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峰,谁说我变温和了】 变温和恒温动物

　　标志性的黑框眼镜，头发没有抹发胶。 　　他坐在北京一家半岛咖啡二楼的沙发上，开了半天的会，又接受了媒体穷追不舍的访问，多少有点疲惫。这不是舞台上高唱着“我要飞得更高”的汪峰，记者面前的汪峰，声音低沉浑厚，语速不快不慢。但是，没有笑容。
　　2011年是汪峰四处奔波的一年，结束了四月份在北京的演唱会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展开了鄂尔多斯、成都、深圳、北京、上海的全国巡演。
　　忙碌，对一个音乐人，尤其是一个摇滚歌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成功的一个指标―当大多数从上世纪90年代走过来的摇滚歌手，或退隐赋闲，或靠音乐节演出为生，抑或转行幕后，汪峰不仅新作不断，而且个人演唱会、商业活动演出频繁面世。
　　11月16日，他的最新专辑《生无所求》出版。这是他的第九张个人专辑，双CD，26首歌。这里面有温情的《爸爸》和《向日葵》，也有愤怒的《存在》和《抵押灵魂》。他说，只有不停写歌才能给他内心带来平静。
　　
　　因为，父亲
　　这张双CD的封面上，天空，是近似于无限透明的蓝。内心平静，从他专辑曲风上的变化也看得出来。《爸爸》，写给已逝的父亲，没有呐喊和嘶吼，也没有吉他华彩solo，显得平淡质朴。
　　因为，父亲。
　　父亲，为他打开了音乐之门，但是汪峰对父亲的态度，叛逆、亏欠、爱与恨，曾经与现在，百味杂陈。
　　1971年6月29日，汪峰出生在北京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海政歌舞团的长号演员。父亲的理想，就是让儿子汪峰成为一个伟大的小提琴演奏家。年少的汪峰，爱古典音乐，爱小提琴，但是，没有童年乐趣的练琴生活也让他的内心深感压抑。
　　这种压抑，在青春期完全地爆发出来了。18岁，汪峰以高分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师哥小伟的带领下，他第一次接触到摇滚乐。从此，摇滚乐所带来的那种直达心灵的感动，就像在他内心点燃了一把无法熄灭的熊熊烈火。大四时，他与龙隆等好友自发成立了摇滚乐队，以母校的门牌号作为乐队名称―“鲍家街43号”。玩得尽兴，与父亲的关系却迅速降到冰点。他留起了长发，在军人父亲眼中，这近乎于一种流氓行为。
　　“你最好不要碰这些东西！这根本不是音乐！”父亲的态度非常明显。
　　“爸爸，我喜欢摇滚，我觉得它更适合年轻人。”不服气的汪峰则据理力争。
　　三天两头的争吵是难免的。汪峰是孝子，但是这时候，在理想面前他选择了理想。毕业后，本来在中央芭蕾舞团担任首席提琴手的汪峰有着光明的前途和不错的收入，可是，他“竟然”选择了辞职，而且，还先斩后奏，也没和家人商量。这让父亲气不打一处来，他一怒之下，打了儿子一巴掌。
　　之后的事实似乎证明了父亲的良苦用心。负气出走、搬出家去租房居住的汪峰，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住在一间小小的地下室里，甚至一天只吃一碗面条。
　　就像那首著名的《春天里》所唱的：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她
　　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
　　北京的冬天，很冷，他的屋子里，没有暖气，脸盆里的水，都会结冰，甚至有一次，母亲忍不住去看他，看到儿子住在这样的屋子里，抹着眼泪，拉着他的手，说：“跟我回家吧！再住下去你就要冻死了。”
　　汪峰没有动摇。他的执著迎来了春天。2000年7月，汪峰与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唱片签约，事业突飞猛进。此时，他的父亲才知道，儿子并不是个小混混。2007年5月，他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演唱会上，母亲坐在台下，泪流满面，汪峰知道，虽然父亲没有到场，但是已经原谅了他。
　　5个月后，正在云南丽江演出的汪峰刚下舞台，电话就响了，是母亲的声音，还来不及高兴，她的一句话像一把斧子重重地砍在他的心上：“你爸爸，走了。”
