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念真,把台湾一代人留下来】 台湾吴念真

　　“我不是搞艺术的。艺术，让别人去做，我只负责转述和沟通。”在吴念真看来，选择哪种媒介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创作一定要能够与人沟通， 　　让人获得安慰 　　
　　白衬衫、蓝仔裤、旅游鞋，当吴念真双手插兜从远处健步走来时，你会疑心即将面对的是一位从硅谷回国的IT技术主管。这样一个不失朝气的干练男人，为什么注册微博要自称“吴念真老先生”？
　　新书《这些人，那些事》内地版问世，吴念真有了这次匆忙的内地之行。北京是广州、上海、南京之后的收官站。马不停蹄四处转场，他发现自己在内地竟然有这么多粉丝。新书的勒口处，对他的第一句介绍是：全方位的创意人、电影人、广告人、剧场人。但对内地读者，他最深入人心的身份依然是电影人。由他编剧的经典影片《恋恋风尘》、《悲情城市》等，在任何一个城市的见面会上，都会被反复提起。
　　“我知道你们念念不忘，”吴念真并不感到奇怪，“但它们只是我生命中细小的一部分。”
　　
　　原来影像的力量那么强
　　
　　1952年，吴念真出生在台北县瑞芳镇九分村，这里是台湾知名的矿区，他父亲就是一名矿工。
　　《恋恋风尘》开篇不久，15岁的主人公阿远因家境原因放弃学业来到台北做工。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经典影片，几乎就是吴念真青春往事的胶片版。“那时候台北求职很不容易，我贴过壁纸，给诊所包过药，还在酱菜店做过杂工……干过很多种工作。”
　　在影片中，阿远青梅竹马的恋人阿云刚到台北，就差点在站台被一个老头骗走。这些炎凉世态，也是吴念真对台北的亲身印象。
　　1960年代中期，十几岁的乡下少年来到台北不久，在报上看到一个招聘“抄写员”的启事。“我非常喜欢阅读和书写，所以这个工作我觉得很合适。”按照地址兴冲冲跑去后，老板让他交一笔钱，随后把他带到另一个地方，那也是一家职业介绍所。老板告诉他：有人上门就这样如法炮制――让他们交钱后，再叫他们去骗下一个。
　　一群年轻姑娘来到店里找工作，吴念真冲上前：快走快走，这里是骗人的！“老板把我一通痛骂之后要我赔钱，那一次我差不多被他骗走了身上所有的钱。”
　　很久以后，有天他路过一间教堂。有人拉住他一定要他进去听一听，“对你的人生一定有帮助。”进去一看里面居然真有不少人。突然有人站起来，走上前台，煞有介事地布起道来。他觉得那人有些眼熟――原来就是职介所的骗子老板！他怒不可遏，起身就走，回去后心绪难平，提笔写了一篇小说《请来听福音》。
　　小说寄到了《联合报》，不久发表。不过教堂见闻那部分被删除，只保留了求职遭遇，这便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部作品《少年仔找工作》。比亲眼看见手稿变成铅字更让打零工少年兴奋的是稿费。650块台币的润笔，比他两个月的工资还多。
　　从此一发不可收。
　　“那个时候国民党治下的文艺创作，都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他们也不鼓励写台湾。”吴念真说，“可是那些发生在山东、河南的故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迷惘中，给他带来莫大启发的是《文学季刊》上的一个中篇小说《锣》。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有人可以将我们台湾人自己的情感讲得如此生动！小说的作者，是台湾著名乡土作家黄春明，他笔下无一例外都是本土乡民，尤以老人小孩的形象最为出彩。“他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作家。”吴念真说。
　　他想起老家九分村那些矿工。
　　还在家乡时，吴念真曾亲眼看见一些受伤矿工在住院时背着医生往伤口上吐痰，以便让伤口迅速发炎病情恶化。在1970年代的台湾，按政府规定，矿工必须先在地方医院接受治疗，危重到一定程度，才允许转入更高一级的城市大医院。
　　这样辛酸的一幕，后来化作他另一篇小说《医院》。发表后，上至官方下至亲友，不停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这个？
　　那段笔耕时光里，他写得最多的就是矿工。“年轻时写小说，是想着可不可以透过对一个地方的关注，去了解这个地方的人。那些被我写的矿工，他们很少阅读，更不觉得自己被关注和被安慰，我觉得很没意思。”吴念真面露无奈，“文字的力量真的不大。”
