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学术不端是天大的事 艾伯茨福德基督中学

　　“对学术不端行为,在美国,我们有标准程序去解决。比如,一个人的论文有问题,我们会让学校知道,然后由学校出面进行彻底地调查和处理,最终公示于众” 　　这是个可爱的老头,早饭吃到尾巴根上,助手告诉他,45分钟后就要去昌平参观新建的CDC(中国疾控中心)了,期间还有记者在等着与他谈话。
　　“好,等我吃完我的酸奶。”
　　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头发灰白、个头魁梧、带着圆溜溜的黑框眼镜的老科学家迅速用小勺吃光小杯的酸奶,擦擦嘴巴,端一杯咖啡快步向大堂休息室走去。
　　他深吸口气,后背笔挺――访谈将在那里进行。
　　
　　发展独特的方法得到独特的结果
　　
　　布鲁斯•艾伯茨(Bruce Alberts),《科学》杂志现任主编、前美国科学院院长,还是著名的生物学教科书《细胞分子生物学》的主要编著者,那本书是世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分子生物学教科书,已修订了5次,是无数生物系学生的必备教材。
　　1938年出生于芝加哥,在哈佛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在普林斯顿作了5年助教授、3年副教授,最终,艾伯茨顺利拿到终身教职。年轻时的艾伯茨几乎是为了向世人展示一个科学家的完美历程而生。然而,他自己最喜欢提到的,却是学术生涯中的一次尴尬。在一篇写给《自然》杂志的小短文里,他介绍说,博士毕业时,答辩委员会拒绝授予他学位。
　　本科毕业时,论文稍微改改,就成了两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一直认为做科学是容易事的艾伯茨,却成了毕不了业的博士生,这可真是件尴尬的事儿。被拒之前,他已经写好了毕业论文,找到了一个博士后职位,连机票都买好了,只剩下最后一个本该是“走过场”的答辩――“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人在这一步摔过跟头。”然而,评审们还是认为他答辩未通过。
　　用了半年,他终于发展出一个新的实验方法来验证自己的模型,这才通过了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这番折腾,让艾伯茨感触良深,“这让我感受到了在所有科学探索工作背后,策略方法的重要性。”
　　“后来,我见到过很多追求那些热门实验结果的科学家同行们。好几个实验室竞争做一个工作,他们几乎永远在竞技状态。他们研究的意义几乎就在于,谁能比对方更早得到结果。”
　　艾伯茨的方式要气定神闲得多,“发展独特的方法,然后将独特的方法用到各种各样的实验中,得到独特的结果。”“在我的实验室,我从不觉得正在与其他实验室同台竞技。”
　　艾伯茨不赞成科学家应该是政治绝缘体,“只要我们觉得是对的,就要坚持。科学家首先是一个公民。”
　　在最近的一篇关于美国科技政策的社论中,他批评了美国的很多实验室――盲目扩张规模,押宝似的寄希望于争取NIH(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科研经费。据此,他提议:必须想办法禁止利用科研经费支付研究人员工资的情况,实验室扩张之前,必须有足够支付人员工资的预算。
　　当我提出“这个结果与中国的科研人员的现状其实很像”时,老先生笑了,他说,“其实,我那篇社论在美国争议很大。”
　　
　　“早该退休了的人”
　　
　　2006年,针对中国当时出台的科技重大规划,《科学》杂志的一篇社论《中国的科学:是雄心还是豪赌?》提到,过于偏重“大科学”的规划可能会抑制创造性。
　　这次,艾伯茨又表达了自己对“大科学”的看法。他认为,如同人类基因组测序这类的大科学项目并非科学的常态。最好的科学还是那种“自发的、有活力”的科学。也许,应该强调一下追求“小科学”的科研文化。
　　为什么作为一本学术杂志,《科学》杂志上也讨论科技政策?艾伯茨说:我愿意在《科学》杂志上讨论与科研文化有关的东西,因为我认为“资深的科学家有责任提醒年轻人一些科研文化的东西”。
　　目前,作为名副其实的资深科学家,艾伯茨认为自己是“早该退休了的人”。不过,看上去,他倒是精力充沛地身兼3职――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教授,是《科学》杂志的主编,还是奥巴马新近任命的首批美国科学特使(Science Envoy)之一。
　　当谈到“学术上不诚实、造假会造成什么后果”时,艾伯茨没有提到造假者会身败名裂之类的话,他只是说:“那是很糟糕的事,浪费审稿人的时间,还会误导从事该领域研究工作的同行。”――好吧,一个人的行为给别人带来如此巨大的麻烦,还有比这更糟糕的事情吗?
