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芬　二奶“杀手”】 张玉芬

　　1月12日，傍晚的古城西安下起了大雪。张玉芬呵着手，缩着脖子小心翼翼走在积雪结冰后滑溜溜的大街上，在特别滑的地方会尖叫起来，她害怕摔倒。 　　穿过朱雀门，从大街转入一条小巷，在税务局单位房的一楼，张玉芬推开门进去。这是她住了十几年的地方，也几乎是她现存的唯一财产。2007年6月5日，宝鸡市陈仓区人民法院向张玉芬下达判决书，判决张玉芬与结婚26年的郭某离婚。法院基于对张玉芬靠低保维持生活和她并无过错的考虑，将这套单位住房判归了她。
　　昏暗的屋子里并没有暖气，不到20平米的客厅里就摆着一张破旧的沙发。平时，这里就是全国各地受丈夫婚外情困扰来西安寻求帮助的女人聊天、控诉、计划侦察行动的地方。
　　进了自己房间，张玉芬打开抽屉，一件一件展示自己的调查工具和成果：录音机、录音带、照相机、一袋袋的底片、一本本的照片……这是她这十年积累的。
　　1997年，张玉芬的丈夫因为有了婚外情，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在此之前，她的生活除了工作外，就是在外到处结交朋友、回家“相夫教子”，最多是喜欢交际、帮人打抱不平；在此之后，命运拐了一个大弯，从此，她的生活只剩下了一个名词和一个动词：二奶、杀!
　　
　　爸爸带着一个阿姨回来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迎来了气功热。张玉芬也随大潮修习起气功。在此之前，她曾是工厂员工，工厂放开承包后，又自己承包了一个小车间，“生产进行得红红火火”，“上面看到这个情况，又要把工厂所有权回收”，张玉芬一怒之下辞职不干，开始练气功。
　　
　　除了练功外，她还一直学习中医，给人看病、按摩，这成了她之后十几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那时把中医学得特别好，坐门诊、开医院都没问题。后来，有日本团来中国学中医，一个团就一百多人，有一个翻译，我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就自己学日语。我就是这样的人，想干就干。”
　　1995年，张玉芬到南京学中医按摩。一个月后回家，13岁的儿子跟她说：“妈，你不在的时候，爸爸带着个阿姨回来了。”
　　张玉芬并不太在意。1976年，她和丈夫一起来到长安县下乡当知青，同在一个队。在农村干活的时候，便开始相互照顾。每次她回家之后再回乡，在离村子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下车，丈夫都会骑着单车在那里等她。
　　后来，张玉芬通过了工厂的招工考试，来到了北京，丈夫则因为当兵也到了北京。两个年轻人越走越近。1981年11月，他们领了结婚证。第二年，儿子出生。
　　十几年过去了。张玉芬性格外向，喜欢到处结交朋友，“西安城里我的朋友特别多。”丈夫则很内向，在国税局给局长当司机。“我在家里头不强势，但在工作上，我比他要强势，他经常半讽刺我说，我们家出了一个大慈善家哟。”
　　20年的认识，让张玉芬相信丈夫的人品，“那时对我老公特别放心。一般来说，他对女同志不太接近。他是那种跟女孩子聊天都会脸红的人。”所以，当时的她并不相信丈夫有外遇了。
　　丈夫回家后，没等妻子先发问，便说“有一个女的，离婚了，你能不能给她介绍个老公，你认识的朋友多。”
　　张玉芬一口答应了。见到这个女人，张玉芬的第一感觉是：看上去很落魄，挺内向的，特别瘦，但身材特别好。
　　客人上门了，当然要热情招待。“我们给她包饺子呀，和面呀。”“结婚十几年，他从来没自己洗过碗，更别提帮忙做饭，所有家务都是我负责”，但这一天，丈夫却很积极地和面、包饺子，“我说他，你平时什么活都不干，今天怎么这么积极。”丈夫只是笑笑。
　　好几年后，她才发现，这个要她帮着找对象的“客人”，最后和她丈夫走在一起。
　　
　　出走
　　
　　1995年，周围开始有风言风语。一次见到丈夫单位的一个科长，他警告张玉芬：“你要注意你的人呀，把你家的那个看紧一点。”同时，丈夫开始从一两天不回家，发展到一周不回家，再发展到半个月，再后来是一个月。
　　张玉芬终于确信丈夫有外遇了。1997年过完年，她跟儿子说：“你今天不上课，我也不上班，我们就跟着他。看他在外面做什么。”
　　到了税务局，丈夫没好气地说：“你该干啥干啥去。”
　　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也不去上班了，每天跟踪丈夫，从他出去到回来。在这段时间里，发现丈夫“有跟踪就按时回家，没跟踪就不回家”。
　　1997年9月15日，家里电话响了，丈夫抢先一步接了电话。张玉芬在旁边清清楚楚地听到一句话，“饭都做好了，快回家吃饭吧。”
　　她立刻警觉起来：“谁?”
