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何时全面砸开户籍制度的坚冰？ 新户籍制度

　　在2001年如火如荼的中国户籍制改革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恐怕要算北京市、石家庄市和广东省的改革举措了。“两市一省” 户籍制度改革之所以引人关注，原因可能林林总总，但以笔者言，关键是透过各自的改革，可以看出彼此的社会文明差异，彰现各自的开放心态及改革决心。

　　一

　　伴随着户籍制改革的浪潮，最先浮出水面的是理论界关于“户籍制改革应该速改还是缓改”的大争论，辩论先由网上而起，随后在传统媒体显露。专家学者纷纷上阵助威论证，社会各界翘首企盼。在这场大讨论中，最让争论各方底气不足的是加速户籍改革会不会导致城市人口剧增，给城市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诸如子女就学、住房、社会治安等等。正当学界争论相持不下之时，8月份，河北省石家庄市率先实行大力度户籍制改革，几乎不设任何门槛，准予外地人落户石家庄市。消息一出，争论各方都屏声敛气，期待着对自己一方有利的结果。令人欣慰的是，几个月后，此前关于户籍制改革提速可能导致诸多城市问题的担心都成为多余。石家庄市并未出现此前假设的种种城市病。居民的正常生活依然，子女就学还是照旧，社会治安并未告急。想象中的争办户口的场面终未出现。这结果固然令主张户籍制改革应缓行者多少有点尴尬，但事实总归有助于各方及社会坚定户籍制改革迈大步的决心。

　　然而，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户籍制改革浪潮中，北京市的作为实在令国人失望。先是扭扭捏捏地掀开一个口子，然后又悄悄地退后几大步。对外张扬北京市户籍制改革启动了，实质上却是明松暗紧，又一次实实在在地封死了外地人落户北京的梦想。

　　根据今年10月1日北京市政府颁布施行的《关于外地来京投资开办私营企业人员办理北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的规定：凡连续3年担任所在私营企业的负责人，合伙企业合伙事务执行人或者其他组织形式私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在户口迁入地拥有本人所有权的住房；
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8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企业职工中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10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90%以上，可以申请本人、配偶及一名未成年子女登记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等八区常住户口。企业连续3年每年纳税在4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近3年纳税总额达150万元人民币以上；
企业职工中的本市人员连续3年保持在50人以上，或者达到职工总数的50%以上及满足以上其他条件的，可以申请本人、配偶及一名未成年子女登记在城八区以外的区县常住户口。

　　按照这一规定，北京市的户口门槛是800多万元。这一数据是河南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副教授詹启智分析推算出来的。詹启智先生分析说，以《北京市2000年统计年鉴》提供数字为例，可得出以下结论：1.北京户口价值831万元：企业三年纳税（增值税和所得税）300万元；
按人均工资14000元/年，职工100人计算，三年支付北京人工资420万元；
企业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养老、失业、大病统筹）费111万元。2.为实现企业每年纳税100万元目标，须为北京创造经济增加值（国际通用经济指标）约500万元：我国工商企业主要有增值税和所得税两大税种。增值税税率为17%，实际价内税率约为14.5%，简单计算500万增加值中，支付工资140万元，支付职工三险保险费约37.1万，各种经营费用约95万元，商业房租55万元（按租用500平方米办公、经营用房，3元/平方米日计），增值税72.5万元，所得税30万元，利润70万元。3.同样为实现每年纳税100万元，企业需实现工业销售收1675万元：1999年北京工业销售收入2186280万元；
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239887万元，需达到销售收入1675万元。4.新办企业需投资1350万：为实现增加值500万元，按30.1%的增加值率计，需投资1661万元，以工业流动资产年周转率1.23次计，需净投资1350万元。此外，以北京市目前平均房价计算，还需要投资者投资约50万元购买一套商品房。（《北京青年报》2001年10月15日张韬：“北京户口门槛高，老板身价800万户口才能进京”）。

　　据有关专家比较，北京市这一方案，如果与上海数年前颁布的专门针对外来人口的蓝印户口政策相比，则门槛显得过高。综合比较，北京市户口门槛比上海要高40-140倍。此外，1997年全国私企市场注册资本为53万元，北京入户比全国市场水平高24倍；
比北京过去实行的小城镇入户政策规定投资50万元（不计购房款）提高了26倍，郊区提高了12.5倍。可想而知，如此高的门槛，有什么现实意义呢？如果说有，也不过是为执政者树立一点点勇于开拓的形象而已。

