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医热,与武汉名医】湖北武汉民间筋伤名医

　　□ 记者颜小苗摄影Szt 　　本组报道特别感谢医师李家康、康高秀、谭异伦、刘行稳、李湘云、高光岩、傅炳国、蔡维立、齐子夫、王岳、姜新汉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中医诊所的火爆:3月25号早上9点,胜利街某中医门诊,看病的人挤满了候诊室,陆续赶来的人被告知,号已挂完,要看病得下次赶早。有人不死心:“得多早?”老病号回答:“凌晨四五点。”
　　对中医粉丝而言,凌晨五点赶来排队看病,已是家常便饭。小敏(化名)就是其中一位,自打20岁通过中医治好反复性扁桃体炎之后,她再没吃过西药。5岁的儿子,从出生到现在,感冒、咳嗽、驱虫用的都是中医方子。家里还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半年一次,老少全员出动,找某位中医拿脉,检查身体。
　　这些年,她发现候诊的时间越来越长,“以前最多排个把小时就能排上,现在不仅得赶早,还经常一排一上午。”如今,她手上有一份本地名医名单:康高秀、谭异伦、高光岩、傅炳国……医师们的坐诊地址和时间,记得像自家门牌号一样清楚。
　　
　　从大医院流向民间诊所
　　
　　根据武汉市卫生局2006年发布的信息,武汉共有533家中医医疗机构,医务人员1500余人。其中公办医院30家,民营机构503家。
　　近年来,综合性医院里中医科规模在收缩。某医院中医师透露,卫生部规定,综合性医院要评上三级甲等,必须保证中医占到5%的比例,“不是为这个,医院很可能会取消中医科。”原因很明了,中医治病价钱太低,“20个病人吃一个月的中药钱比不上一台手术的收费。”
　　大医院不愿意挣小钱,机会落在中医诊所上,“中医和西医不同,后者需要精密的仪器检验和卫生保证,中医需要的是经验。”中医行内人透露,一间享有口碑的民间中医诊所,每天所接待的病人,比医院中医科的接诊量多得多。诊所大多照搬医院模式,分为主任医师和普通医师,实行挂号制。
　　这种转移增加了甄别好医生的难度,民间医师既不需要考评职称,也没有严苛的准入机制,只要拿到中医职业资格证,申请到卫生许可证就能开业,相比准入制度严格的医院,很难找到评估医术的标准,“所以,要想找到好中医,就要多打听,没有别的法子,只能靠口碑判断。”行内人士感言。
　　
　　养生潮带来新机会
　　
　　如果给民间名中医们画幅素描,应该是这样的:早上8点开始坐诊,平均3到5分钟看一个病人,中午12点左右结束,下午两点继续接诊,只限于提前预约的和重症病人,晚饭时参加饭局或茶局,聊天讲养生。
　　在中医的功能由治病向养生转移时,一些更贴近市场的名医们提前“嗅”到了风向。
　　高光岩,武汉光岩中医针灸门诊部的主任医师,擅长妇科、儿科和不孕症。养生热刚兴起的时候,湖北电视台请他和何祚欢陆鸣一起做《健康尖板眼》,讲日常生活中的养生小法。他曾几次登上省市图书馆的名家讲坛,主谈健康之道,最近正忙着准备武汉电视台的节目提纲,主题也是养生。在媒体和公众场合频频亮相,他成了本土养生专家的代言人,自创的“快活养生法”也在粉丝当中传播甚广。当然,这一切也让他的诊所贴上了更亮的招牌,求诊的人常常挤满两层楼诊室。
　　相比医院专家的“矜持”,民间名医们更能把握住市场的机会。在《黄帝内经》、《求医不如求己》等中医书大卖之后,有出版商找到武汉一批名医出书,据说,有不少民间名医心动。行内人透露,还有少数名医,因为医术高超结识了不少老板,直接或间接地参股养生会馆,开设茶室,或为餐厅提供药膳食单等,成为看病以外的第二职业。
　　
　　医术主要靠“家传”
　　
　　名医们赶上了好时代,但这时代似乎来得有点晚。我们根据各方渠道寻访到的12位名医里,最年轻的医生也已年近五十,不可避免地要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多数名医的医术都继承自父辈。很自然的,传给子女是他们的第一选择。武汉很有口碑的某位老中医,儿子嫡传了其医术,和父亲在一个办公室里坐诊。老人手上有一本家传医书,上面写明传内不传外,传儿不传女。
