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美国化:普通人怎么移民美国

　　长久以来,美国在精神疾病方面的诊断、治疗研究,正逐步成为全世界的模板。但事实上,不同社会环境、信仰在精神疾病里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现代西方医学技术蒙蔽了我们的双眼,精神疾病纷纷被打上“美国化”的标志,而社会文化因素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些左翼倾向的美国人总是喜欢担心美利坚的流行文化是否已经侵蚀到他国的体系中。他们批评麦当劳分店遍布世界各地,讽刺耐克鞋厂建在了马来西亚……但这帮美国愤青将本国主导的全球化批评得体无完肤之时,却唯独忘了这个国家长久以来在精神疾病方面的诊断、治疗研究,正逐步成为全世界的模板,单一的美国方法正成为不同社会语境下的通行规则。
　　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是由一帮人类学家和跨文化精神病学家发现的,他们认为精神疾病并非像小儿麻痹症等生理疾病一般具有独立于社会环境之外的特质。精神疾病并不具有同一性,它们往往由某个特殊年代、特殊场合下的社会思潮决定。
　　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文化中,有一种叫做“狂暴综合征”的间歇性暴烈精神疾病,它往往是由失忆导致的。在这里,还有一种被称为“缩阳病”的精神症状,主要指因恐惧心理而引发的生殖器收缩现象。在中东的两河流域,则曾经流行着一种叫做“zar”的精神症状,患者仿若被鬼魂附体一般,时而大笑时而喊叫。
　　“我们可以据此相信,精神疾病的类型是由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文化所决定的,并由此反映在人们的生理反应和行为举止上。”多伦多大学医学史专家爱德华•肖特说。
　　
　　精神疾病的西方样本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人将自我整理出的现代精神疾病知识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但越来越多的事实告诉我们,在传播科学的同时,他们也将这种产自西方社会背景之下的知识生搬硬套地放在了其他国家。他们发明的一些词汇(抑郁、创伤后心理障碍、精神性厌食症等)也被通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国家体系之中。
　　香港中文大学精神病专家LEE亲身经历了这种被西方同化了的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1994年11月24日,一个名叫舒沙玲的厌食症患者猝死在香港商业区街头。在解释为何厌食症致死时,媒体报道统统采用了西方医学的说法,将这起本地性的病例与在美国发生的厌食症相提并论。
　　以往,一年中LEE只会接收两到三例厌食症病人。但是随着“厌食症”越来越为普通香港大众所熟悉,来向LEE求医的患者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LEE发现有3%到10%的香港年轻女性患有饮食紊乱。这些女性都声称自己因为害怕变胖所以才得了厌食症。她们更像是在做自我诊断,把西方认为厌食症的主要病因(即害怕变胖)不加判断地安插在自己身上。在LEE看来,香港社会、媒体、学校、医生以及精神病学家将视线过多地投在了神经性厌食症上,这样的外界作用使得当地人有意无意地把这一病症作为表达自身焦虑的托辞。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西方在精神疾病上的研究可以更加轻易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学科里,西方人确实走在了前面。在LEE看来,西方社会在精神学科方面的主导地位很难被撼动。“西方社会在精神疾病方面设立的标准,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普遍原则,依据个体生活环境作出的诊断、治疗方法则被摒弃。”
　　现今,大部分医生、学者认为精神疾病只关乎药品、疾病种类及治疗方法,但完全忽视了不同社会环境、信仰在精神疾病里所起的作用。现代医学确实造福人类,我们得以通过仪器看见人脑内部构造,可以研究DNA排列方式防止畸形儿。但是,我们也被技术的先进蒙蔽了双眼,对社会、文化在精神疾病里的作用视而不见。
　　在医生眼里,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歇斯底里症与当时的文化风气无关,而东南亚的“狂暴综合征”、“缩阳病”更是被当成奇病异症收录在精神病诊断手册的最后。当然,精神疾病总有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起因,比如个人精神创伤、社会剧变或者脑部的一些生理变化。但无论原因如何,患病的个体和他们身边的亲人总是依靠当地的文化信仰或宗教故事来理解发生在身上的变化。正如人类学家以及跨文化精神病专家所说的,世界上所有的精神类疾病,无论是抑郁、创伤后精神障碍甚至是精神分裂症,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文化信仰及周围社会的影响,这一原理自古不变。
　　
　　患者摘不下的污名
　　
　　西方在传播自己的精神疾病知识时,初衷是好的,但带来的结果却是完全出人意料的。根据西方的说法,精神疾病应该被视为脑部疾病来处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基本丧失自控能力,当然也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这种所谓的脑部疾病说法,真的可以完全化解精神病人头上的污名么?