　　令人高兴的是，北京市的这一“形象”改革举措，公众给予了毫不客气的回击。直到今年12月4日，记者李成刚，通讯员侯鹏浩才以“首个纳税超300万投资者获北京户口”为题报道了北京市户籍制改革的首例成果之花。据报道，北京鸭王烤鸭店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邵华当天从北京朝阳区地方税务局拿到了涉税证明，可以申请获得北京市常住户口，从而成为今年10月1日北京市政府颁布施行有关规定后，首个获得常住户口资格的外地来京投资者。（《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4日）

　　这样的“成果”不能不令人感到有点嘲讽的意味。且不说这个户口对刘邵华有多大意义（能缴纳300万，难到还在乎一个北京市户口？），单就制定一个政策的目的而言，如果不能使大多数人受益，或者让最迫切需要政策支持的人群受益，这样的政策还有何实际意义？这样的政府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其存在的合法性呢？据悉，北京市现有外地务工者高达300万人。而这其中最渴望北京市户口者，恐怕更多的不是年纳税额能达到300万者，更多的可能是工薪阶层。他（她）渴望北京户口，渴望被认同、接纳，渴望子女在入托、入学方面不被歧视。但事实是，他们虽然以自己的漂泊，甚至尊严为北京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首都并不接纳他们。这其中固然有体制惯性的作用，不过，最本质的因素恐怕还是既得利益阶层的阻挠吧！

　　不过，最令人欣慰的是，在2001年即将结束的时候，素以改革开放排头兵为荣的广东省，又一次在户籍制改革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其示范意义是不可低估的。据广东省有关部门12月4日披露，广东省户籍制改革将作重大改革。此次改革将取消多年来沿用的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实行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统一称为居民户口，并以准入条件取代进城人口控制指标。此次户籍制度改革将涉及全省，其中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等户口性质的举措在全国来说还是首次。此次户籍改革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人才可携亲属入户；
广州琛圳吸纳本科学历以上人才；
夫妻投靠不受婚龄、年龄限制；
鼓励农民进城就业；
此次改革的重点就是在广东全省范围内，以准入条件取代进城人口控制指标来促进人口的合理流动。实行广东省户籍人口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并取消多年来沿用的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及其他类型的户口性质，实行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统一称为居民户口。改革后，广东不再有“农转非”的问题，几十年来横亘在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壁垒将被取消。

　　广东省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举措，在全国的确是首次。这无疑又一次在全国户籍制改革领域投了一枚重磅炸弹，其现实与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是因为，广东省第一次以一个省的地域规模向剥夺公民基本权利——迁徙自由的落后规制发起总攻，由于其本身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区位优势，在全国的示范效应将会很大，带动和鼓励全国各地大胆改革制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户籍制度。

　　众所周知，户籍制实际上霸道地将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以外，是对农民基本权利的剥夺。从法律表现形式看，公民迁徒自由是一个公民自由游动，寻求发挥自己才能的场所的基本要求。它是公民追求幸福权利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且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政治民主都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对公民个人而言，迁徒自由意味着可以从压抑、束缚自己的环境中走出来，另外寻求机会，寻求更适合自己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且，迁徒自由标志着社会文明进步的程度。而户籍制度对人的尊严、自由和平等权利的剥夺和侵害远非一代人的问题。

　　二

　　从北京市、石家庄市和广东省的户籍制度改革举措巨大差异，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三者的社会文明水平差距。