　　汪峰愣在那儿，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想起年少时为了理想而与父亲发生的各种不愉快，各种让他老人家心痛、愤怒和流泪的往事。
　　他父亲生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出国看一看，他记得，于是，“之后我出国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带上父亲的骨灰，把他散在海里或者宽阔的平原上，就像父亲去过那里了一样。”
　　
　　指向天空的手指
　　《生无所求》中的《爸爸》和《向阳花》，代表他作为一个父亲的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父亲温情的一面，但那样的温情，并不表示他已经走向了摇滚的反面。
　　7月30日。张北草原音乐节。
　　压轴，轮到汪峰上场了。
　　《怒放的生命》一曲唱罢，汪峰一手握着话筒，表情变得凝重。他说：“现在已经很晚，我想唱一首歌，这首歌原意是讲述爱情的，但今天我想让这首歌赋予更深的意义。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将我们心底的感情毫无保留地表露出来，现在，在这个时刻，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为8天前因为动车事故而死去的人寄予我们最深最深的感情，希望那些在名单和不在名单上的人，都可以得到我们最深的祝福和感激。我希望每个人手指着现在的夜空，默哀半分钟，要让他们听到。”
　　于是，草原上，风中，和摇滚的红旗一起，无数的人举起了手指，向着天空，向着亡灵，默哀。
　　那天，是2011张北音乐节的第二天，恰逢“7?23”甬温动车追尾事故遇难者的头七。
　　“至少有十年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地哭泣。”在这肃穆的空气中，汪峰唱起了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很多人手一直举着，直到汪峰唱完最后一个音符。
　　汪峰今年40岁了。年过不惑，他变得沉稳，内敛，但他说，他“不会温和”。
　　这些年来，有人认为汪峰走向了流行和商业，他的成功事实上是背叛了摇滚。
　　面对质疑，汪峰说自己并不会变得温和，而是随着年龄增长，对于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会更清晰更明确。“一个艺术家不要动不动就扮演政治批判者的角色，特别庸俗！你不是搞政治的，你无权去评判政治，但是作为一个人，你有权利去表达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有权利去思考社会的根源问题，我做到的就是这样。”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知道生命已变成何物/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我该如何存在”《存在》。
　　汪峰，还是很愤怒。
　　
　　这还不是我心中的理想社会
　　我有话要讲
　　从音乐人上升到公知是趋势
　　南都周刊：今年也40岁了，到了这个年纪，看问题的方式、对音乐的理解会不会有些变化？会不会变得温和一点？
　　汪峰：只会更鲜明，表达起来更直接更放松，不会变得温和。我觉得这和年龄没有关系，年龄只会让你更清楚自己要表达什么。
　　南都周刊：可是我听了新专辑《生无所求》主打的两首歌（《向阳花》和《爸爸》），前者写给五岁的女儿，后者献给已故的父亲，质朴温暖，从文字到音乐都是这样，觉得自己在变化吗？
　　汪峰：你说的是第二波主打歌，这是一个双CD专辑，而且这只是其中的两首慢歌，并不代表我新专辑的整体风格。
　　南都周刊：你微博的简介上写着：“现代文明是一堆垃圾，我们都在扮演着拾荒者的角色，将自己越掏越空。”是不是还是对这个时代比较悲观，比较愤怒？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我们有没有希望？
　　汪峰：其实我有很多让人觉得很积极的一面。我觉得所有正面积极的音乐，能够给人力量的音乐，其根基都来自于对这个世界清醒的了解。我认为在当下社会，科技、经济的进步只会让绝大多数人觉得内心越来越空虚，这是转变的速度太快导致的结果。
