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下的绝望]社会底层民众的绝望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避免出现反社会的杀人狂,但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将会促使更多的人走向这条道路。因为个体的力量对抗不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这类行凶者产生了绝望,从而诱发反社会行为。要让潜在的郑民生们不再恐惧,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支撑建设,要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没缘由的发泄是最恐惧的发泄
　　
　　南都周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南平血案有什么特点?
　　于建嵘:我们研究社会事件,一般将其分为群体和个体两类,南平血案属于后者。
　　此种个体事件大概又可分为四小类:
　　第一类为自卫性抗争,最典型的是邓玉娇。邓玉娇案件的发生背景是怎样的呢?有人侵犯她,她出于自卫而反抗,最后杀了人,引起很大反响,民间称这种人为英雄;
　　第二类个体事件是自残型维权,最典型的是唐福珍,成都自焚的女企业家,老百姓很同情她。这种自残型维权出于何种心理呢?我对付不了你,那我对付我自己;
　　第三类是报复性攻击。以杨佳为代表,更早几年的马加爵也属于这一类,杀了很多人。这类攻击者,有一个目标。比如马加爵,他杀的,是自己的同伴和同寝室的同学,之前因为打牌等问题,马与他们有过不悦的经历。而杨佳,他针对的是一类人,就是警察。
　　第四类个体事件以南平郑民生为代表,他与前三类都不一样,我把该事件定义为宣泄性报复,他的报复没有明确目标。
　　最近几天,有些媒体描述郑民生案件的时候说,他攻击的小学是一所贵族学校。我不赞成这种说法。南平案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就到了福建,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这些媒体讲述的那样,它也并不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
　　我了解的情况是,这个学校就是一般的实验小学,充其量也就比普通小学稍微好一点点。而且,这所学校与凶手郑民生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不是说这所学校校长得罪他了,或者他之前医院院长的儿子在这里上学了,都不是,郑民生杀人是没有任何目标的,他完全是一种反社会性宣泄。现在看来,郑民生杀人,不只造成了福建当地众多家长的恐惧,他造成的是整个社会的惶恐。我在福建与当地人聊天,他们说,哎呀,这将来怎么得了呢。
　　南平案件投射出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谁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这把刀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如果每个人对社会有了不满,都要发生这样一个反社会心理和行为,那是不可想象的。
　　南都周刊:为什么郑民生会产生这种无目标发散性的报复行为?
　　于建嵘:现在有人说,他杀人是为了引起整个社会对他的注意。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他的问题,是一个反人性反社会的问题。假若我们不能认识到郑民生问题核心的话,那么,日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都有可能遭殃。
　　没有缘由的发泄是最恐惧的发泄。南平案件之所以发生,在我看来,是我们整个社会心理结构出了问题。但我要强调,一定要认识到郑民生作案的反社会性。郑民生的行为,没有任何可同情、可原谅、可赞扬的,没有。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说,哎呀,他只是杀错了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有些媒体总在说,他多么贫困、多么弱势,而且找不到老婆、体制对他不公,等等。好吧,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呢?即便存在也无妨,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发生的机理是,他的心理结构上变态了。
　　
　　绝望的根源多是规则的不确定
　　
　　南都周刊:仅仅从个人心理、精神疾病的角度分析郑民生的行为,是否站得住?
　　于建嵘:我们暂且不论郑民生有无精神病。仔细分析他这个人,首先可以看到,他有一种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感,而这种对未来的迷茫,则是因为我们社会规则的不确定。在不规则的权力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
　　郑民生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他要开诊所也开不成,等等,于是他认为,有人在故意卡他,而他又将这所有不顺利,统统归结为规则对他的不公平。最终,他为反抗这种规则做出了这样一件泯灭人性的事情。
　　规则的不确定往往给人们造成某种恐惧心理,对未来的恐惧,在某些人那里可能表现为懦弱和平庸,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可能演变成仇恨,而由恐惧而产生的仇恨则是散发性的。举例来说,两个人发生冲突,你打了我,我仇恨你,当然我的仇恨是有原因和目标的,而且我要想办法对付你,郑民生的仇恨与此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是反社会的。
　　南都周刊:类似案件在西方国家也有出现,与郑民生一案存在哪些不同?
