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 曾梵志:湖美给我更多反叛的勇气

　　北京草场地。虽然没有798那样喧哗，但接近傍晚还是有人举着相机在各个艺术工作室之间穿梭。但曾梵志这一间，并不向所有人开放。 　　提前三天的预约后，他的助手打开侧门，穿过一个类似小园林的回廊，走进他空旷的画室。迎面是他去年新创作的自画像：从未老去的双眸，红色长袍，刻意夸张的手脚。除去大量画作，五六款从法国定制的沙发铺满各个角落。
　　他斜坐在最靠里的那一张上。放弃了众人习惯的白衬衫加礼服的豪华装扮，他披着Dolce&Gabbana的黑白条纹休闲装，古巴雪茄顺势跟在手边。“可以拍照，但只能以我指定的画做背景。我说话的时候不要把镜头对着我，我不习惯同时做两件事。”
　　
　　大学三年级举办第一场个展
　　
　　他坚持在这个色彩世界驾驭一切。但开始谈话后，他隐忍甚至有些压抑的语调又和刚才强大的气场形成强烈反差。
　　初次跟曾梵志打交道的人会觉得奇怪，但武汉，特别是湖北美术学院的人都了解，那个在校庆90周年上出现的曾梵志，台上只发表简短校友致辞，台下却一呼百应的曾梵志，曾经是个话都没多少的害羞男孩，他的自信心的建立，缘自他的大学。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武汉，艺术氛围浓厚，城市中心的青少年宫和解放公园一带经常能看到背着画板写生的人群。16岁的曾梵志就在其中，除了在印刷厂连轴工作，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拜了个师傅，湖北省供销社的燕柳林，一个有固定职业，却视画画为空气的人。
　　他从一开始就是个“不守规矩”的孩子。处处悬挂领袖像的年代，他也跟着大家画“革命作品”。但他的《最后的晚餐》画的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参加“晚餐”，大队长主持餐会。
　　让曾梵志追随燕柳林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有一间独立的屋子能做画室，那会儿学画不用付钱，资料少，大家就像朋友一样抱团学，互相提建议。”画到兴头上，几个人组织起来，凑了不到一千元钱，在武汉展览馆办了个画展。
　　但那始终只是“业余的”，曾梵志给自己的艺术理想设定了第一站目的地：湖北美术学院。他并不甘心就此呆在印刷厂，做一名有绘画特长的工人，他学画就是为了念大学。尽管绕了个弯，他还是想走进学院体系内。“我认同那个时代的价值观，在艺术院校里接受系统教育才算数。”
　　他无数次跟一起学画的伙伴溜进那个只能仰望的校园听讲座，为某位大师的一句话兴奋不已，然后坐在水泥台阶上反复回味。
　　但事情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曾梵志连考了5年，终于考上了当时无比热门却4年才招一次生的油画专业。1987年，双脚踏进校门那天，“人简直都乐疯了，上大学好几年还没从那情绪里缓过来。”
　　“上大学后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整个人彻底找回了自信，虽然现在我话还是不多。”曾梵志当时的班上只有8个人，却有3个专业老师。有时对着一张画，曾梵志能和老师争论半天。“累了，就互相递根烟，抽完了接着说。一吃完饭不约而同的跑去老师家里，围着一本画册，能看到半夜。”
　　同班同学回忆，曾梵志在学校是出名的逃课分子，“但英语极好，平均都有80多分”，画画又爱“动心思”，老师都很喜欢他。
　　只要从老师口中听到赵无极、劳生博这样响亮的名字，曾梵志就会为了他们的展览一声不响跑去北京。顺带着，再在隆福大厦批点衣服回武汉卖。“家里一个月才给100多元钱，买材料根本不够，就得想办法自己赚。”
　　拿着赚来的几百元钱，吃饭、颜料问题都解决了，曾梵志动起了小心思。30元1米的亚麻布，他一买就是10米，在上面作画。“不能为了节省钱不敢尝试新材料，那你的表达方式就很单一，你永远无法丰富自己的创作手法。”
　　当时给曾梵志带专业课的是85思潮中的活跃分子魏光庆、方少华等。他们对艺术创新的强烈追求深深的影响到了曾梵志。
　　入校几个月后，正在画室里练习的曾梵志被学长叫去帮忙布展。“其实我们就是做些搬东西、粘贴东西的杂活。”但开幕式来了很多人，老师对着他们讲解自己的作品。曾梵志突然意识到，“他们教学，但也是艺术家。他们那么执着的表达自己，有一天我也能。”
　　这一天比任何人的预计都要早。曾梵志读到三年级，决定在湖北省美术院做个展。“那是我大学四年最重要的一件事”，他说到这儿，语气明显的热烈起来。“现在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疯狂。因为那个年代在那个地方做个展，只有非常成功的艺术家，至少也要是老师。”
