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者.反骨.蛙人|反骨是什么

　　易中天出生在湖南长沙，但他自幼生长和学习在武汉。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1965年毕业于重点中学华师一附中，如果参加高考，他百分之百能够考上我国的重点大学。但他放弃了，抱着“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乌托邦理想，自愿到新疆军垦农场当军垦战士。10年后，他发现自己都解放不了，何以能解放全人类？于是，他被抽调到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学校教书，其间边学习，边教书。随着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后，1978年又首次恢复招收研究生，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胡国瑞教授的硕士研究生。自此以后，我认识了易中天，并与他建立了30年的友谊。
　　
　　换得易中天留校
　　通过3年的学习与研究，1981年，易中天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了文学硕士学位，但在分配工作时却遇到困难。他原是乌鲁木齐市委托培养的研究生，该市教育局给他发了3年的工资，按政策他必须回乌鲁木齐市工作，更何况新疆是重点支援的少数民族地区。但是，他是胡国瑞教授拨乱反正以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是胡先生平生培养的唯一的美学研究生。为了解决人才上的青黄不接，胡先生希望将这位高足留下做助手，学校三番五次与乌鲁木齐教育局协商，但对方坚决不放。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胡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我已逾古稀之年，后继无人啦，绝不能杀鸡取卵，希望校长一定设法把易中天留校。”
　　我也是一个爱才者，完全支持胡先生的要求。1981年5月，我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到教育部学生司汇报，李力群处长接待我，虽然她很同情我，但她说，事关民族政策大事，她不能做主。但她给我指出了一条路子，要我去找蒋南翔部长，请他出面与新疆方面协调兴许有可能解决。蒋南翔部长秘书刘益清是武大校友，我通过他安排，直接向蒋部长作了汇报。蒋部长听后说，此事我已知道了，新疆方面王恩茂书记也出面了，坚决不同意武大把委托培养的研究生留校，这事有点难办啦！当然，大学人才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也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他凝思片刻后说：“我建议你们与新疆达成一个君子协议，他们同意易中天留校，你们每年多分配几个毕业生支援新疆，这样两边都照顾到了。”我完全同意蒋部长的建议，当年我们分配5个本科毕业生到新疆，从而换得了易中天留校，这事才圆满得以解决。
　　易中天留校以后，果然表现出色，他给本科生和作家班上课，受到了一致的赞扬。1983年，他给本科生开设的《文艺审美心理学》，开了这门课之先河。鉴于他才华出众，1984年，学校任命他为中文系的副系主任，主管科研和外事工作。他个人学术研究亦十分出色，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又与人合作出版了《走出美学迷茫》、《艺术教育学》等著作，发表多篇富有创意的论文，在教学与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可是，由于我在1989年突然被免职，在某种程度上对易中天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后来，某个左倾思想的人当了中文系系主任，把易中天看成是我信任的人，千方百计打压他。易中天的学术成就已达到教授水平，但直到1991年才提升他为副教授，而成果远不如他的人却晋升了正教授。在失望之余，他萌生了去意，并登门征求我的意见。我同意他调到厦门大学，真的像谚语所说：“树挪死，人挪活。”易中天的这次转移，却开创了他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
　　
　　追求真理的“反骨”
　　据我的观察，易中天是一个悟性很高和自学能力很强的人。他没有上大学，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研究生。他本是学美学的，但他后来的研究方向却广泛涉猎文学、史学、国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城市学等，这些学问都是他自学和感悟而得来的。他在这诸多领域的造诣和成就，与那些专门研究某个领域的专家相比毫不逊色。
　　易中天性格直爽，具有追求真理的反骨精神。我记得，他毕业后住在湖滨单人宿舍，那时有4个湖南青年教师都住在那里，他们要么是单身，要么是夫妻两地分居。除易中天外，其他还有经济系教师杨小凯、哲学系教师邓晓芒、中文系教师李敏儒，他们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畅谈、争论。实际上，这个自发的多学科俱乐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学风。他们都是湖南人，具有湖南人的倔强、说真话、刚直不阿的个性，这就是一种反骨精神，这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和追求真理所不可缺少的精神。那一段生活，对他们后来的成长和成为学术大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007年元月，他和夫人李华回武汉省亲，他们先去探望了先师胡国瑞教授的夫人沈佩珍女士，随后又到我家里来探望。师生见面，自有说不完的话题。他成为明星学者后，邀请他讲学和发表演讲的单位越来越多，似乎整天都在飞机上飞来飞去。于是，我对他说：“你要做蛙人，而不要做飞人（意指要沉下心来研究学问，而不要飞来飞去地到处演讲。编者注）。无论做何事情，要有所失，才有所得。”他欣然接受了我的意见，努力排除杂务干扰，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他的16卷文集就是这样默默耕耘所结出的硕果。我参加了今年5月22日在北京御园汇会所举行他的文集首发式，堪为名家云集，场面壮观，气氛热烈，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受主持人贺卫方教授的邀请，我代表8位见证人作了即席发言，介绍了易中天成才的主要经验。
