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我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全世界所有人站在一起

　　政协老干处的领导到他家来，责怪他为什么用公车带领村民去政协上访。杨维骏反驳道，“公车派给我不是为了吃喝玩乐，公车调研也是许可的！” 　　 　　杨维骏坐在渐渐冷下来的客厅里，穿一双棉拖鞋，裤腿里还露出一截厚厚的毛线裤。他的脸微微泛红，冷了就把双手塞进袖管里。这个迈着细碎步子、动作有些迟缓的88岁老人，除了吃饭和拿报纸，几乎都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一个人，很少说话。
　　十几天前，杨维骏接到云南大学校友陆蔚的电话。陆蔚告诉他，昆明西山福海社区有8个自然村组要拆迁，村民上访多次，至今没有人来管。“整个草海有8.73平方公里，十万多人口，要拆迁的土地面积有一万一千两百多亩。村民的房子土地被征走，赔偿给他们的价格却很低。”
　　陆蔚的老家在福海社区，是这个原来叫福海乡的地方走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当村民将上访材料交给他的时候，他想到了杨维骏，“敢说真话，为人正直，跟他父亲一样”。
　　在云大读历史系时，陆蔚写过一篇关于云南护国运动的论文，文中写到了杨维骏的父亲、滇军名将杨蓁。为了收集杨蓁的史料，陆蔚找到杨维骏。当时，杨维骏已经从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两人长期保持联系，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杨维骏时常会拿自己的文章给陆蔚看，听取他的意见。除了研究历史、写材料，杨维骏喜欢与人讨论国家大事，跟那些热心肠、好管闲事的老百姓一样。在他交往的人里，很多是改革开放以后认识的专家、学者。
　　杨维骏挂了电话，决定去现场了解情况。他打电话给省政协老干处，要求一名工作人员陪同协助录像，准备将材料录下来交给中央巡视组。
　　之后，他乘坐专车抵达村民反映情况的办事处所在地，带领村民代表到省政协信访处反映情况。办公室里没人。他又带人去震庄找中央巡视组，但是整个巡视组都下乡去了。
　　当天下午，他独自去国土资源厅反映情况，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了。回家后他先后打电话给耕地保护处和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很快有人回复他，相关领导知道了非常重视，准备第二天派执法队到下面了解情况。
　　“如果我不带他们去，他们怎么进得了政协大门？反映情况也要讲策略啊！”老人突然提高了声音。
　　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领导到他家来，责怪他为什么用公车带领村民去政协上访。杨维骏反驳道，“公车派给我不是为了吃喝玩乐用的，公车调研也是许可的！”
　　之后几天，不断有人找他。有反映情况的群众，有责怪他的官员，也有记者。“我怎么会疲倦嘛？更多人找我比没有人找我要好，我能管多少是第二位的事情，我至少可以鼓励他们几句，说几句真话。”
　　有人问他，住这样的房子，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我知道他是故意这么说的，意思就是要我说出反话来，我知道这些来采访我的人对我都有感情，心里是支持我的。”在大批记者面前，老人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城市化、环保、民生，无所不谈。
　　几乎是一夜之间，他成了网络上“最可爱的官员”。周围的人通过老伴传话给他，“劝劝你们家老杨，别再提意见了。”
　　不久，国土资源厅接待了他。杨维骏建议召集各方开一个座谈会，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当晚，他又接到陆蔚的电话。他让陆蔚找村民准备材料。随后，有关方面将和村民坐下来协商。
　　“农民可以胜利了！”老人从小房间里慢吞吞地踱出来，说了这么一句，像是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这是他几天来最高兴的时候。
　　
　　曾反对呈贡新城方案
　　抗争、胜利、国家大事，这些词杨维骏经常挂在嘴边，仿佛是从历史教科书里走出来的人物，胸腔里燃烧着一团火，对待真理更有一种外人难以理解的偏执。
　　老伴劝过他，“个人力量扭转不了乾坤。”他说，“大家都不管，当年的革命怎么会成功！”家人的劝说，从来没有成功过。每当老伴跟杨维骏提起这件事，老两口不免会起争执。最后女儿打电话来，“妈，你就别管爸了，这是他的信仰。”
　　这种固执的信仰，让他跟别人总是有点不一样。在位的时候，他不开玩笑，爱较真，工作人员都有点怕他。“到地方考察情况，他提出一个问题来，没人回答，不敢答，也答不上来。”一位工作人员说。
