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革命与革命的画面】画面感好强

　　几年前，我在半岛参加镜头语言培训班时，听一位退休多年的BBC老记者说，最让观众感到舒服的画面是从镜头左侧拉向右侧的。尽管他一再强调这是经过多年潜心研究得出的结论，但我始终认为这个结论对我们来说是不现实的。
　　我举手问他，这也许只适用于西方人，他很不解，“不管是西方人还是非西方人，我们都是用两只眼睛看屏幕”，“您可能没有意识到，不管是在书本上还是电视屏幕上，我们的语言都是自右向左的。”
　　这种不同的认识直观地反映出阿拉伯人与西方人，甚至东方人与西方人在对语言和画面运用上的不同。
　　 最近几年的媒体发展趋势证明，画面在大多数时间代替了语言，成为了新闻报道中最重要的工具。这次阿拉伯革命，也是一场画面与语言的直接交锋，当骑着骆驼的警察在解放广场驱逐手无寸铁的人群，当警车在公路上肆无忌惮地撞向示威者，当中弹的摄像师壮烈地倒在血泊中，这些动态画面起到了文字难以表达的作用，比总统的电视讲话更加具有号召力。
　　 传统的战略思想家认为，在战争中谁掌握制空权谁就能够夺取胜利，但我认为在舆论作用越来越突出的今天，除了制空权之外，还要放眼天外，获得控制媒体的制高点――卫星。如果孙武活着，他会同意我的观点。
　　 我有很多例子能够证明这一观点，譬如，1999年北约打响对南联盟的第一枪就轰炸了南斯拉夫电视大楼；2003年伊战伊始，美国又以同样的手法炸掉了伊拉克电视台；同年4月美军在巴格达炸毁了外国记者聚集的巴勒斯坦饭店，导致一名半岛电视台记者、一名路透社摄像和一名西班牙电视五台摄像死亡。此外，以军也多次对巴勒斯坦电视台及黎巴嫩真主党控制的灯塔电视台进行轰炸，这些行动的目的无一不是为了使自己成为惟一控制画面输送权的一方。为了在有史以来第一场“现场直播”的战争中取得舆论上的胜利，美国不惜重启其数十年未用的随军记者制度，缩窄受众获取信息的管道，可见画面的重要性。
　　 古代的中国人高度重视文字，这一点和阿拉伯文化是相通的。阿拉伯人热爱文学，崇尚诗歌。而现在，更多的人会说“一幅好图胜过千言万语”，画面，尤其是电视画面对我们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民族和地区的范畴。
　　《古兰经》和《论语》这两部经典都强调了语言的作用：前者以“读”字作为开端，后者用“论”、“语”二字点明主题。同样源自阿拉伯地区的《圣经》也重视语言的作用，只是传入欧洲后被艺术家进行了二次加工，主要人物都被描绘成白人。在中国的寺庙和阿拉伯世界的清真寺里，你不难看到相似的书法作品，却很难找出一幅绘画，相反在欧洲的教堂，最珍贵的财富或许就是名家绘制的壁画。
　　阿拉伯人常常说“我去听听新闻”而不是“我去看看新闻”，这要归功于阿拉伯语词汇和中文一样，有着丰富的表达力。西方人一定难以理解，他们认为画面是表现事物形象的工具，除非不得已，否则没有画面的消息是枯燥的。
　　我们都记得那个赤身裸体奔跑着的越南小姑娘，她曾经深深地触动了因发动战争而变得麻木不仁的美国人，撼动了整个民族的同情心，并促使决策者提早结束了战争。但越来越多的事件让我相信，这也许只是为了避免更加难以逆转地陷入越战泥潭而寻找的一个符合人道主义规则的理由而已。
　　不管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直娴熟地使用镜头语言作为宣传工具，不管这些画面是否真实。每一次美国总统发表重要讲话时，他所选择的背景和装束往往比讲话本身更加重要，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新近撰写的专著中，也透露在外交场合她总是会以佩戴勋章的方式预先传达信号。为了以合法的理由发动另一场战争，科林•鲍威尔不惜在联合国使用伪造的照片指控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久之后，美国人又用萨达姆被捕时的丑态狠狠地羞辱了阿拉伯人一把。在关塔那摩、在阿布格莱布，尽管美国的丑态被无数次地曝光和放大，但这些画面并没能像40年前一样再次撼动美国人的心理防线，也没有促使美国从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撤军，或许他们已经对类似画面免疫了。
　　上面这些例子足以证明画面在电视宣传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几十年来，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中国人，都是西方媒体主导下的电视宣传的受害者，这些媒体早已为我们分别刻画出特定的形象――拉登模样裹着头巾的大胡子和红旗前表情严肃的军警――方便读者对号入座。
　　在半年前发生的这次现场直播的革命中，广场上的阿拉伯青年为自己贴上了全新的标签，为世界展现出了不同以往的生动的阿拉伯形象，并且成功地主导了这一历史性新闻的电视报道。我也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中央电视台的同行，能够更加重视画面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在作为“喉舌”的同时完善自身，因为我们看的是电视，而不是“电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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