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 讲故事的人统称什么

　　五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号称“吴金马”; 从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到拍商业片的朱延平，他给三十余位导演写过故事。有人说，“只要搭上他的金马列车，提名最佳影片或导演就有希望。”
　　
　　许久前，张艺谋第一次见到吴念真，直言，“很多人说我一脸旧社会，念真，你也差不多。”
　　台北大直区，这是吴念真首次接受大陆记者专访。但大陆观众对他这张“写满台湾人愁苦”的脸并不陌生，前几年他去辽宁，有女孩一眼认出他，把他吓个半死。
　　这场专访或许来得有点迟。台湾散文家小野曾说过，“你要了解台湾的小说和电影，竟然不认识吴念真？”
　　吴念真曾五次获得金马奖最佳编剧，号称“吴金马”。他给三十余位导演写过故事，从个人风格强烈的侯孝贤、杨德昌、许鞍华，到拍商业片赚大钱的朱延平。有人说，“只要搭上他的金马列车，提名最佳影片或导演就有希望。”他饰演《一一》中老实的男一号，在银幕里发怒，“什么都是装的，还有什么是真的？”
　　1994年，轮到吴念真自己拍电影了，第一部《多桑》便获得意大利都灵影展最佳影片奖。近些年，他的出镜率高得令人叹服，主持人、作家、舞台剧导演……这位“台湾最有魅力的欧吉桑”还是个广告王，小S、陶晶莹的广告总量也比不过他。这事连儿子吴念谦都烦了，“买个饮料，也被剥夺不看到他脸的权利。”
　　今年，他五十八岁，新书《这些人，那些事》受台湾读者疯狂追捧，短短几个月加印到了八万册，甚至出现团购。有读者说，“我最反对煽情。可每次看他的东西就是要哭。”该书已初步确定将由译林出版社发行简体版。
　　
　　乡土烟火
　　个子不高的吴念真，最爱浅蓝牛仔裤，两手交叉抱在胸前。不笑的时候，脸往下一拉，双眉稍蹙。
　　他出生在九份的矿工家庭，《悲情城市》曾在此取景，吴念真借女主角之口描述故乡：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儿时，个子特小的吴念真常于伸手不见五指的雨雾中，走近一小时山路，等到了附近的小学，全身都湿了。
　　吴念真有“全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之美誉，这得追溯到入门师傅条春伯。九份矿区里，全是为着黄金而从四方拥至的冒险型人物。条春伯是无数神奇人生的转述者，连当事者听了都涕泪。在条春伯的嘴下数次“身临奇境”，吴念真相信：具有画面感的通俗功力便可让人快乐。一天，条春伯把吴念真叫到一旁，“我会死掉，到时村里就靠你读信、写信了”。写信这事，也让吴念真熟识了人情世故。
　　“不许念经”，吴念真被叔伯大姨命令，一定要用闽南语讲述报上的故事。到今天，他仍讨厌没有生活感的“国语”，故意在戏中不放字幕，“就是要让观众感受画面。”
　　全村人靠矿吃饭，日子过得清贫。一日天晴，吴念真带弟弟妹妹到山崖，望着抵达远方的铁轨。身为大哥，他许下未来，“等有一天我们去台北赚钱，家里就不会没钱买菜了。”孩子们脸上全是泪水。
　　他是心直口快到“不好惹”。《康熙来了》现场，蔡康永问吴念真，“你怎么导了两部电影就不导了？”不到两秒，他呛蔡康永，“你念了三年电影，一部也没导过吧？”蔡康永弯腰大笑。过没多久，他又顶撞主持人，“你很奇怪耶，那么年轻，讲话那么老。”
　　一旁的吴念谦提醒父亲，“不要这样，有点礼貌。”蔡康永才知道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回家发表博文，题为，“治我者，吴念真”。
　　他自小不惧权威。曾经有段时间父亲沉迷赌博，他认真地写了封信去警察局告发，结果被暴打一顿。
　　《恋恋风尘》的中影修复版DVD花絮中，侯孝贤道：吴念真本名叫吴文钦，因女朋友叫阿真，他取笔名吴念真，意思是“不要再挂念阿真”。粉丝私下八卦，这究竟是念还是不念？
　　“有些事情永远也不能放下。”情感之于吴念真，是大过一切。吴念真的矿工父亲，最后只剩十分之一可呼吸的肺部，在医院跳楼自杀。年老的叔伯们，坚持要给老友扛棺木。崎岖山路上，吴念真盯着眼前肌肉紧绷、一步一抖的数只瘦腿，一路大哭。不是哭父亲，是哭这生死友情。数年后回忆起，他脸部总僵硬，眼泪又出来。
　　念完初中，十六岁，吴念真到台北半工半读。半夜牵着老板的狗散步，遇到一位在牛肉店里洗碗的小孩，两人站着聊天便熟了。“人就应该是透明的。”他坚信。
　　
　　“私人”故事会
　　在台北混生活，吴念真读到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及司马中原笔下的“狂风沙”，特别“无感”。直到他去当兵，黄春明的作品《锣》让他一下子醒了，“啊，原来文学讲的是我们自己的情感”。
　　吴念真开始一种与周遭一切热烈交流的写作，“我要表达我的情感”。从小在矿村生活的叔伯阿姨，及到台北讨生活时看到的众生相，一点一滴入了他的小说和剧本。