　　1997年,阿拉巴马州奥本大学教授希拉•玛塔为了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一项十分有趣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在对待那些脑子有毛病的人,往往要更加严厉些。”玛塔在研究报告中写道。“人们一直说对精神疾病患者是宽容的,但我们的实际行动却是南辕北辙。”
　　对于精神类疾病,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起因是由于患者脑部出了问题,则比那些由于所谓童年阴影而引发的症状要严重得多。“人们在对待这些病人时,会戴上有色眼镜,像观察另一个物种一样,从而不自觉地远离这些病人。”
　　换句话说,西方模式将精神疾病简单看做脑部异常的说法,不仅没有去除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迷信态度,反而加深了对他们的歧视。而在实际生活中,西方这一整套关于精神疾病的说法、诠释不仅深植在欧洲、美国的大地上,也被世界各地的人们照搬使用。当问到精神疾病的起因时,来自不同国家、种族、社会环境的人们都会给你举出同样的理由:脑部的生理化学反应出现异常。
　　不幸的是,这种用生物医学理论来解读精神疾病的方法,正在不断异化精神病患者。一项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美国大众开始将精神分裂症患者视为危险人物。在德国,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远离精神分裂症患者,这些病人被逐步排除出主流社会群体之外。
　　所以,当我们试图用现代医学、先进科技来解读、阐释精神疾病时,只不过是在他们脸上又打下更重的污名。
　　
　　精神分裂的个案例证
　　
　　由此可见,科技在不断进步、医学在不断发展,但人类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仍然十分短浅,对精神分裂症的研究便是个好例子。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卫生组织进行了一项长达30年的跟踪研究。结果表明,那些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痊愈之后再复发的可能性比发达国家少了三分之二。这一结果令许多研究人员费解,发达国家有着更好的医学条件、更先进的药物和更全面的治疗手段,病人为何更容易反复发作?
　　普吉海湾大学人类学家克鲁德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他对非洲桑给巴尔岛上的精神分裂症家庭进行研究。这个岛上的人们普遍怀有非洲斯瓦西里人的信仰,这种信仰体系虽有迷信的影子,但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时却有着更为实际的功效。“与基督教使用的驱魔方法不同,斯瓦西里人利用食物、物品来吸引分裂症患者,再用舞蹈和歌声来缓和、释放他们的情绪。”克鲁德发现,当地人还会用黄色的面团把经文的片段写在杯口的外缘,然后让患者喝下。患者复原之后,当地人仍然照正常的态度接受他们。而一旦有亲属患了精神分裂症,人们还被允许暂时脱离社会责任,从而全力照顾病人。斯瓦西里人的这种信仰将精神疾病视为对个人的折磨,而非一辈子洗刷不了的污名。
　　并不是说这种信仰在治疗精神分裂症方面更为有效,只是这种对于患者的接受、宽容态度及治疗方法,倒是可以为西方的医学所借鉴。
　　事实上,精神分裂症患者病情的反复,同他们周边亲属的特定举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些批评、敌视,或者过度保护和干扰的行为都会引起患者病症的复发。一项研究表明,67%的美国人更容易对他们的精神分裂症亲属做出以上举动;在德国,这一数字是48%。而在墨西哥和印度,分别为41%和23%。但这些百分比数字并不代表美国人对待自己的亲属更加苛刻,这只能说明美国社会在对待个体时更强调自我控制、调整、修复能力。
　　社会风俗不同,对待个体的态度也不同。由此而言,在西方社会强调个人意志力习俗之下形成而来的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手法,虽已被广泛传播在世界各地,但却不能适应其他国家不同的社会环境和风俗。
　　“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将不同人种、不同社会风俗下的不同精神痛苦,强制性地归类为一种普世的精神创伤。”伦敦精神病研究所的戴瑞克说,“但是人类的心理各不相同,用普世的原则来解读、治疗创伤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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