　　于建嵘:社会在转型,在此期间,人们很容易产生绝望,郑民生产生绝望之后,将原因归罪于社会,于是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报复,这是南平案件的一个典型特点。
　　弱者的报复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比如杨佳,他也是一个弱者,但他针对的,都是比他更强大的人。你注意到没有,他只杀警察,因为他认为,是警察欺负了他,他要报仇。而郑民生不同,他杀的,都是比他更弱小的、手无寸铁的孩子们。
　　从社会心理角度学分析会相对好理解。这类案件在西方国家也发生过。美国有赵承熙式校园枪击案,日本有宅见的池田小学杀人案、加腾智大的秋叶原无差别杀人,香港也发生过异曲同工的天水围伦常惨案,罪犯都是各自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性格孤僻、生活失败、缺少安慰、怯懦厌世。这类行凶者心理基础相似,根源在于,个体的力量对抗不了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于是产生了绝望。
　　在中国,绝望的根源多是由于规则的不确定,而在西方,可能更多的源于生存与生活的心理压力,但他们行为造成的结果都是反社会的。
　　南都周刊: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加速转型时期,社会转型可能导致社会失范,造成社会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容易导致更多的反社会行为?
　　于建嵘: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这有可能带来弱者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具体到南平案件可以看到,循规蹈矩并没有给郑民生带来好处,反而在事实上过得比同事们还差。换句话说,“强者”不守规矩,正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之一。
　　南平血案的发生及其暴露出的扭曲的社会心态,呈现出病态性的社会心理疾病,也意味着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心态更复杂的阶段。如果不及时调整和积极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和谐社会进程,甚至发生一些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而要让弱者免于生活无着的恐惧、免于被欺辱蔑视的恐惧、免于被社会抛弃的恐惧,让普通人免于成为无辜受害者的恐惧,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努力。
　　
　　要让潜在的郑民生们不再恐惧
　　
　　南都周刊:对于此类案件,防控看起来很难,你的见解是怎样的?
　　于建嵘:最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反社会心理具有传染性:你郑民生杀了这么多人,那么,我也有委屈,我也去杀。必须引起社会警觉。
　　我认为,郑民生不但是他人恐惧的制造者,自己也是恐惧的受害者。从这个角度说,上述社会问题正是郑走向犯罪的外因,充满了社会转型期的独特色彩。因此,要消弭南平血案引发的社会恐慌,首先要让潜在的郑民生们不再恐惧。起码可以从下面几点入手:首先应调整社会分配体制,解决好民生问题;其次,应采取各种办法,使社会各阶层之间更容易地流动、更有规则地流动。再次,要加强社会建设,而社会建设中,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社区建设,郑民生这类人,只有生活在他身边,你才会预知他是否可能会出现问题。
　　我不断地讲,社区不但要成为一个生活的家园,也要成为一个心灵的家园。可能周围人一个很偶然的关怀、一个很善意的笑脸,就可以化解他这种心理。当然,根本地解决,还要从社会地位上给他信心,但我倾向于认为,心理干预可能比上述其他应对措施更重要。
　　南都周刊:对边缘人群来说,社区的作用更直接和有效。
　　于建嵘:对弱势人群来说,社区工作者要重视和做好这一工作。我们周围有不少类似的男女,他们逐渐与主流社会脱离,长期生活在某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慢慢地,他们变成另外一类人。对这个情况一定要加强关注,以社区为代表的社会支撑建设,要提到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来。
　　为什么其他弱者没有杀人,原因可能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圈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找人喝喝酒、聊聊天,情绪可能就化解了。
　　当然,一个正常的社会不可能避免出现反社会的杀人狂,但一个不健康的社会将会促使更多的人走向这条道路,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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