　　也许，有人对易中天的治学方法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大学教授应该是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形象呢？是关注公共社会抑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是一个专门学问家抑或是通方之学的大家？对此，认识可能不尽相同，但我觉得应当从人才成长的规律看问题,宽容地对待不同风格的学者。
　　一个时期以来，人们不断地诘问：“为什么我国大学培养不出大师来？”回答这些问题之前，使我想起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大师者，乃是通方之学，超乎各部专门之上而会通其全部之大义者是也。一部门学术之有大师，如网之在纲，裘之有领，一提挈而全体举。”他针对今日大学之弊端又说：“今日大学之智识传授，则只望人为专家，而不望人为通人。夫通方之与专门，为智识之两途，本难轩轾。”
　　我国大学不能培养出真正的学术大师，其根本原因是1951年院系调整学习前苏联专业化教学造成的恶果。60多年了，专业化的教学依然主导我国的大学，培养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深蒂固，对专家顶礼膜拜，以至于实施通才教育困难重重。与此同时，在评价人才上，也往往是以专家来评判，对于通才动辄斥之为杂家或是不务正业，这些舆论对大师的成长是极其有害的。易中天的治学道路，实际上是走厚积薄发之路，实践证明专易而博难，易中天正是弃易而从难。
　　
　　先生的最大快乐
　　为了营建教育改革的舞台，我于1994年创办了教育改革基金会，但由于基金有限，十多年没能开展重大的活动。易中天得知我的基金会资金不足，他主动为我的基金会筹措基金。杭州万泰知识经济俱乐部邀请易中天去作演讲，他向该俱乐部的总监翁家骥先生提出，准备与我联手，组织一场别开生面的师生联袂演讲，听众都是企业家，目的是为我的基金会募捐。2007年5月12日，在浙江省图书馆二楼报告大厅，我与中天联袂演讲，上午是由我主讲，讲题是：“做人、做事、做官”，由易中天主持；下午是由易中天主讲，讲题是：“中国智慧”，由我主持。易中天获得了2万元的演讲费，他当场捐赠给了我的基金会。在他的带动下，那次活动还有两位企业家捐赠了2万元，虽然数额不多，但这次活动体现了中天的一片尊师之情。
　　事后，中天觉得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表示将继续开展类似的捐赠活动，以募捐到更多的基金。但是，我深知组织这样的活动并不容易，主要是受制于人们的公益意识。于是，他干脆自己慷慨解囊，又向基金会捐赠了10万元，这是我的基金会一次获得的比较大额的基金，我向中天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易中天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为了报答导师胡国瑞教授对他的栽培，2007年10月9日，他向武汉大学文学院捐赠了近50万元，建立胡国瑞奖学金。他对自己的举动解释是：续缘、感恩、助学。在成立奖学金的议式上，他激动地说：“我与武汉大学的关系，就像儿子与母亲的关系，儿子的报答是应尽之责。”
　　2005年9月，我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向他赠送了这本书。同时，我又准备写一本书，主要是记述我与大学生们的故事，为书名的事我征求中天的意见。我先后提出了几个书名，他都觉得不满意。一天我在散步时，脑子里突然闪现出“大学的名片”这个书名。我立即发邮件征询中天的意见，他回复说：“就用这个书名。”于是，《大学的名片》一书于2006年先在美国出版，后来又出了国内版，优秀学生是大学的名片这个概念，也在国内广为流传。
　　《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出版后，颇受大学生们的欢迎，曾被媒体评选为2005年最好的15本自传之一。时隔5年后，社会上依然有读者求购这本书，于是北京几家出版社都有意出我的自传的修订版。世界知识出版社是最先提出的，因此我同意由该社出版。在斟酌修订版书名时，我又把拟定的几个书名征求中天的意见，他比较了几个书名后，建议我使用《出头鸟―一个大学校长教改的追求》，我和出版社采纳了他的意见。最后，出版社建议请易中天写一篇序言，尽管他十分繁忙，他还是拨冗为该书写了一篇“永远的校长”的代序。
　　这篇序言是中天饱蘸着感情写的，让我感动莫名，它是我们师生情谊的见证。我记得60多年以前，陶行知先生在《创造宣言》中说过：“先生的最大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今天，当我看到中天取得巨大成就时，我真的感觉到最大的快乐，他就是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之一！
　　（作者为武汉大学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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