　　南都周刊：这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还是说对于当下中国的看法？
　　汪峰：至少我活在当下的中国有这样的想法，我看到有问题的一面才会提出正面的意见，我是有的放矢的。
　　南都周刊：在今年的张北音乐节上，你号召现场观众一同手指天空，向甬温动车事故中的死难者默哀，为什么要在演唱会上这样做？
　　汪峰：那就是我所说的积极的一面，我觉得作为一个艺人，在演唱会上应该这样做。
　　南都周刊：平时关注社会问题吗？
　　汪峰：我很关注社会上的一些变化。就像你刚才问到的，我微博上的个人注解，全属于我对这个社会的看法，种种腐败和似乎法律都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还存在不公平的现象，才让我们感到困惑和迷惘。
　　南都周刊：那么在这样的现状下，你觉得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生活？
　　汪峰：真正的认清，敢于面对，而不是回避。不是说知道就算了，大多数老百姓是这样的，这也无可厚非，因为他们清楚，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改变什么的。这一定是一些公众人物或者社会精英，能够让老百姓觉得可以代表他们的那些人和集体，不断地、长时间地提出某些问题，在公众中间展开讨论、引发思考，长此以往，才可能改变现状。
　　南都周刊：现在很多艺术家和音乐人开始变成公共知识分子，你怎么看？
　　汪峰：一个艺术家和音乐人从艺术或音乐上升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层面是一个趋势，因为个人毕竟渺小，他所做的事情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影响力有限，如果他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引起人们对全社会一些问题的思考，我认为是很可贵的，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去做的事！而且最顶尖的艺术家，他的作品、他的言论都会起到这样的作用。
　　这不是功利性的，不是说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或者影响力去不断地说这些话题，事实上这样的人是有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但还是要看作品，我觉得艺术家最重要的还是他的作品，作品里面可以反映出他想说什么，这样反映出的社会问题才最真实。
　　如果有一些所谓的艺术家，说的东西跟他的作品完全没有关系，而他天天在说这些，这就显得虚伪。因为这些话老百姓都会说，只是没人听，你有名气，你的话会被放大，就是这样。作品才最真实，我希望人们在艺术家的作品中感受这种强烈的社会意识。
　　
　　你的体制决定你的命运
　　南都周刊：你加盟华纳之后，个人事业突飞猛进，很多内地歌手加盟海外的唱片公司都有这样的情况。
　　汪峰：这就说明，这跟一个国家、一个企业是一样的，你的体制决定了你的命运，如果一直是在一个错误的体制里，你就可以知道你最终的命运了；如果在一个对的体制里，现在吃点苦没事。
　　南都周刊：“鲍家街43号”签约的是内地的京文唱片，你觉得内地的唱片公司和海外的相比，差距在什么地方？
　　汪峰：规范化。海外唱片公司有版税，至少一个歌唱者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生活应该不愁。但是内地的就没有版税，没有词曲费，而是给你一笔钱，这笔钱包括了制作专辑的所有费用，所以基本上每张专辑我们乐队每人平均分到3000-4000元。那个时候制作一张专辑费用比较高，大概要15万，录音需要花费10万出头，也许是12-13万，剩下2-3万7个人分，加上公司还要抽掉一点钱，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体制。
　　华纳就有专门的词曲费，一首歌词多少钱曲多少钱，版税就是我们先预估你这张专辑能卖多少，我提前给你钱，不用等到专辑发售以后，至少也是一笔收入。包装是另外投钱，所以这是一个正确的体制。