　　那一年，台湾中视播出推介岛内各地的系列纪录片《芬芳宝岛》，制作人正是吴念真最喜欢的作家黄春明。讲述矿区的那一集，矿工原本一天80块的工资被说成120块。第二天矿工们开始罢工，要求把工资提高到片子里说的水平才复工。
　　看着那些一天天坚持的矿工，吴念真深受震动：“那个时候台湾还在戒严，不允许罢工，但是他们不怕，一天天坐在外头。我第一次觉得，原来影像的力量那么强。我天天写那些寓言根本没用。人家就是一个电视片，40分钟，一个晚上，居然就有这么大的力量。”
　　罢工最后并没有让矿工们涨工资，吴念真却找到了内心强有力的福音。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做影像。”
　　
　　让台湾的历史和生活进入影院
　　
　　“无论是做编剧还是做导演，吴念真电影最有味道和力量的地方，就是他对本土生活丰富细腻的感触，还有对底层生活浓烈真挚的慈悲。”台湾的一位影评人这样评价。
　　《光阴的故事》是吴念真被影坛注目的第一部名作。那是在1982年，吴念真的而立之年。因为不断发表作品，他被台湾中影招致麾下担任企划和编剧。此时岛内尚未解严，但党外活动十分活跃。罗大佑的音乐、林怀民的舞蹈，各种反叛思潮暗涌，台湾电影又会何去何从？
　　“台湾电影辉煌时一年两三百部，80年代初只有四五十部。琼瑶言情片和胡金铨武侠片都没人看了。”那些鲜活生动的台湾生活，为什么从没在银幕上出现过？我们的导演到底在拍什么？吴念真和同仁们意识到：要想让台湾电影有一个新感觉，必须出来一批新导演。
　　尤为重要的是，“你让新导演一年拍一部两部没有用，必须让一群人拍很多部，在很短的时间里让新导演出来，才能让台湾电影焕然一新。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几位导演共同完成一部电影。”
　　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由此应运而生，陶德晨、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四位导演分别完成其中一个故事。之后，吴念真迅速着手另一个项目。他将黄春明的三篇小说《儿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顶帽子》《苹果的滋味》改编成三段式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由侯孝贤、万仁、曾壮祥担任导演。
　　“两部电影，我们推出了7个导演。”吴念真心生自豪。在后来的影史中，以《光阴的故事》为标志，1980年代初这场重新将观众唤回影院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被命名为“台湾新电影运动”。
　　吴念真随后同新电影运动的主将们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他的初恋故事，变成了《恋恋风尘》；父辈在矿区拓荒的历史，定格为《无言的山丘》。他的创作年表中，1982年的作品多达12部；迄今创作的八十多个剧本，超过六十个诞生于1980年代。金马奖后来用5次获奖和7次提名，嘉奖了这位多产的实力派编剧。
　　“念真写《恋恋风尘》，是想藉影像打开一个纾解的窗口。我想拍这部电影，也是如此。”侯孝贤提及的电影是吴念真和朱天文共同编剧的《悲情城市》。这部斩获第46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影片，第一次将镜头对准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上映之际，海报文案这样写道：在今天以前，这个故事，你从未听过，也，不敢讲。
　　“对‘二•二八事件’本身是没有办法建立共识的，那是一个伤口，越掩盖就越惨烈。”吴念真说，“我很想告诉你们，以后两种文化聚合的时候，可不可以用换位的心情去了解彼此的东西。”
　　《悲情城市》是一部争议之作，在它问世5年后，如朋友所言，吴念真告别编剧身份，第一次做起了导演。那是一部在他的创作生涯里，绝对无法绕开的电影：《多桑》。
　　从这个完全日语发音的片名和它的中文含义不难看出，吴念真镜头下的主人公是亲历了日据时代、带有强烈日本情结的父亲。
　　在家乡九分矿区，吴念真用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将记忆里关于父亲的点点滴滴，浓缩进了这部167分钟的长片。片中，多桑拍打着收音机感慨“还是日货质量好”；帮小女儿画画，他将青天白日旗中的太阳染成了红色；孩子们骂他“汉奸走狗汪精卫”，他恼羞成怒回击“巴嘎”……