　　丈夫终于跟她摊牌：“我们离婚吧。我不想跟你过了，就算你再有本事，就算外面的是一只猪，我也要跟她过。”
　　夫妻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吃饭。第二天，丈夫悄悄离开了家，拿走了家里所有的钱，连床上的床单都带走了。再也没回来。
　　51岁的张玉芬出生在一个家教谨严的家庭。父亲是税务干部，母亲是满族人，还曾是全国劳模。“我们家挺传统的，对这些男女之间乱七八糟的事特别看不惯。”
　　“我父亲心特善，爱管闲事。我妈性格特刚强，干事情从来不屈服，打官司一定要打到底。我们家有个房子，以前租给别人，后来对方竟然把房子的产权写成自己的了。这个官司从1982年一直打到去年才结束。我妈要干哪件事情，就一定要干成功。”张玉芬认为，自己正好继承了父母的优点。
　　然而，对她母亲来说，这个姑娘却是最难管的，家里所有人都听母亲的话，就她不听，永远是反对派。
　　早年她想下乡。母亲不让去，她就悄悄地报名，偷偷地走了，还把自己档案上民族那一栏从“满”改成“汉”。
　　“我根本不管其他，包括我现在。我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我想干啥就干啥，我一定要做。”
　　
　　十年跟踪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张玉芬的人生信条。丈夫离家后，她在家里窝了一个星期，没吃没喝没睡觉，头发都白了。
　　她认为，自己没做错什么，对丈夫一直很好，只是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他感觉不再新鲜了”，二奶又“会照顾他那里”，才会跟着二奶走。所以，渐渐的，她把对丈夫的怨转移成对二奶的恨。“你侵占了我的家呀，我这个家神圣不可侵犯，二奶像当年的日本鬼子，践踏中国。所以要打，枪杆子里出政权，打的就是你。”
　　于是，张玉芬和西安其他九个同样遭受丈夫包二奶之困的女人一起，组成了“打二奶游击队”，“见到二奶打了就跑，在大街上把二奶揍一顿，把她们的衣服给扒光了，分开她们的双腿，你不是喜欢到处勾引人吗?就让所有人看看你那货是什么样的。有人报了110，他们来了后看到打的是二奶，没说什么就走了。”
　　这些被抛弃的女人是在妇联认识的。“到妇联投诉的，100％都是婚外情。”但 妇联没办法帮助她们。“人在绝望的时候，特别需要别人的关爱，哪怕是一句话，都可以挽救她的生命。但是妇联太绝情了，太狠了，她们不理这些，她们不配做妇联，应该把妇联撤掉。”
　　在张玉芬们“打二奶”之后，有人以她们为原型拍了纪录片，张玉芬出演其中一个角色，片子后来在当地电视台播出了，张玉芬成了街谈巷议的人物。
　　“我姐姐看到后才说：‘嘿，这不是她吗?原来她整天就忙这个事情，也不说。’母亲和姐姐都哭了。家里人叫我跟他离婚，离婚?没那么容易，我要让他付出代价。要警告所有人，不要以为包二奶就是你的家事，我必须得管这事。”
　　她喜欢看历史书，“我最喜欢看《孙子兵法》，从里面提取一些精华，可以学到很多侦探的技巧。”还喜欢研究历史上的著名女人。“像吕后、武则天、慈禧这些女人，可以总结出一句话；无毒不丈夫。”
　　“人有地位、有经济能力就会变坏。有人说我厉害，是当代的武则天，我说我真要是她，我先把二奶都杀光了，是不?”