　　但曾梵志“胆子够大，脸皮够厚”。他跑去跟老师汇报，大多数人都在鼓励他。他在那次的展览中使用了后来众人熟悉的血红色，但却因为这一点，“刚开幕就被叫停，因为有人举报我影射政治。”那么多准备参观的人突然散场，小小少年心中无比失落。但值得庆幸的是，“美术学院和美术院的老师都在力保我，我没有受到一点伤害。”
　　
　　去北京，成为中国“最贵”的画家
　　
　　展览事件后，曾梵志成了湖美的“名人”。他仍默不作声的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一个人做画，画学校布置的作业，也画自己喜欢的“抽象的东西”。
　　私下里，他把有自己想法的画拿去给尚扬等老师看。“湖美的气氛很自由，宽松，非常适合我。别的学校都有学术权威，要大家按他的规矩画，湖美从没这回事。就连尚扬老师自己，他的专业水准非常高，但他在那个时代反叛意识很强。所以他从来不会压制学生，只有包容。”
　　其中一门专业课结束时，家住汉口的曾梵志推着一个平板车的作品，穿过几座桥，“翻山越岭”的交给老师。
　　他也想过参加体制内的展览，但很快发现，“自由的心态会改变。体制内的作者不是画自己喜欢的，而是画评委喜欢的。以后这个东西肯定没有号召力。”
　　学校里的几位老师分外喜欢这个“只爱画画”的孩子。尚扬甚至把他介绍给自己的老朋友，在国际上都有极大影响力的艺术策划人和批评家栗宪庭。
　　受栗宪庭的引荐，毕业前的那个夏天，曾梵志带着自己的《协和三联画》系列，第一次参加 群展，“后89新艺术展”。很快，这个系列被张颂仁的汉雅轩画廊买下，2000美金。1991年的这个夏天，曾梵志知道画可以卖这么多钱。他用这笔钱在香港买了一套西服。虽然那会儿还不懂牌子，但穿着它骑二八自行车，“很有派头”。
　　一年后，他和张晓刚等人参加“广州双年展”。和几个老师长谈后，曾梵志决定彻底离开武汉，去外面的世界。这一年，他26岁，辞掉学校分配的广告公司工作，打起背包进京。
　　这块他心目中的艺术圣土并没马上给他希望。他没有住在艺术青年扎堆的圆明园，而是选择了普通的居民楼。“我不能只接触艺术家，我需要看到生活的更多面。”
　　但曾梵志看到的大都是空无一人的三里屯大街，和坐在家门口等他回去的年轻妻子。直到1994年，因为他的《面具》系列，事情有了彻底的转机。张颂仁这次来，一口气买下25张画。
　　与生计做斗争的创作时期结束，曾梵志在北京燕郊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室，开始做一个 “讲究”的艺术家。他在随后的三年接着画《面具》系列，并陆续举办个展。1998年，一个美国人以1.5万元买下《面具系列No.6》。
　　10年后，香港佳士得拍卖夜场上，这张作品以7536万港币(约合970万美元)的价格被另一名藏家竞得，创下当时中国当代艺术家作品拍卖的最高纪录。
　　
　　归零
　　
　　当所有的人都感觉事情发生变化时，曾梵志的生活却“过的像个普通人”。他开始朝九晚五的规律作息，在1000平米的家里种下几棵树，看女儿在下面学芭蕾，“想起老师当年手把手的示范我画画。”用六个月的时间画一个别人看起来很无聊的东西，“像一场修心，一次归零。”
　　但他的个人创作更加走向自我。他厌烦无端的重复，拒绝了别人的天价收购，撕掉粘在他身上的“面具”标签。他不惮于改变，乱笔抽象画、雕塑……不断有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出现在他的作品中，甚至跨界出任沈培艺舞蹈诗剧《梦里落花》的视觉指导。
　　偶尔的，过厌了每天12个小时的纯创作日子，他会选择性的参加衣香鬓影的派对，他的身边，站的或许是章子怡式的国际明星。“我用90%的时间创作，10%的时间和各种朋友一起玩。”
　　公众更关心他衣服上的logo，抑或他登在《时尚芭莎》上的那张有Star范儿的封面照片。他对着装的精心和挑剔，让更多人把对他关注的焦点从绘画转至时尚。“我觉得做艺术家不是闭门修道，要自信的打开自己，跟别人交往。”
　　他拒绝上网，画室桌上的苹果电脑像个摆设。他更愿意在和朋友的交谈中掌握信息，因为“那是互相交流观点后得到的正解。”他最近最奢侈的设想，是做一个个人美术馆。“不用很大，有自己的声音在里面就好。在市中心找块地估计很难，修在有山有水的地方也不错。”
　　今年8月亮相于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个展《2010?曾梵志》是他相当满意的一场，因为“不仅得到了圈内人的认可，还有好多普通大众喜欢。”这让他找到了当年考大学前，和要好的哥们在湖美看展览的感觉。“艺术应该不分民族、国界和阶层”。
　　为了让更多的人心无旁鹜的做一个艺术家，他从2006年起，在湖美设立“昙华林之路奖学金”，并在90周年的校庆上捐了他最爱的艺术家珂勒惠支的石版画《自画像》给母校。“鼓励对一个孩子走向艺术之路很重要，我会一直捐下去，只要有一个孩子能从湖美走出来，我就没白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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