　　1977年，吴念真第一个剧本《香火》，引起“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明骥注意，找他进“中影”。当时台产电影票房已陷入谷底，“中影”一改按资论辈，起用年轻作家小野、吴念真组成“二人小组”负责选材编剧。
　　“二人小组”想了个 “快速制造导演”的策略：由几个导演共同拍一部电影。1982年，新电影开山之作《光阴的故事》即为该模式。正如《台湾新电影》作者、影评人焦雄屏所说：“新电影在中影内部卷起浪潮，虽然有一些客观条件，但无疑编剧家小野和吴念真是其中煽火者。”
　　那时，吴念真跟侯孝贤、杨德昌等人混了个烂熟。侯孝贤刚拍了些成功的商业电影，成天穿着布鞋，头发长长的，像个小流氓。杨德昌刚从美国学了一堆理论回来，穿着一件T恤走来走去，上面写着Herzog 、 Bresson and Yang，“意思是，我杨德昌以后也要跟赫索伯格、布列松一样等级。”
　　这帮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常常，晚上十点，侯孝贤、杨德昌等人念头一起，便从台北出发，开四十多分钟的车到吴念真在郊区山上的家。
　　大半夜的，一伙人凑着脸，观摩托人从四处搜集的电影。吴念真刚结婚的太太有洁癖，为防烟灰乱飞，只好拿个大花瓶，装上水，供这帮“不务正业者”使用。
　　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不喝酒？时隔多年，吴念真绞尽脑汁，想不明白。
　　这些人中，数杨德昌英文水平最好，常给其他人讲解无字幕的外文片。有时他们看到日本新导演的电影里只有对话没有音乐，集体叹服。看完电影，便疯狂聊天，各谈各的生命故事，内容无所禁忌。
　　意料之外的是，这些人的私人故事大多被拍成之后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之作。
　　侯孝贤不经意回忆童年，大伙说你拍吧。观众便看到了《童年往事》里整个时代的记录。吴念真的初恋受众人怂恿，被拍成《恋恋风尘》。凑过这场私人故事会的，还有香港导演许鞍华。她吐了一连串复杂的家庭身世，吴念真写下《客途秋恨》，电影里张曼玉演女主角。
　　这帮朋友有着迥然不同的叙述风格。侯孝贤爱举一反三，容易从生活片段扯到小说文本，而杨德昌偏理论，对话中常要丢很多东西给他抓感觉。“‘唉 ，这个猛。’说明你刺激到他了。”
　　从吴念真“超级台语腔”出来的，更多是父亲，以及父亲那一代受过日本教育，却在一夜之间必须变成中国人，所遇到的认同问题。他想找侯孝贤拍，侯孝贤只撂下一句话，“你自己的故事，你自己拍。”
　　1994年，吴念真拍了《多桑》。许鞍华评价《多桑》，“父亲性格的描写细致又动人，技术部分也十分老练。”但她却认为，影片后半段从父亲病重、跳楼自杀，身为人子的吴念真，完成父亲生前一览日本的愿望，影片“失掉观点，变得太私人且太情绪化”。
　　吴念真坦然，自己的故事当然有私人情感。但他也说，生命经历，最多是提供素材。“我在《多桑》中讲我爸爸，可那也是很多人的爸爸。”或许，如焦雄屏所言，疏离、静观从来不是吴念真的本性，他的电影就像他的人，是积极卷入，又热切动之以情的。
　　这场“私人故事会”跟台湾新电影的写实主义有莫大关联。在原本以武侠、琼瑶片为主的台湾电影市场，写实风格得到极好反响。“观众坐在电影院，突然看到了屏幕中出现很丑的人，顿感熟悉亲切。”
　　对于新电影运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衰落，吴念真说，“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生，几乎是靠着一帮走得太快的人，而台湾观众，至今也没赶上他们的脚步。”
　　世界很奇怪
　　在台北呆了四十几年，吴念真还是非常不适应。
　　 “台北人很冷漠。”他想起二十几年前的台北，随处可见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乡下人脸孔。近年，吴念真到上海去，一位学洗头发的河北女孩对他说，要努力，日后回家开一家有四张椅子的店。吴念真顿觉似曾相识，眼泪都要流出来。
　　大多时候，他对这个世界不能认同，蹦出口头禅：“这很奇怪耶！”
　　Facebook上有十多万粉丝，他每天会在上面表达感激或分享。可他又难以理解，“这个世界真是很奇怪，我写得再悲伤，你都按‘赞’？”
　　看政治人物表演，他想，少来了。朋友跟妻子因蓝绿问题吵架，深感荒谬，他拼命摇头，离婚吧。常常，他在电话里大骂记者，“你畜生！我是跟你分享耶。”
　　年轻时，他读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互助论》，极为感动。他承认自己是克鲁泡特金的信徒，有社会主义情结。“连动物都有相互关怀的本能。”
　　他遇到一位牛肉面老板，竟是当年半夜路上熟识的洗碗工。两人兴奋得不得了。这种友情，四十岁以后，吴念真再也找不到了，“人跟人认识 ，再也不是因了解对方的过去。”
