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的喜忧300 [搬迁老农的喜与忧]

　　 　　以后你们就会看见我从高档电梯房下来,穿着这身旧衣裳踩着三轮车去赚钱｡ 　　 　　“小产权房”是一个发生在乡村的城市话题,却又直接牵涉到农民的利益,无论是新居工程还是纯粹的小产权开发,最终的目的从理论上说都是为了促进城乡统筹,减少城乡二元鸿沟,最为核心部分就是如何让农民获益｡
　　但问题是,能否把宅基地用来搞“小产权”开发,决策权往往在基层政府手上,“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更多停留在理论高度｡究竟有多少农民认可“小产权开发”,很难统计,在小产权波及全国的这场争议中,农民成为了一个失语的群体｡
　　9月15日中午,61岁的成都市金牛区金牛乡罗家村一组村民王其珍踩着三轮车送客之余又一次驻足在已经夷为平地的老宅基地前｡散破的瓦砾之上原是老王一家住了数十年的三间老房,今年5月的最后一天,老王在安置补偿协议与拆迁过渡协议书上签字后举家搬离｡
　　按照该村新居工程的进展,马路边上的村民将率先搬迁,考虑到王其珍一家的困难,金泉街道办事处将他原来的半砖瓦房屋属性核定为砖瓦结构｡“可以选择货币安置与实物安置,我当然要房子”｡王其珍说,按照每人60平方米的标准,他们一家三口可以在新居工程“府河星城”分得180平方米的安置房｡
　　“如果儿子结婚,媳妇可以分得40平方米,并可以1200元一平方米的优惠价购买20平方米｡”府河星城的房子要2009年才能交付,只要儿媳在这之前生一个孩子,又可以再分60平方米的安置房,因此老王这阵子一直催儿子早点结婚｡
　　乡产权开发,确实让一些原本生活清贫的农民致了富,王其珍坦言,除了改善了住房,他们在过渡期间还可以每人每月享受200元的过渡补贴与100元的奖励,并一次性得到老宅补偿2万多元｡
　　王其珍在附近租了两间民宅安置了全家,他坦言对乡产权开发了解不多,“村干部动员搬迁,我只关心我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老王一家原先共有两亩四分耕地,现在也一并交给村里统一出租,每亩每年可以从村里领取1800元分红,老王认为这与土地流转可以获得的利润相比实在微薄｡种了一辈子地的他又心疼:都是肥田啊,原先种水稻,一亩收成好几百斤呢｡
　　老王的爱人杨家朝现在享受每个月21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土地统一“出租”后,老王花6000元买了一辆三轮车送客,每天赚二三十元补贴家用｡
　　四个月以来尽管多次路过“府河星居”,老王从未进入工地,这天陪同记者去采访,老王看着小区效果图有点发呆,销售人员告诉他分得的房子2009年有望涨到5000元一平方米时,老王恍若梦境｡
　　老王希望“小产权房”可以合法流转,他说:“翻身,一辈子就靠这一次机会｡”他悄悄盘算将可以分得的三套住房中的一套房出租给城里人作为日后的生活来源｡
　　老王在销售处的出现让另一个城市购房者多了一个提问,“是不是我们与安置农民混居?”“府河星城”的一个销售人员介绍,安置房与销售房分在两个小区,中间以围墙隔开,且两个小区开发的绿化､间距都有所差异｡
　　老王这才发觉,安置房的楼盘显得相对拥挤,他指着效果图调侃:这里就是围墙,这边是农民,那边是城里人｡
　　对基层政府而言,将农村住房与城市商品房形式上进行统一,是城市化最直接的方式,发展乡产权,也是实现土地价值最有效的途径｡但城市生活对老王这样世代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实在陌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陈武元说实行城乡人口双向交流也有利于城市化进程,允许城市居民到农村买房甚至创业｡“府河星城”这样的新社区建成,将带动周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失地农民就业,城市人口把城市文明带入乡村,农民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
　　
　　但从土地到城市,不是一代农民就能实现转变的｡四川省社科院林凌的担心是,“如果农民不能在城市就业,不能获得城市社会保障,那就不是城市化,现实是,农民由于文化水平限制,很难在城市充分就业｡”
　　老王最直接的担心是,以前有地可以种点粮食,养猪每年还有1万元收入,以后连辣椒都要到集市购买,“上个厕所冲水都要花钱｡”万一生个病,怎么办?
　　他自我调侃,以后你们就会看见我从高档电梯房下来,穿着这身旧衣裳踩着三轮车去赚钱,家里用的还是这台黑白电视机｡
　　在西南交通大学门口,林湾村依靠大学城效应迅速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俨然形成了一个小城镇,村集体将门面房租给外面来的个体户,二楼则出租给学生居住｡村民每年从集体领取租金分红,在林湾村的一块建设用地上,新开发的700多套乡产权房已经对外销售｡
　　老王有点羡慕林湾村居民的生活｡但又替他们着急,就这样过一辈子?土地被收走了,儿子孙子怎么办｡
　　老王考虑将其中一套“小产权房”卖了,给儿子买一辆出租车,“不能让他像有些人那样天天搓麻将,靠那点分红过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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