　　南都周刊：香港、台湾的唱片公司会包装旗下的艺人，在这方面公司有没有设计你的发展道路？
　　汪峰：那种包装和我现在的状况完全不同。他们做的是产品，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歌手，已经很红很红，但是没有一首歌是你可以记住的，只记住了这个人，那这就是产品营销的效果。
　　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特别无耻的行为，因为你的音乐水平跟我不在一条线上，你的商业策划比我牛逼我尊重你，但你不要对付我。你那是产品我的是音乐，对，就是这个区别，还好港台地区现在也越来越注重音乐了，这是大方向。
　　南都周刊：许巍在接受我采访时谈到，一方面自己的音乐要坚持，另一方面，海外唱片公司商业化的运作手段也非常重要，不可忽视。
　　汪峰：没错，但是在我看来，内地做音乐的人应该有自己的做法，去吸取和结合港台唱片公司的商业化运作规律。我自己加盟过各种唱片公司，港台、内地、海外都有，这是我最后得出的经验，港台公司的模式会让摇滚乐的棱角、锐气消磨，还是要结合学习，学习的对象就不是港台的，是最好的西方的唱片公司的运作方式。
　　南都周刊：像《在雨中》、《幸福的子弹》这样的歌，唱片公司是不是也特别有意地考虑，在保持你个性的同时，更增加一些流行元素？
　　汪峰：没有啊，就是我那段时间写歌，里面正好有这一类的作品。我从来不会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应该写什么去写什么，或者因为现在大家都有可能听什么然后我去写什么，在作品这一方面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或者是影响我。
　　南都周刊：在近几年的作品中，我们印象比较深的，一类是励志的摇滚，另一类是表现我们这个年代青年人的迷惘，社会批判性作品好像相对比较少了。商业会不会削弱摇滚的批判性？
　　汪峰：其实很多。我的专辑里面，每一张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歌具有社会批判性质。比如我上一张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 2009年），《名利场》、《有意思吗》、《破碎的歌谣》，这些我都是想要揭示一些问题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连我这样的角色都不去揭示问题的话，那这个社会上就再没有声音了。老百姓自己在微博上发两句牢骚，但没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我并不是跳出来作政治批判。这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法，因为这还不是我心中的理想社会，我有话要讲，和我敢不敢没关系，我要是不敢根本不会触及这些话题，也不会有这些作品了，这是我的方式。
　　南都周刊：这个度应该怎么把握？
　　汪峰：我的歌曲里，有些只是把报纸上刊登出来的，还有网上揭露的丑事写在我的歌里，而我所做的事只是筛选哪些事可以写进我的歌而已。但我没有谩骂，没有说什么这他妈什么玩意儿，我没有这个资格和权利。摇滚乐最大的魅力就是把所有的问题提出来，答案都在大家心里。但是很多问题经过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真正能解决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只能是集体的思考。
　　如果有一天，有几个艺术家意识到了这一点，通过这么一拨人让全社会都有了纯熟的、充分的思考，然后再付诸良性的行动，那是一种良知。如果一个艺术家希望自己的言论引起社会暴动，那是很愚蠢的。艺术家的内心都向往幸福，希望更好地去生活，其实艺术家单纯之处就在于此。他们提出问题，让全社会去寻找一个良性的建设性的方案，其中必定有痛苦，因为要向往幸福必定要先认清其丑恶的一面。
　　我认为摇滚乐最积极的一面是揭示社会的丑恶，并且不断地唤起人们去找回美好。美好从来不是变出来的，那些所谓表面的美好都是虚伪的，真正的美好是从丑恶中生出来的，都不知道什么是丑恶就没有资格说什么是真正的美好。
　　
　　有一个目标就能写出好歌吗？