　　北京市户籍制改革举措，事实上反映了北京市整体社会文明程度。社会文明程度显然不能以拥有多少高学历、高职称人才为绝对标准。笔者以为，社会文明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应当是看其是否具备开放、宽容、平等、公平的心态。以此而言，北京市由于长期受传统体制的荫护，多少年来已经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自傲、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霸气十足、贵族味特浓等等坏的集体无意识。习惯了特权呵护下的寄生生活；
养成了以内欺外，以强凌弱，以熟欺生的优势心态；
在行为方式上常常表现为宏观大思维支配下的夸夸其谈，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往往眼高手低，不屑于小事细节。表现在政策制定上，特权意识和优越感特别强烈，公共政策意识较弱。对财富，长于“掠夺”疏于创造。而且在运用特权“发展”方面往往表现出超常的大智慧。北京也十分清楚自己在中央心目中的地位和优势，常常以稳定的名义，一二再，再二三地享用国家政策特权，直接或间接地承受全国人民的供奉，心安理得地享受外地人民的奉献，以低廉的价格，享受气、水、电等等社会公共财富。正是在这种社会文明程度及区位特权优势下，北京市的求稳惧乱意识自然强烈，作为执政者，“无过就是功”也成了最好的为政箴言。浅显的道理，干得越多，出差错的机会肯定会越多。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下，改革的冲动（不仅仅是户籍制改革）自然就弱。而且，在这种狭隘意识支配下，公正、平等、人道等等先进文明的理念就很难化为实际的改革举措。而作为人大、政协等等监督机构和成员，也大多只从北京市的自身利益出发搞提案、举拳头，很少从大道义出发建言、支招。尽管其作为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但这种背景显然与北京市的整体文明水平有着必然的联系。至少，北京市没有有意识地为环境的优化有大的作为。当然，人大、政协的责任不可推卸，北京市民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毕竟这是社会基础）。可以说，透过户籍制改革，很容易看清北京市的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特权意识浓，开放宽容的胸怀小，平等、人道等等现代文明的观念淡漠。按理，在WTO背景下，伴随着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强劲东风，北京市应当走在前头，站在前沿，不然，何以配称“首都”之称谓呢？这是与北京市的国际大都市形象十分不协调的风景。

　　石家庄市户籍制改革的最大意义在于及时用行动和结果，明确回击了一些所谓的理论家、政府官员主张延缓户籍制改革步伐的论调。他启示人们，固然每一项改革方案的设计、实施，都需要充分的事前论证，但对一些涉及民众根本权利的问题的解决，快比慢好，大力度比小动作好。更何况，在经历了改革开放20几年的磨练后，广大公众已具备了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事实上，户籍制度也只是对现实状况的一种追认和肯定，根本不会产生什么大的社会动荡，所有的担心都属多余。它虽然仅限于一个省会城市，但由于其大力度实行户籍制改革，且由于适得其时，平息了户籍改革提速与缓行的争论而意义重大。从户籍制改革的举措透视石家庄市，给外界的印象显然具有开放的胸怀、宽容的精神，以及锐意改革进取的开拓理念。对先进的思想易于接受，对国内形势的大趋势有此较准确的认知和把握。这种精神和勇气，实际上透射出石家庄市城市文明程度的先进性和开放性，潜藏一股生机勃勃的发展态势。笔者虽然没有奔赴石家庄市实际感受普通市民以及官员的文明状态，但通过其对待户籍制改革的态度、勇气、力度可推知，这是一个开放意识转浓的城市，它不排斥外地人，它们明白石家庄市的发展既需靠石家庄市老住户，更需新住户为石家庄市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就凭这种胸怀，我们也应该为其祝福。

　　广东省户籍制改革的巨大意义在于，一是他自身独特的区位优势。经济发达，政治改革意识强烈，文化中务实精神充盈，发展原动力强，等等。20多年来一直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其一举一动都是有示范和榜样作用的。二是他是以一个省的区域为改革主阵地，因此，毕竟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改革在一个省内产生了理想的效果，那肯定会带动和促动全国的户籍制改革，为全面砸破户籍制的坚冰筑好滩头阵地。这样，全国受户籍制盘剥的几亿人民就会彻底卸掉带有明显歧视和隔离性质的制度规制，从而全身心投入到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洪流中去。三是他的成功，可以最大限度地回击一切维护户籍制的论调，从思想观念上彻底清算依附于户籍制的特权观念，为现代化新理念新思想的生成和传播扫清障碍，减少阻力。也正是广东省的户籍制改革举措，让我们再一次领悟了广东省等发达地区先进的社会文明，感受到了广东省地区整体社会文明的发达，以及广东省民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文明精神，以及先进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从北京市、石家庄市和广东省的户籍制改革举措看，三者社会文明程度差别是十分巨大的。三者差距的缩小将标志中国社会整体文明进步的水平程度。面对WTO的促动，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面对中国社会的落后，相信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和血性的人，都渴望尽快还中国民众以基本权利，以此激发他们的创业热情与动力，为他们充分展示自身才华创造舞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引来源头活水。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WTO的门槛前，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千万不能自缚手脚，自己溺死于现代社会竞争的汪洋大海中。谁这么做了，谁就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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