　　“他们一夜间成为一群非常悲凉的‘历史的孤儿’。他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们不清楚。在身份和文化的归宿上，他们到死都走得不清不白。”吴念真说。
　　父亲因身患尘肺病，不堪病痛折磨，最终从医院5楼的加护病房跳下。他生前最大的愿望便是去日本看富士山和皇宫。多年后，吴念真带着父亲的照片和骨灰上了飞机，衬着舷窗外的夕阳，完成了他的遗愿。
　　“许多人都说‘你那个多桑好像我爸爸’、‘好像我祖父’，可见我没有错。我可能真的把台湾一代人稍微留下来，让他们的子孙们看到了。”
　　
　　重要的是让人获得安慰
　　
　　轰烈的新电影运动，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开始衰落。吴念真的解释颇耐人寻味：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生，几乎是靠着一帮走得太快的人；而台湾观众，至今也没赶上他们的脚步。
　　他用另一部从生命记忆里挖掘出土的影片，对电影生涯作了一个暂时了结。
　　1950年代，台湾南部经常举行军事演习。一次新演习来临之前，军方代表告知村民：演习会造成一定作物损失，不过不用担心，政府会给予补偿。片中的主人公也是一位父亲。村民们找父亲拿主意，他告诉大家：这次是和美军联合军演，政府可以相信。
　　演习的规模超过预期，一整座山的琼麻在连天炮火过后几乎荡然无存。村民大失所望，父亲遭受千夫所指。为弥补损失，村民开始混入美军驻地偷窃。在多次被母亲斥为无能后，父亲放弃颜面，偷回两口大铁箱。众人皆惊，打开一看，竟然是两具美军尸体……
　　探讨完日据时代之后，吴念真关注的是台湾的另一大社会特征：美国文化的强势入侵。电影主人公的原型是他同班同学的父亲，这一段原本出现在《恋恋风尘》的剧本中，被侯孝贤舍弃后，成了吴念真迄今最后一部导演作品《太平天国》。
　　“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不言而喻，很多政府官员都是留美回来。这里常常不自觉地就让美国文化长驱而入。”吴念真还发现，自己从事的行业也被好莱坞“打得乱七八糟”。1996年在威尼斯，他看到意大利电影院几乎没有了本国电影。“再看看我们台湾，更是如此。大量传媒工具很快兴起，而电影又费钱，又花时间。它到底是不是最好的一种表达？”
　　吴念真没有答案，他选择新的尝试。
　　离开电影之后他担任主持，制作了一档电视节目《台湾念真情》，讲述岛内那些被遗忘的地方和行业。2001年他又从电视转到舞台，制作了《人间条件》首部曲《青春小鸟》。到今年推出《一样的月光》，十年荏苒，他一共拿出了6部继续讲述台湾人生活和历史的舞台作品。据台媒介绍，仅《人间条件》四部曲便创造票房超过1.5亿元新台币。
　　“我常常讲，我不是搞艺术的。艺术，让别人去做，我只负责转述和沟通。”在吴念真看来，选择哪种媒介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创作一定要能够与人沟通，并且让人获得安慰。
　　2010年，台湾歌手江蕙举行演唱会，吴念真应邀为其中一组女性歌曲拍摄一部5分钟的前奏短片，他操起家乡方言担任了旁白。片中，农妇在稻田打药水。他问，“你先生为何不帮你？”农妇答，“他在忙。” “他在忙什么？”“他在树下泡茶谯（责备）政府。”一位年轻母亲在家人吃完饭后来到饭桌前，夹起残羹冷炙中的一片鱼尾，儿子问：“妈妈你喜欢吃鱼尾巴？我长大以后买鱼尾巴给你吃好吗？”母亲微笑：“谢谢。”
　　吴念真所有的创作，都好似他的新书《这些人，那些事》。他的作品，无论文字、影像、舞台，都像一本散落在台湾本土的民间相册，打开每一页，都能看到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台湾面孔。
　　“台湾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以后，现在已经开始变得平和。以前追求高速消费，现在只在乎三样：家庭、道德和健康。”吴念真说。
　　我问他，大陆是否正在经历台湾曾经经历的。他说：“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问题，这个地方的所有人，当他们发现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时候，他们需要找一个新的方向。只是这种力量的凝结，要靠很多人在一起。”
　　外面有风吹过，透过落地玻璃，我看到一墙之隔的竹林摇曳起来。我和他都没有说话。
　　这一幕，让我回到了《恋恋风尘》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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