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爱国的反对派”:胡劲草 梁从诫

　　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雪后的北大,梁先生忽然说,以后我们的事业,可能就会是这样 　　大约是1995年冬天,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在北大搞了一个讲座。那天下着大雪,待会长梁从诫与理事梁晓燕等人赶到教室,却发现只来了五六个学生。在这种略带尴尬的气氛里,梁从诫还是兴致很高地把讲座做完了。“他的演讲并不是那种特有激情的,但是语重心长,和那几个学生的互动很好。”梁晓燕回忆。
　　讲座完了,他们推着自行车走在雪后的北大,梁先生忽然说,以后我们的事业,可能就会是这样。
　　此时梁从诫已经63岁,而“自然之友”刚刚成立一年多,没人知道这个娃娃能长多大。环保并非梁从诫的专业,他父亲梁思成为其取名“从诫”,是向宋代《营造法式》作者李诫致敬。但从诫并未子承父业,而是考上了北大历史系,后来因为时代的阴差阳错,历经云南任教、江西务农,成为了《百科知识》文科版的主编。
　　19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其中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成为不少人的环境启蒙书,其中就有梁从诫和梁晓燕。梁晓燕说,“当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污染已经四处开花,而环保还没有一丁点儿的概念。一次梁先生和我谈起这本书,说中国的知识分子要看远一点。”
　　1989年以后,社会非常沉寂,梁从诫访美时,曾对人感叹,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他自己,三代人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他开始和朋友们商量要做点什么。
　　1993年2月,梁从诫、杨东平、王力雄和梁晓燕四人第一次碰头,谈得很投机,决定在当年的6月5日世界环境日那天召集各自的朋友开会,讨论成立一个环保组织。
　　6月初的首都,找不到一个会议场所,王力雄突发奇想:既然是做环保,为什么一定要在屋子里,不能回到大自然中去开会?
　　于是北京四十多名知识分子,就在当时还是西郊的玲珑公园的草地上,一座长满杂草的辽代古塔下,开了一次大会。
　　次年,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成立。
　　梁从诫后来对朋友说,“我没有什么专业,也不是什么专家,我就是一个想干点事情的人。”“这个国家是我们的,地脏了,总得有人扫吧。”他夫人方晶说,“梁从诫问我,‘你看到一个玻璃杯搁在桌边,大半个杯身露在外面,你会不会伸手把它往里推一推?’所以,(他转向环保)是非常自然的。”
　　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会议即将召开,梁从诫去找老朋友、当时任环保总局政策司副司长的牟广丰帮忙。“那时在国务院例会上,煤炭部、化工部、冶金部这些工业部门太强势了,张口就是环保要服务于工业经济,”牟广丰回忆,“我陪局长解振华去韩国考察,发现人家的社区环境公团发挥的作用特别大,当时就想,环保部门不能孤军奋战。”
　　在梁从诫提议下,牟广丰在他负责起草的会议文件里加了一句话:“这段时间,出现了‘自然之友’这样的社团,对于提高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社会的环境意识,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各级政府对所在社团组织,应大力支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这句话后来经国务委员宋健之口出现在全国环境会议。不久,国务院第31号文件首次承认了NGO的地位。“这等于是告诉政府官员,NGO不是洪水猛兽,不必本能地炸起刺毛来。”梁晓燕说。
　　然而改变又岂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自然之友”因为保护滇金丝猴、藏羚羊等行动声名鹊起后,它承受了来自社会的越来越高的期望。“可是我们的力量何其有限,所以就经常处于焦虑、无助和沮丧中,”梁晓燕回忆,“我们还好,毕竟有自己的职业,梁先生一天到晚都要面对。他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吭声,‘不要和我说话,我心里难过。’”
　　在中国搞环保,没人知道边界在哪儿,做一张绿地图都可能引来公安部门的紧张。梁从诫一面调整,一面想办法化解压力,有时最后才告诉“自然之友”的同事们:好了,危机过了。
　　“爱国的反对派”,这是梁从诫对自己的定位。“那是说,这些人老有意见,但他们不是野心家,不是敌对分子,他们在根本上是为国家好、为民族好的。”方晶说。
　　梁从诫曾说过,他一生做过的事情,真正让他从内心里感到安慰的,是发起成立了“自然之友”。而北京电台记者康雪记得,有一次梁先生和她开玩笑,“他说如果我哪天死了,不要穿鞋袜,要光着两只脚,脚底上画两个笑脸。”
　　2006年以后,因为阿尔海默综合症的渐渐加重,梁从诫慢慢淡出了公众视野。2010年10月28日下午16时许,他因内脏器官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讣告的最后,不忘提醒参加追思会的朋友――医院毗邻北京西客站,请大家优先考虑公共交通出行。
　　牟广丰为梁从诫写了一副挽联,“奔走呼号,污淖红尘澄万里;身教言传,民间环保第一人。”显然,当年的第一人,如今已不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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