　　 也有老中医收外徒的。一些中医院的学生,学完基础课程之后,选择拜民间名医为师。以治疗烫伤见长的齐子夫,选择徒弟的标准是“有悟性”,“中医的望闻问切,每一步都要悟,没有悟性,做不到溯本求源,治不好病。”他最得意的弟子跟了他三年,已经能独立对付疑难杂症。但这并不能让他满意,他觉得能培养的好苗子太少了,“现在中医院的学生,毕业了看不了病,出来就失业,很可惜。”
　　徒弟遇上的最大尴尬是――病人只愿意找师父看病,碰上师父没空,病人也不肯找徒弟看病。徒弟跟着师父,要学药、学医、学做人,要花费三到七年不等,高昂的时间成本下,何时能达到师父的程度和名气,没人心里有答案。
　　
　　标准化生产带来新难题
　　
　　棘手的传承问题出现后,名医们开始想法子,将自己的医术精华,用西医的标准化方式生产出来,以供延续使用。
　　李湘云,武汉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肝病和肾病,他的另一身份是江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抗病毒研究领域的专家。最近的课题是从某种草药中提取PPAR的分子,PPAR是美国人最新发现的生物分子,能进入人体脂肪,治疗肥胖、糖尿病和脂肪肝,如果先期植入人体内,能预防三高、心血管病和癌症。
　　几年前,从同种草药中提取的分子,在北京艾滋病防治中心的实验室里试验成功:按照1:10的比例,3分钟内能杀死艾滋病毒。在之后的研究里,李湘云拿着它做了抗疣、抗单纯疱疹性病毒、抗流行性出血病毒、抗病毒性肝炎临床试验,全部成功。而最初,参照医书上的记载,这种草药只是一种清热解毒,能治感冒的普通药材。
　　鉴于它的疗效,李湘云将草药发展为治疗病毒性肝炎的基础方,制订了炮制标准,将成药磨成粉,生产成胶囊给病人服用,能得到与喝中药相同的疗效。
　　将中药塞进胶囊的还有康高秀。“康心宁”是康家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一张祖方,喝中药的话,病人每月花费七、八百元药费,改用胶囊,每个月约在180元左右,不仅便宜还方便携带。
　　两人原本打算的是申请“药”字号,将胶囊推向市场,但800万元的门槛和两年的等待时间让他们望而却步,只得转而申请了花费较少的“健”字号。所以,这两种胶囊并不对外售卖,只由医生按照一单一方的方式开出。
　　其实,李湘云也得到过机会,在一次学术交流会后,某发改委的官员找到他,主动提出帮他走绿色通道,缩短“药”字号审批时间,还能将800万的门槛降低到500万。他感谢完好意后当场拒绝,“500万我也找不到啊。”他解释,申请批号需要在人体样本上进行临床实验,保健品的标准是100个,药品的标准是500个,以一个实验样本最低支出1500元计算,仅这一项就要花费75万元。
　　他此前进行的药物实验,皆是申报的国家课题,由国家拨款进行专项研究,成果出来后由相关单位验收。鉴于之前的成功经验,他准备申报国家级的科技发明奖项,想借助政策和奖金推进,结果“和我同台竞技的都是飞船导弹,自然我就落选了。”他也找过投资商,“一听说申请批号的程序,都被吓跑了。”
　　通过科研立项来申请经费,在民间医师看来,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某位医师回忆,他也曾拿着祖传秘方去申报立项,最后落选。名单出来,中选的大多是医院和医学院项目。
　　康高秀选择了另一个轻松的方式,和女儿女婿合办了科研所,生产护肤品,由于物美价廉,销路颇好,对于“康心灵”申请“药”字号的事情,他决定顺其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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