　　有时，遇到一个直率的工作人员，肯跟他说几句实话，他会像遇到知己一样兴奋：“我就喜欢你这种人，有什么直说，我们可以探讨出一个真理！”
　　离休后，有人劝他保重身体，开心健康就好，他却要关心国家大事。“我不会隐瞒我的个性，看到不平我就要讲。我不提意见，心里就别扭，提了就心情舒畅。我要发出真的声音，起多大作用是其次，我不发就是我屈服。我不愿意屈服。退让不是我的人生观。”
　　2003年5月，云南省委决定在距离昆明20公里的呈贡县城建造一座95万人口的新城，将政府机关和大学迁入其中。这个决定遭到了杨维骏和一些专家的反对。省委老干局组织老干部考察，介绍新昆明的规划，听取大家的意见。杨维骏主动发言，是在场惟一一个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之后，他又响应号召带着两个专家跑到当地考察，回来写了一份书面材料向上反映，一直没人理，他就不停地写材料递上去。
　　改革开放初期，他读到恩格斯的一句话，跑去调研森林覆盖率，回来发表了一篇《救救森林》。“我当时说，不要砍树了，再砍树就不得了了!”他提出自己的想法：第一是停止砍树、剃光头的行为，第二是解决农民的烧柴问题，因地制宜发展沼气。
　　杨维骏很单纯，他觉得没人来反驳，就是支持他。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一些观点像沉入水底的石子一般，不见踪影。
　　杨维骏曾跟身边的人说，这么些年，肯定有人又怕他又恨他，想整他又整不到。离休以后，工作人员也少有愿意跟他出去的，还是怕他，一种很复杂的怕。
　　两年前，老人的眼睛不大好了，“以前还能跳跳舞，后来下个石坎就摔跤”，加上长期的糖尿病和肾小血管炎，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更没人来跟他争论了。曾经的一些志同道合者，现在都在各自找乐子。
　　每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小房间里待到12点半才上床睡觉，“又不像你们年轻人，想睡就能睡”。也不知道这么多漫漫长夜，他是怎么度过的。
　　
　　“完成这个任务比入党更重要”
　　杨维骏很小就听母亲说不要忘本，这句话他一直念叨到现在。1922年，出生一个月的杨维骏被母亲抱着逃往上海。在他3岁那年，父亲杨蓁死于军阀范石生之手。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下令用一艘兵舰将这位孙中山的代参谋长的遗体运到广州。
　　母亲向杨维骏隐瞒过一些事。她领着他去钱庄拿家里存下的利息，告诉他钱是向父亲好友借的，长大以后要还人家。“我觉得苦，因为身上有债，是老百姓当中最底层的人。”他发现世界并不公平，特别同情底层人，那些拉黄包车的、卖西瓜的。
　　年少时杨维骏不太开朗，在兄弟姐妹里是比较内向的一个，却参加了学生运动，还走到了队伍的最前端。
　　后来，杨维骏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各个学派的理论，“但还没法辨别，觉得都有道理。”他和同学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创办了云南大学学生自治会。
　　学生自治会的前身叫“云兴社”，是一个用来联络同学感情的团体，经常组织球类比赛、京戏表演等活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三青团控制着云大的一切社团活动，杨维骏就想到了以这种游山玩水的方式团结同学。渐渐地，中法大学也有同学加入，半年时间，云兴社成员发展到四十多名。1943年，当杨维骏和同学以“互相鼓励、树立良好学风”为宗旨向学校申请成立学生自治会的时候，不但得到了校长熊庆来的批准，还通过了三青团的审核。
　　在罗隆基的介绍下，杨维骏和几个学生参加了民盟，他们在罗隆基家里宣誓。按照民盟当时的规定，不吸收大学生，所以这次宣誓并不作数。1945年7月，杨维骏大学毕业，当选民盟西南支部支委。
　　1946年，他染上伤寒，在家休息，突然有人跑来告诉他，李公朴被杀害了。几天后，闻一多被害。昆明城整个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影里，民盟领导人躲进了美国领事馆。
　　李、闻被害之后，杨维骏也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只能到滇西鹤庆教书，之后又跑到上海，被安排做上海民盟学生支部负责人。那一年，他24岁。
　　在上海，杨维骏经常给学生开会讲形势，讲任务。当时上海交大有一个学生负责跟杨维骏联络。后来，这个同学对他说，“我们让你开会，实际上是党组织在考察你。我们觉得你不错，想发展你为中共党员。”
　　“入党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原来的工作（策动龙云在西南发动武装起义）？”
　　对方回答，“不好说，要听从组织安排。”
　　杨维骏说，“我暂时不入党，完成这个任务比入党更重要。”