　　
　　人物周刊:2008年,您曾与我们的总理温家宝有过一次会谈,您对他印象如何?
　　艾伯茨: 他(温家宝)在科技政策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决策。见温家宝前我见过你们的一位科技部长,这位部长告诉我,中国基础学科的研究经费占整个科学预算的15%。后来我见温家宝时,把这个比例告诉了他,然后问他是否觉得合理?他说,“这是不够的,我们对基础学科的支持会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让我很开心,好像我也从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科学的发展。我对他(温家宝)的回答比较乐观。你知道,在中国,决策作出后,执行起来相当快,不像我们在美国,事情总是进展得很慢。
　　人物周刊:在科学杂志中,你们曾称温家宝为中国的科学总理。
　　艾伯茨:是的,他曾经从事过科学研究工作,曾经是个科学家,所以我们这样称呼他。
　　人物周刊:最近,两位中国的科学家施一公和饶毅在您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批评了中国的科研文化。他们具体指出了许多经费评审方面的问题,依靠关系而不是依靠这个人做科学的水平来分配经费。您怎么看?
　　艾伯茨:哦,你给我钱,我就给你研究经费,我觉得这是贿赂。
　　人物周刊:中国的问题可能要更复杂,这里面可能没有任何金钱的交易。一般是这样:这次你评我,你让我通过;下次我评你,我就让你通过。然后大家都得到了利益,但科学的利益却被损害了。
　　艾伯茨:明白了,这种情况其实其他国家也发生过,从前在苏格兰就出现过这类的事情。后来,他们引入了外部评审制度,这种事情就不多见了。当然,苏格兰是个小地方,中国这么大,引入外部评审的办法是不是行得通,我就不清楚了。当然,主要还是评审者要诚实。
　　人物周刊:我还想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碰到亚洲或者中国科学家的论文时,Science的审稿会更小心?因为这里发生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韩国的黄禹锡造假事件。
　　艾伯茨:不会的,我们审阅论文时都是预先假设作者是诚实的。然后仔细查验他们的数据是否能支持他们的结论,文章在逻辑上是否自洽,我们不会预设“如果他们的数据是伪造的……”
　　(伪造数据)是非常罕见的事情,你无法预知。当然,有时,有些文章也会让人惊叹,于是就有人说:这个结果太完美了,(它完美得不像是真的)。这种时候,我们会更仔细地审阅文章。
　　韩国黄禹锡的事件中,他的文章通过了我们的审阅,因为我们不可能重做一遍他的实验,直到黄禹锡实验室的某个人给我们寄来了一封检举信,并指出他的实验有些问题,我们才发现。
　　人物周刊: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专门曝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受到了某位学者的袭击。
　　艾伯茨:袭击?那就不是学术不端行为,那是刑事案件了。(笑)不过,我想,这也许是中国解决学术不端问题的一个好契机,我建议给予严厉惩罚。
　　对学术不端行为,在美国,我们有标准程序去解决。比如,一个人的论文有问题,我们会让学校知道,然后由学校出面进行彻底地调查和处理,最终公示于众。比如,关于哈佛的造假教授豪瑟的调查报告前些日子刚刚公布。(可参见本刊2010年第32期《哈佛教授实验门》)
　　人物周刊:那您认为,应如何避免学术不端行为?
　　艾伯茨:一方面,要有惩罚措施,另一方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是教育。我们会在研究生阶段就加强年轻科学家的学术伦理教育,在研究生院经常提到这一点,形成一种让年轻科学家保持正确行为的舆论压力,让他们知道,(学术不端行为)不是大不了的事情,而是天大的事情。

相关热词搜索：不端 天大 主编 《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学术不端是天大的事 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 艾伯茨受访谈学术不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