　　南都周刊：去年的“怒放”演唱会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也有人说这不过一场怀旧的拼盘演唱会。你觉得呢？
　　汪峰：我看是这样，所有的这种事物出来之后都会有不同的声音，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不同的、反面的声音都是那些不做事的人在那说，出于个人目的，还有一些做演出的，他眼红。我觉得“怒放”的大方向绝对是好的，先不说是怀旧还是创新，近十年有人做吗？有谁把这些重要的摇滚音乐人集结在一起搞一场演出？
　　都是废话！中国人就这毛病，好些时候做不成事就是因为这个，还没做呢，就已经不团结了，嘴上都在说我们才是对摇滚乐最真诚的，其实都在拆台，根本不要理会他们，真的，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正中肯的批评肯定不是这个角度的说法，他会给你建议，角度应该怎样会更好，演员阵容上怎样会更强大，或者环节设置怎么样才更好，这才是不同的声音，你说这事能不能做，废话，你做了吗？永远都是这样。
　　南都周刊：我也在现场，当时很多网友发微博说“白岩松来了”，还真的有点像，抹了发胶特别像，一个摇滚歌手为什么喜欢抹发胶呢？
　　汪峰：我也不是喜欢用发胶，有时候我就是长发披下来的，这不一定，看什么样的场合。其实你用啥，有头发没头发跟摇滚没关系。这无所谓。
　　南都周刊：在“怒放”演唱会上唱了《飞得更高》。有些乐评人认为，你的《飞得更高》、《勇敢的心》、《我爱你中国》这样旋律朗朗上口的励志歌曲，是为了迎合市场。你是否认同他们的观点？
　　汪峰：为什么要考虑？有意识地考虑写首你认为老百姓喜欢听、可能会火的歌，这种想法真是极其愚蠢！从创作角度来讲，你真以为你有一个目标就能写出来好歌吗？这真的太可笑了！好的作品都是发自内心的，没有杂念、很单纯的情况下才会写出来。我对我写歌的要求就是旋律一定要出色，这一点已经决定了它有流行性了，别的就不用考虑了，首先我就很喜欢好听的旋律的，这点是不冲突的。
　　南都周刊：你耳熟能详的歌曲里，好几首都比较励志、积极向上，那些都是你真实心情的写照？
　　汪峰：都是我的真实心情、真实感受的产物。也都是我写给我自己的。至于社会发现这些是他们的需要，这也很正常，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些歌在我的作品中，艺术成就上我觉得只是一般，就是我的中等水平。
　　南都周刊：比如说《我爱你中国》，好像你母亲特别喜欢，怎么写这首歌的？给人的感觉主旋律了一点。
　　汪峰：这更正常了，我自己的祖国，我为它写首歌，就这么简单！但是这首歌的歌词，你要是仔细看了就会发现，这里面有很正面但是也有很痛心的感觉，这就是我真实的想法，我不认为它和现在那些假大空的作品是一种事物。
　　南都周刊：这首歌段林希在今年的“快乐女声”总决赛中演唱了，帮助她夺得了今年的“快女”冠军，你对今年的选秀有没有关注，对它们怎么看？
　　汪峰：本身选秀这种形式的出现是必然的，在整个国家的流行文化的发展中，一定会出现，所以我对这种形式没有意见。只是很多东西到了中国就会变，变得很无聊！变得完全不讲究内容部分的优秀和强大，只知道恶俗和不求质量的各种炒作！商业也并没有商业的完美，国外的更商业化，进入决赛的选手水平都极高，我指的是这个，我们这边唱出来的水平也就是卡拉OK的水平。这就是我的看法，选秀本身没问题。
　　南都周刊：我看有很多音乐素质不错的选手参加了海选，可是最后选出的就是这样的歌手。
　　汪峰：这就是问题所在，主办方的意图有问题，没能在选秀中找出好的来。
　　南都周刊：现在也有很多音乐人做评委，你觉得他们的点评是否专业？有没有请过你？
　　汪峰：有一些还行，参差不齐。有很多人请过我，我是不会做评委的，有些时候还会给你一个命题来表达你的想法，那对于我来讲就更不可能了。
　　
　　一个艺术家不要动不动就扮演政治批判者的角色，特别庸俗！你不是搞政治的，你无权去评判政治，但是作为一个人，你有权利去表达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有权利去思考社会的根源问题，我做到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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