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政府：浴火ＳＡＲＳ】

　　 　　SARS考验了中国人的体质，也考验也中国政治的体质，新一届政府经历了这一次浴火后，树立了“以人为本”的执政观，变得更加诚实、理性和顺应国际潮流 　　万事开头难，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一定对此体会尤深。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产生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任领导班子，次年3月，又产生了以温家宝为总理的新一届政府。就在此时，履新不久的中国领导人遭遇了一次深刻的SARS危机。
　　2003年的春天，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刻骨铭心的特殊经历。在近半年的时间里，中国内地先后有26个省、市、自治区出现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累计报告非典型病例5327例，死亡319例。而这一切发生在前所未有的政通人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13亿中国人共同经历了这场无路可退、无险可守的“战争”。“非典”那不可预知的破坏力，挑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和作为人的尊严，也考量着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和改革中的政府在灾难面前的应对能力，这微观世界里的知名病毒正测评着一个庞大国家及其政府的权威、体制、智慧与力量。
　　“非典”带来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医务与公共卫生事件的范畴，它是一项公共事务危机，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激发了深远的反思。
　　从直接原因看，SARS肆虐而没有被扼杀于摇篮，危机信息披露不及时是罪魁祸首。2003年4月3日，卫生部就非典型肺炎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部长的张文康“郑重”宣布：“中国是安全的”，当时距发现首例“非典”患者已有数月，且病原尚未找到，疫情也有扩大趋势，所谓“中国是安全的”明显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这在其后张文康被免职中可以得到证明。而我们的媒体对“安全”二字进行了大量的渲染，“安全”、“有能力控制疫情”、“北京的气氛安全祥和”、“中国医学专家有效的工作”、“还不能说病源就在中国”等词句在4月上旬的报纸中比比皆是，难免给人民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从而导致接下来的十几天全国尤其是北京地区的患病人数急剧增长。
　　在引起世界强烈警觉情况下，中国面对国际国内压力拉响了警报。2003年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向全世界游客发出了有关中国部分地区的旅游劝诫，随后110多个国家对中国人的出入境规则进行了调整，一系列原定在中国举办的国际重大活动被迫中断和取消。4月20日，中国政府对此引起了应有的足够重视。在国务院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记者招待会上坦承，“卫生部对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不足，防疫体系比较薄弱，当非典型肺炎疫情出现后，没有及时对全国的疫情制定统一的收集、汇总、报告机制，要求不明确，指导不得力”，并向中外媒体宣布，中国政府将通过媒体对全国范围内的非典型肺炎疫情实施每日通报制度。
　　
　　“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分别因工作不力被撤销职务，因为非政治原因被撤职，这在文革后省部级高官中还是第一次，有人将两人的被撤职视作高官问责制在中国的一次实际演练，尽管中国事实上没有施行这项民主政治中通行的制度。
　　政府借非典调动各方资源之机，推动政府职能向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
　　可以说，“抗非”既是对胡温新政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其执政思路的一次检验。在全新的执政理念指导下，新一届政府领导集体形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以人为本”执政观。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强调依靠统筹发展来解决社会发展不均衡问题。在执政重心向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并重转变的同时，政府自身也正在转变为公共服务型的政府。
　　这种转变首先体现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建立。学者毛寿龙认为，过去仅仅以GDP增长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针，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不均衡问题，新一届政府强调依靠统筹发展来解决这些问题，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是不同于历届政府的一个鲜明特点。
　　这种转变还体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工作出发点的转移。作为执政党，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政府，强调将工作的落点放在提高老百姓的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上。毛寿龙强调，对百姓健康水平的重视力度是前所未有的。此外，对社会弱势群体，如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的关注，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过去一年中，农民工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如拖欠工资、子女入学难等问题都得到了改善。
　　新一届政府对民意更加重视，体现在积极响应百姓需求，在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推进制度建设。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政府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行《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快速反映民情，赢得全国上下一片欢呼，也借此契机推动了制度建设。《物业管理条例》的出台目标是解决城市中越来越激烈的户主与物业方的冲突，维护业主权利，实质推动了业委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基层民主的新途径。《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既从程序上规范了行政权力，也从制度上消解了行政腐败根源。
　　新一届政府的特点还体现在政府治道的变革。温家宝总理取消了流行经年的国务院办公会议，加强国务院常务会议和扩大会议的作用。在决策中，更注重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出台重大决策前，一般会召开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座谈会、跨学科专家的专业咨询会和相关利害方的讨论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作为政策制订依据。这个领导、专家和群众共同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正在逐步健全中，趋于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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