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13连跳】富士康13连跳的名单

　　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被长期忽略的工人们的话语权正在以另一种不自知的方式呐喊。 　　 　　 　　关注理由： 　　
　　又是自杀，又是富士康，跳楼事件密集于一家企业，企业的管理模式、工作强度、人际关系、职工权利保障等问题，首当其冲会受到追问，这是最直接也最容易的思考方式。劳动密集型产业一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有力武器，但时代在变，人在变，人们的期待也在变。一味地低工资拼竞争的时代正在慢慢过去，无论富士康事件还是赵作海事件，或许都在提醒我们，不仅企业，也包括社会的运转，要为人们的健康、幸福和尊严增加成本的时代，其实已经到来。
　　
　　
　　2010年1月23日，19岁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跳楼死亡。一个生命的终止和对于个体家庭造成的打击并不能阻止富士康的年轻员工赴死，相反，这只是一个序幕。四个月之内， 又有12个富士康员工相继纵身而下，总计造成10死3伤。这个悲剧在上亿人的关注下，演变成了一个群体性自杀事件。郭台铭鞠躬致歉不能挽回逝去的生命，甚至正如他所说“就是把我扔下去，我也不敢保证没有人再跳。”
　　年轻的生命接连死亡，富士康公司成为媒体口中的“血汗工厂”。面对社会各界的指责，2010年5月26日，深圳富士康集团负责人、台湾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3鞠躬致歉，连续3次上调工人工资。即使这样，也没能终止生命的逝去。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还没到而立之年的年轻人如此草率地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年轻人不再憧憬自己今后的人生？他们之中最大的28岁，最小的18岁，这些新生代民工，他们是“80后”、“90后”，他们迷茫、脆弱、没有家庭责任感、不能吃苦……但这些所谓的共性特征似乎不能解释他们为何会在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的企业里轻生；也不能解释他们为何在一个普工都可以拿到2000多元的“高收入”企业中选择没有回旋余地的惨烈离世。
　　富士康的生产线从来不会停下，员工的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被精准地分解，上万次的重复使时间成本完全可控，以此来计算订单上的交货日期。人在这里就如同生产线上的一个零件，一件精确的肉身机器。工作中的员工不能讲话，不能喝水，不能有差错。一个人的错误，可能会导致所有人都做了无用功，这对于一个以效率为第一的工厂来说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这些在工厂中占了85%的底层普工，怕管理他们行为的保安，怕检查他们的监管，怕自己的同事犯错被连累，更怕掌控他们工资多少的工厂。“我还不如那台机器，它至少还有声音，我连话都不能说。它至少还值钱，我却分文不值。”在冷漠而单调的环境之中，人的价值被不断缩小，员工们把自己看得微小如尘埃，将自己的劳动价值看得轻如草芥。
　　没有晋升的机会，没有技术含量。钱，成为衡量自身价值的唯一标准。机器，成为可以比价的同类。为了提高自己的“价值”，想尽办法加班，这样至少在结算工资的日子里可以和周围的人比一比，会心地笑上一笑。还有比这更低廉的幸福成本吗？
　　尽管有13连跳，有媒体笔下的“血汗工厂”，打工者对富士康的热情却丝毫未减。2010年8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河南郑州举行招聘会。“哪里应聘的人多，哪里就是富士康的展位。”河南人才市场富士康的展位前应者如云，里三层外三层，甚至出现了求职表告急的情况。显然，当郭台铭鞠躬致歉、富士康反思改进之后，人们意识到，生活还要继续。
　　其实，连跳并非偶然，富士康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引发了人们对跳楼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思考。上个世纪，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的出口导向型“世界工厂”模式曾经给中国带来了飞跃式的发展，我们在全球低端产业链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时至今日，我们全球第二的GDP仍受益于这种模式。然而，富士康的n连跳使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中国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被长期忽略的工人们的话语权正在以另一种不自知的方式呐喊。
　　正如有媒体指出，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13连跳事件，很容易会被归结到员工个人的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的总数相比，13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当这13个年轻人纵身一跃的时候，他们身后许多无形的推手逐渐浮出水面。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编辑 赵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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