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泥湾 [岁月如歌“南泥湾”]

　　朱德选中的第一块“试验田”――南泥湾,成为以三五九旅为主力的军垦大军拓荒之地,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在南泥湾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垦荒南泥湾,是一个悲壮又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的故事。广为传唱的歌曲《南泥湾》就是当时我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见证。
　　
　　摸清“家底”拟定解困方向
　　
　　太平洋战争前后,由于日军的封锁和灾荒,加上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重兵包围和封锁,以及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中止了对八路军一切正常的配给等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抗日根据地出现了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及其他日常用品奇缺的状况。在陕甘宁边区,这个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经济落后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总后方,八路军一度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菜吃、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盖的严重地步。
　　为解决各根据地面临的十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2日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大家于是开始行动,不少人在住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的养鸡、养鸭、养兔,但由于规模小、经营分散,效益并不很大。
　　1940年5月,朱德回延安后,在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期间,感触十分深的―点就是这时的延安城与3年前相比,人多了,机关多了,东西却少了。昔日红火热闹的延安市场如今虽然还天天有集,但赶集的人冷清了许多,卖瓜果、蔬菜、肉蛋、蒸馍的少了,倒多了一些卖破旧家什、农具、牲畜的人。赶集人的脸色黧黑之中带着些许忧郁。朱德心想,如不采取重大措施,不足以扭转局面。
　　采取什么措施才能搞活边区经济呢?朱德苦苦思考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于是,他邀请正在延安的中共南方局常委董必武、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和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负责人一起调研边区的工、农、商各业的情况,以便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他们逐个考察了中央在延安和各县政府在各地办的小工厂、商店、供销合作社及运输队,调查了各县的自然资源状况,很快就摸清了边区的“家底”。
　　穷则思变,这是抵抗国民党封锁的唯一出路。1940年,由秋至冬,朱德曾多次到延安周边地区实地勘察,其目的是为遭受敌军经济封锁的陕甘宁边区部队物色一块垦荒屯田的好场地。在一次座谈会上,朱德说:“要发展农业,不开荒是不行的。我听说延安南面有个南泥湾,是片好土地,可以开垦。”他提议派人去勘察一下。
　　1941年1月,延安陇东专区专员马锡伍派刘宗义去南泥湾勘察。刘宗义不知南泥湾在哪里,通过查找地图才知道它位于延安东南约100里的地方。他立即出发,来到鹿县(今富县),县长罗成德派了30名战士,带上二挺轻机枪保护他前往。在一位老人的指引下,穿过一片原始森林,终于找到了南泥湾。经过勘察,发现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足,有近万亩土地可以开垦。
　　刘宗义回去之后,向朱德作了详细汇报。朱德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给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团长武亭写了。一封信,命令他立即派部队去开垦南泥湾。介绍信上写刘宗义是工程师,刘宗义说他不是工程师,是工程员,朱德笑着说:“你以后―定是工程师。”
　　武亭收到信后即组织军委直属炮兵团开进南泥湾。这是最早进人南泥湾的部队。
　　当年的南泥湾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固临等县的部分地区。南泥湾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一个“丫”字形,西边为南蟠龙川、南边为九龙泉、东边为南阳府川。三川交会处叫做阳湾,曾是南泥湾垦区政府所在地,也是当年大生产运动的中心地带。
　　在那群战天斗地的拓荒人到来之前,南泥湾是一片荒山野岭,被老百姓称之为“烂泥湾”,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荆棘遍地、野兽成群。当年最初的歌谣是:“南泥湾呀烂泥湾,荒山臭水黑泥滩。方圆百里山连山,只见梢林不见天。狼豹黄羊满山窜,一片荒凉少人烟。”对于当时的延安八路军来说,形势的艰难逼迫他们要在这一片荒芜、荆棘遍野之地上开辟出未来的希望。
　　
　　“一把镢头一支枪”垦荒屯田
　　
　　一天,朱德把南泥湾考察的情况和准备调更多部队进行屯垦的打算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完,连声称赞:“这件事你朱老总抓得好,抓得好哇!”
