说，娃娃的身体状况不理想。一天，有记者到家里采访，让他们把小孩抱到屋外拍照。结果一吹风，小孩子感冒了。又一次住进绵竹人民医院的板房里。
　　
　　住院的花销，一天要300来块。“吃得不好，营养也跟不上。还要买水喝，一块钱一瓶，一天喝两瓶水的钱，够在家里吃一顿饭了。”
　　见到黄长蓉的时候，小王杰还在板房医院的新生儿监护室里。蒙着眼睛，乖巧地躺在一个玻璃罩里，曲着腿，偶尔踢踢脚。仿佛还在母体中。夫妻坐在旁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孩，一动不动。像是手里捧着希望的烛光，小心翼翼的照看着，祈求这微弱的烛光，不要熄灭。
　　
　　期盼新生活
　　
　　地震后，经历了几个月的帐篷生活，人们又开始了板房生活。在北川的任家坪板房社区，每当太阳隐去，夜晚降临，路灯开启，羌族的人们会聚在路口，听着羌歌，围着跳羌舞。老人、小孩、男人、孕妇，在昏黄的灯光下转着圈跳舞。在都江堰的城北馨居，女人们也在灯光下随着节奏起舞，男人和小孩则在打乒乓球、羽毛球。
　　刘猛开设的“妈妈之家”就在城北馨居的板房里。两间板房装修起来，贴着小孩的画，摆上色彩鲜艳的沙发，放上一些水果，让再生育的母亲有一个相互交流经验的场所。
　　在“妈妈之家”里，几个母亲吃着苹果，相互说笑。她们的老公，则正对着电视唱卡拉OK，小音箱被嘶吼的声音激荡着，带着点沙沙的杂音：“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
　　不过，板房的生活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有人开始逃离板房。要么外出打工，寻找新生活；要么出去租房，为了再生育。“我觉得住在板房，对肚子里的娃娃不大好。”一位家长如是说。
　　张永建就不愿意住在板房里。小孩子刚出生两个月，每个月要1000多块的开销，他还是选择每月多掏400块，到外面租房。
　　他原想要两个小孩子，而且打算好了，就算有计划生育罚款也要。“两个小孩好一点，可以相互照顾，我们做生意的，也没有什么社保，以后只能靠孩子养老。”
　　地震把所有计划都打乱了，8岁的儿子随着垮塌的教学楼而去。3个月后，母亲又去世。原来经营得挺红火的两家日杂店也关门了。一下子，仿佛回到15年前，他刚到都江堰打工的时候一样，一无所有。那段时间，他最讨厌的就是有人问：你儿子哪去了？你儿子还好吗？
　　幸好，就在地震后一个月，妻子怀孕了。
　　“看到肚子大了，我觉得不能这样，要走出来了。”张永建说，“环境能改变人，但我也可以去改变环境。”他用儿子遇难后补助的几万块，又开了一家副食店，让妻子打理。“尽量让她克制情绪，忙起来就不会去回忆。”
　　还有补充营养，买棒子骨，盯着妻子吃。妻子比较内向，外向的他就想尽各种办法，逗她开心。
　　女儿在2月份出生后，他又把副食店转让出去。用儿子的生命换来的钱，再换来新生命的平安落地，“这个店的使命结束了。”
　　就在前一天，有一个家长去世了，因为一直没走出丧子的悲痛，和长期受束缚的生活，突发脑溢血，年仅39岁。“昨天去送别，有人连买个花圈的钱都没有。”
　　以前，他拼命赚钱，拼命节约。出门的时候，连一瓶水都不舍得买。现在，变得很重视消费了，“大灾大难都过来了，还怕什么。”“要比以前生活得更好，才对得起以前的娃娃。”
　　女儿出生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小孩身上。“以前忙着生意，与儿子的相处不多。”现在，他要把在儿子身上没能实现的愿望，都放到女儿身上，要让她过最好的生活。不信任国产奶粉，他就买美赞臣、多美滋这些进口奶粉。以后，“要让她接受最好的教育，教育是最重要的。”
　　“我很担心这些再生育的家庭，”张永建说，“父母的怨言会影响到下一代，我不希望我女儿成为这样的人。”
　　“你想让她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不需要她有多好，只想教会她一样东西：怎么去爱人。”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部分姓名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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