　　解放后，他曾两次申请入党，得到的答复是留在党外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拒绝揭露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1956年，周恩来派费孝通去云南调查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情况，省委指定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杨维骏协助费孝通的工作。一年后，费孝通被打成民盟章伯钧、罗隆基的黑干将，有人找杨维骏出来揭露费孝通。因为不愿意落井下石，杨维骏也被打成右派，整整20年。
　　文革期间，杨维骏在西山农场改造。他随身带着马恩文选，一边放牛一边啃书，还做笔记。他一下子找到了精神支柱。大学时期没有得到的答案，突然变得明晰起来。他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
　　夫人王婉琦也记不起，杨维骏是什么时候变得有些固执。丈夫被打成右派期间，有人跑过来对她说，“你小心点，别发言，别提你爱人。”
　　杨维骏恢复工作以后，王婉琦发觉丈夫一天到晚谈政治，生活上也渐渐失去了乐趣。“以前下学，我们俩还会找个地方去跳舞，去看电影。有时我跟他说，以前你还拉胡琴，要不我买个胡琴回来拉拉吧。他不吭气。”那几年，杨维骏把时间都花在了写文章上，醉心于政治、经济、历史，写文章成了他最大的乐趣。
　　“在政治上，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生活上，他就像一个小孩，也不懂人情世故，吃饭也只顾自己吃，连自己有个工资本都不知道。”
　　王婉琦心里清楚，丈夫的固执让他在官场上不但得罪了一些人，也经历了一些起落。“我就跟他说，我们都过了一辈子，吃了20年的苦，现在就平平安安地过，别再找茬行不？”
　　杨维骏从来没听过。因为查案子，他被取消人大代表资格；又因为出言不慎，提前从省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卸任。
　　
　　“现在一些官员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过来”
　　电暖器里的风吹得人昏昏欲睡。这个下午对于杨维骏来说，再普通不过了。他把身子往沙发上一靠，又想说话。
　　聊着聊着，他有点激动。
　　“现在一部分官员跟以前有很大的不同。那个时候不是为自己，是为国家，为人民。现在一些人是为自己，出发点就不同，感情思想都变了。在这个基础上，什么事情都是相反的。
　　“我不感到孤独，我跟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官场）里面还是有健康力量，我们就共同商量，做得民心的事情，我通过各种途径接近一切有苦恼、不满、找不到出路的人，我跟他们交换意见，让他们变得积极。
　　“共产主义不产生腐败分子，恰恰是这些人背叛了共产主义。我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的，对真正的共产党是拥护的。现在是有真有假，群众里是真的多，官员里是假的多。我感到痛心，我就要改变它！
　　“封建的时候，地主拿了土地，共产党把地主土地拿来给农民，现在一些官员又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夺过来，就是新式的地主。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比以前赤裸裸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厉害得多！
　　“现在的一些官员是以前的反面，他不是意志不够，他根本就不是革命者了，他是反对革命的人！欺负老百姓的怎么会是革命者，维护老百姓的才是革命者！
　　“我向来就反对这些，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对黑暗势力做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如果不做斗争，我就枉自来世上走一遭！
　　“如果我安享晚年，我过去的激情就是白激情，我原来的革命就白革了，我怎么能安度晚年！我亲眼目睹多少人为理想流血牺牲，我如果现在放弃了，我对不起这些人。我跟你们不同，你们没有经过，我是经过那个过来的。我心里面没有办法忘记，我放弃了我心里不安。我父亲也惨死在军阀手里，我忘本了，我就对不起很多很多人，我的亲人，我爱的国家，我维护的人民，那些战友，我全部对不起，我就变成了背叛。我如果安度晚年不讲话，我就是背叛我的革命，背叛那些人，这个怎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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