　　为了告丈夫重婚，张玉芬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和守候。“我一条街一条街地跟，经常找到一个‘窝点’，他们第二天就搬了，找一个搬一个。”张玉芬一直称那是“窝点”，她说那里不配叫家，她这里才是家。
　　就这样，丈夫搬了10年，张玉芬就追了10年。10年间，为了调查婚外情，张玉芬用坏了3部照相机、2架望远镜和4台录音机。为了让他们得到“应有的惩罚”，她明察暗访到丈夫和那个女人同居的多处房屋，录到了邻居说出的他俩“同居”并以“夫妻”相称的录音，还拍到了他俩白天和夜晚“同进同出一个房屋”的录像，并带人“见证”了他俩“同睡一床，什么都没穿”的情景……
　　在lO年里，张玉芬共11次以重婚罪起诉丈夫。但法院认为，她提供的证据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目前的法律上并没有“事实重婚”的说法。因此，法庭11次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起诉。
　　10年里，她丈夫一直和最初的那个“二奶”生活在一起。
　　
　　
　　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
　　
　　“打二奶游击队”因为其他成员的去世而解散。“我们侦探所的十姐妹，现在就剩下我一个还活着，都得的癌症，都因为丈夫出现婚外情、长期忧郁压抑才得的。”
　　2003年，张玉芬在西安成立了“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凤凰浴火后会重生嘛，形容我们生命力非常顽强，面对这么大的打击，我们没倒下，能重新站起来了。而且我们是在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火凤凰”专门帮人收集“包二奶”的证据，以便在法院判决有关案件时保护“无过错方”。这被媒体认为是“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也为她赢得了“二奶杀手”的称号。“刚开始觉得‘二奶杀手’这个称呼凶巴巴的，我不太愿意。现在觉得二奶就是丑恶现象，二奶就得打，‘二奶杀手’就是维护正义的人。”
　　“我本来是想通过这个公司合法的收入，帮助大家，结果我一分钱挣不到。另外，很讨厌的是，什么都要报税，那个税管员，混账呀他，过年还要封红包呢，我的收入都没有，尽给封红包了。后来我说，我不干了，我注销，我不受你的约束了。”因此，2004年2月，“火凤凰”关门，不再重生。
　　再之后，她开通了一条热线，专门为受婚外情所困的妇女提供心理咨询，“曾经一天接一百多个电话，最多的一天是164个，全是婚外情方面，有女的也有男的，最大的年龄90岁。”她说，不只是，“二奶”，还有很多男人要她帮忙找出妻子的“二爷”。
　　今年1月11日，她联合了16人发起“中华全国民间反二奶同盟”。在成立宣言中，她写上：“二奶不除，社会没有和谐，只有威胁!”“咱们弱势群体团结一致，看准了二奶把她消灭!冲啊，大刀向二奶们头上砍去!杀!杀!杀!”
　　她很享受现在的工作，因为觉得“好开心，觉得特有成就感”。就在前一天，她又一次上了电视，参加当地电视台法制频道的“是否应该为二奶维权”的辩论，“把那些认为二奶有人权的人驳得体无完肤”。但是现场也有不少人对她提出了批评，认为她缺乏现代法制观念，对道德问题上纲上线。
　　翻开相册，张玉芬指着一张自己拍故宫天空的照片，在左上角，隐隐约约可见到云的形状像观音菩萨。自认为“信佛”、有佛缘的她认为：“我主要是慈悲为怀，但是一定要惩恶扬善，所以我认为，可能是观音菩萨派我到这边来，拯救生灵，普度众生……”
　　10年前，父亲有“外遇”的消息传开后，正读初中的儿子回家趴到床上大哭，把自己关在家里，一周没去上学，大把大把地掉头发，成绩也一落千丈。张玉芬带着儿子四处求医，至今，儿子头顶仍有两处一元硬币大的地方没长出头发。为遮羞，小伙子一年四季都戴着帽子。
　　儿子中专毕业后，在一家大型超市找到工作，并与一个女孩谈上了对象。可后来，女孩父母不知怎么听说了孩子父亲的情况，坚决反对女儿与张玉芬的儿子交往，“他不会也和他父亲一样以后包二奶吧?”
　　失恋后，儿子不愿见父亲，还悄悄买了把匕首，别在身上，发誓“只要见到那个坏女人，非捅了她不可”。他们离婚前，她丈夫曾回家了一次，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家门口。“我儿子看到是他，立刻进屋拿了一把匕首，我知道他要干什么，死活拽着没让他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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