　　2002年，吴念真二弟连碧东欠下千万赌债，于车内引废气自杀。过了三年，长期患有忧郁症的大妹连翠萍遭诈骗失财，烧炭身亡。
　　从那时开始，有些东西彻底失落了，吴念真开始认不得自己。一天早晨，他睁开眼，一个念头闪过，生命为什么这样重复啊。厌倦得连牙齿也不想刷。
　　忧郁症来了。他再也不回去九份，怪自己对画面的记忆力太好，那雾气、味道直扑而来，没办法承受。直到2010年11月份，因《这些人，那些事》出版，他才带着四十多位读者回去，“有责任在，我起码不会沉浸在情绪中。”
　　他想，这个世界是无法被改变的。只好做比较有趣的事情。连商业广告片，他也要拍出感情，很多观众看了都哭。2003年后，吴念真导演了舞台剧《人间条件》的四个系列，每次上演都满座。演出前，他不忘提醒演员，“你们何德何能。”
　　他要透明，连悲观也不掩饰。以揭露知识分子弊病为题的《人间条件》之四谢幕时，他明白地对台下观众说，“我知道，回去后，你们也不会变。”
　　吴念真还想拍电影，名字都想好了，《一清专案》，讲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黑帮社会的故事。他坚信电影是给多数人看的，不过没把握，只好“说说而已”。
　　除了跟观众在一起，他也需独自疗伤。从晚上十点到半夜三点，他总关自己在书房。为防失眠，临睡前他总喝点威士忌。
　　
　　南都周刊×吴念真
　　杨德昌很绝望，侯孝贤讲感觉
　　南都周刊：当时你们在家里看的电影，有偏好哪些片子？
　　吴念真：也没有，都是各自喜欢的。比如我比较喜欢意大利新写实的，像《偷单车》。侯孝贤一直想改变主流商业电影模式，他听到很多国外留学回来的导演在讲理论，他想，妈的这个我早就已经想过啦，自信就来了。到了拍《风柜来的人》，爸爸看着小孩去上学，镜头回来，眼前的小孩已经长大，这在以前不会出现。杨德昌很绝望，从社会存疑到完全否定，最后《一一》比较温暖一些。这个可能跟他看到的社会环境有关。
　　南都周刊：你跟杨德昌合作的电影有多部，有什么感受？
　　吴念真：杨德昌很清晰自己的理论框架，并能找到社会故事去填满。他的观点很清楚，而且不能被打破，我们必须尊重他。但他的很多对白写出来都像西方翻译小说，有时我会帮他改得口语化，比如《一一》、《麻将》。还是很怀念他，他EQ不好，但很聪明，是海峡两岸最厉害的导演，能将自己的创作意图表达得很清楚。
　　南都周刊：朱天文与你一起编剧《悲情城市》，这部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电影，你们当时的真正拍摄意图是什么？
　　吴念真：《悲情城市》创作的出发点其实很简单，“二二八事件”是个很可怕的敏感话题。我们想，如果这个话题可以拍成电影，其他讨论就可以出来了。当然，我们不能在电影里作定夺。对我来讲，“二二八事件”，是一种认知冲突，大陆人来的时候是想说台湾人被日本人奴化，要教育你们。台湾人想说离别很久的妈妈回来了，结果竟然杀我们。
　　南都周刊：你刚刚提到侯孝贤的作品偏无情节化，你怎么看？
　　吴念真：他后来是越来越这样了，常常讲求感觉；但我对这个存疑，我觉得电影还是给大多数人看的，要跟群众在一起，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南都周刊：近来还有跟侯孝贤联系吗？
　　吴念真：很少见面，见面都很有礼貌了。但人到了一定年纪就会很清楚，人生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些朋友，后来消失了就不要去想了。当然还是有点遗憾，当初很好的一群朋友，现在都很少联系，当然这里可能牵扯到一些复杂因素，他们不喜欢我，这个是可以尊重的。
　　南都周刊：怎么看待今天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能力？
　　吴念真：人可能会怀旧，这几年台湾卖得最好的，都是跟台湾文化有关系的，像《海角七号》、《艋》。但如果太多了又泛滥了，台湾这么小的地方很容易有浅盘作用。
　　南都周刊：一直以来，你跟大陆这边的导演有什么联系？
　　吴念真：会啊，现在比较少。以前影展常常碰到。那时张艺谋等刚出来，巩俐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我们凑钱送她一个包包。我们现在讲，她可以送我们每个人几百个包包了。后来陈凯歌、王小帅，都接触过。
　　那时在香港看电影，发现大陆大导演也拉到一个比较写实的调上。看完《如意》，我们所有台湾导演站起来鼓掌。因为担心回来被政府审核，一堆人偷偷见面，包括谢晋，大家会谈谈彼此对电影的看法，我们也对大陆公营影厂的作业流程感到好奇。杨德昌当时讲了一句话，说未来两边彼此都是创作上的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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