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是什么样的人?]人的文学周作人

　　读周作人的文章，深觉他可爱。带着维护和偏袒之情再来读这本传记，觉得他的可爱又近前了一步，是活生生的了。鲁迅是大哥，从儿时起，就雄赳赳气昂昂，冲锋陷阵义不容辞。周作人则完全是一副“顺从的好说话的二弟”的形象。他的混沌和温吞，保护了他的敦厚和仁慈，不比鲁迅总有作为长子的种种敏感和尖锐。
　　他那时，仿佛总有股没来由的歉疚感，对人生气也不会持久，总轻易就原谅了他人，并多想着他人的好处。13岁时，在杭州坐监的祖父招周作人前去陪侍，他心不甘情不愿从绍兴搬去杭州，隔三四天去狱中陪祖父读书。祖父因为欲图科场舞弊而犯案，连带着家境败落，这一段时光对周作人形成那种忧虑怀疑、冷漠超然的心境不无影响。
　　当时照顾周作人生活起居的是祖父的一位潘姨太（在周作人自己的回忆里称“孙姨太”），尖酸刻薄，待他并不善。他反感，决意也要和她作对，事后又觉得她不是坏人，因此并不怨恨，有时还帮她的忙。后来他的日记里，没有一句对潘姨太的坏话，倒是记下了她的生日。
　　在北大教书期间，周作人名气已经溢出校园之外，已然成“青年领袖”。他仍是敦厚得可爱。那时还是清华学生的梁实秋，冒冒失失跑到周作人家里邀请他去演讲，事先没有介绍，演讲也没有报酬，周作人却一口答应下来，当天自己坐人力车，路上花一小时，准时赶去。郁达夫的《沉沦》当时被社会痛批，他写信给素不相识的周作人，请他“以自己的良知尽量给予批评”，周作人不见得欣赏郁那种风流耽溺和顾影自怜，但是“不能忍受传统道德对青年人的压制”，因此也回信和发表文章热力相挺。实际上，这也是周作人最高的一个信念，即“个人的自由不可剥夺”，这会比任何政治、主义要来得更为首要。
　　但是当然，周作人是敦厚的，同时并不是不讥诮，只是不如鲁迅这么暴戾。他也是和气的，但又非常硬骨头。他所作过的当成武器的政论文章，也字字句句指戳敌人心窝。他写过一篇暗讽军警队仗势欺人的文章，搞到军警来质问，“怎么文章是看不出毛病，实际上是完全要不得。”在女师大事件里，他用文章和行动宣告“和女师大共存亡”，已经完全是积极的行动者和斗士的形象，与鲁迅不谋而合，而那时，他们已经反目。
　　关于树人作人兄弟失和，有各种晦暗不明的揣测，总之让人不胜唏嘘。真正让我意外的是失和后鲁迅对于周作人的一切态度，竟和他一向的形象相左，透着无比的柔软和温情。尽管他在文章里也尖锐批评周作人，私底下更多却是回护，说左翼作家对于周作人的批评过于苛刻，到病重乃至病危期间，他还在读周作人的著述，他也不止一次对人说“岂明颇昏”，对周作人有时的糊涂担忧甚深。与此对应的是，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去学校，“面色苍白，对学生说，家兄去世，今天的课不上了”。再次上课，讲的是《颜氏家训》中的《弟兄》篇。
　　鲁迅担心周作人在大事上糊涂，后来一语成谶。假如鲁迅活到了抗战时期，不知道他会不会拼尽全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又或，周作人能不能听得鲁迅的劝，因此得以保住晚节？
　　问题在于周作人对国内革命早就绝望，过于“事功”，对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本就不认同，宁肯“苟全性命”，继续实践个人主义的生活以及“生活的艺术”。
　　到此时，周作人的失节，真正让人大感痛惜。即使是左翼的那些作家，也在为保住他设法。郑振铎一直写文章提到周作人在文艺界的无上地位，“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是周作人的附逆”，“我们总想保全他。即在他被捕之后，……想用一个特别的办法，囚禁着他，却使他工作着，从事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废名、俞平伯等人也到处奔走，求告胡适、蒋梦麟等人。
　　狱中的周作人变得“识相”很多，并且很快调整自己顺应环境，果真在狱中翻译起关于希腊神话的书来，“以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张板当作桌子，就伏‘案’而作了”。出狱后，他又写信给周恩来试探性地讨好，设法挽回更多生存的空间。周作人的这番沉浮，才真的让人动容。
　　到此，周作人所承受的“荣”与“辱”已超出人的一生可以承载的，而他的人生浮沉，引来的感情之复杂，也超出一本小书应有的承载了。1967年，周作人在文革中被虐致死，结束了“寿则多辱”的一生。
　　
　　《光阴》
　　农历二十四节气曾经世世代代指导农业中国按照恒定的节律耕作与休憩，在今天这个全球气候日益反常，农业急剧萎缩的时代，古老的二十四节气听来犹如神话。“如果大火星，出现在黄昏天空的正南方，人们就知道，夏至到了。大火星，是东方苍龙七宿中最为耀眼的一颗，也是苍龙之‘心’，人们常常会根据它来安排农事，占卜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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