　　当朱德提议调第一二○师三五九旅时,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光有三五九旅不够,我看延安的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学校和留守部队,都要抽人进去,还可以动员逃难到边区的外地农民也进去,在那里开荒种地,安家落户。”
　　一天,朱德找到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王震是个爽快人,表示坚决服从中央的指示,也明确指出了自己的困难,说:“论种地,总司令和主席是行家,可我王胡子是个外行。我十几岁就到长沙干铁路工人,种地就怕搞不好!”朱德鼓励王震:“这不要紧,我们的许多干部战士都是种田好手,你不懂可以向他们学。只要大家动员起来了,团结起来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也一定会干出名堂来!”
　　开发南泥湾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首先需要统一认识。不少战士从日夜战斗的前线回到边区,一心想的是打退反动派的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可是,到了边区却要他们拿起锄头去开荒,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来:“当兵吃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有当了兵还要种地的道理?”于是,朱德深入到战士中去,了解大家的思想,解答大家的疑问,说明为什么要进行军垦屯田的道理。他经常引用毛泽东提出的一个问题: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我们是饿死、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呢?他谆谆告诉大家,饿死、解散不是办法,只有自己动手,克服困难,才是我们的出路。
　　一些干部对指挥作战有一套,但组织开荒却没有经验,开始时也感到很不适应,朱德嘱咐部队领导干部:要想把生产自给运动开展起来,必须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要鼓起大家的信心。
　　英雄的三五九旅是1939年秋奉命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坚守黄河河防、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的任务的。南泥湾,究竟是块“香饽饽”,还是烫手的“山芋”?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心里没底,但他深信“人定胜天”的道理。1941年3月,三五九旅遵照毛主席“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指示,在王震的指挥下,开始分批从绥德警备区开赴南泥湾,开始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垦荒屯田。于是,朱德选中的第一块“试验田”――南泥湾,成为以三五九旅为主力的军垦大军拓荒之地,并创造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
　　在南泥湾垦荒期间,王震特意聘请71岁的农民朱玉环为生产教官,并批准他参 军,让各部队在生产上接受他的指导。王震还亲笔签发了一份执照,上面写道:“南泥湾劳动英雄朱玉环,现年71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为本旅农业生产教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处巡视之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地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地照顾。”朱老汉很高兴地接受了聘请,又从延安三十里铺找来一位65岁的马老汉,一起指导战士种庄稼。
　　部队刚刚进驻南泥湾时,由于工具缺乏而不够用,两三个战士合用一把,换班休息。三五九旅七一八团某班班长赵占奎总是会在战友午睡时,多开垦一些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高度的生产热情和巨大的力量,不仅使赵占奎所在的班成了全连的模范班,而且影响了全连,全连最终开荒1700亩,大大超出了800亩的预期。当年,赵占奎所在的连队共收获谷子206石,糜子119石,完全达到了自给自足的标准。
　　当年,战士们自造农具,几乎全部是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坚持着劳动。因为他们明白,保全、壮大自己的力量是对日军侵略行为最有效的遏止方式。有一次,三五九旅94个开荒能手齐集一起,进行生产大比武,一连3天,战士郝树才天天保持4亩以上纪录,一位农民不服,提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上个雅号叫“气死牛”。
　　开展大生产运动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官兵们没有房子住,只好用树枝搭起草棚临时居住(因为漏风、漏雨、漏光,战士们风趣地称之为“三漏”茅屋,把自己则比作了身居茅屋中的诸葛亮)。为改变当时的状况,战士们边开荒、边抽出部分人突击打窑洞。打窑洞的战士天不亮就钻到泥土飞扬的环境里工作,收工时汗水和泥土沾满全身,根本辨不清相貌。
　　在大生产运动初期,尤为困难的是粮食不够吃。各部队干部亲自带头冒风雪,破冰涉水到远离驻地的县城背运粮食;没有油盐酱醋,设法打柴烧炭,再运到延安等地换回所需;没有菜和肉,战士们拾山货、挖野菜、找树皮、拾野鸡蛋,或扛枪打猎、下河摸鱼。
　　1941年,三五九旅开荒第一年就种地11200亩,收获粮食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八成;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2年时,三五九旅官兵的生活已经开始有了改善,每人每个月可以吃到2斤多肉,每天1斤半蔬菜,而且会餐时可以吃到大米和鸡鸭,全旅战士穿上了新衣和鞋袜。他们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建立了盐业、运输和土产公司,扩展了自办的大光纺织厂’新建了大光肥皂厂和制革厂等。制革厂每天生产鞋300双,军用皮件若干,军用鞋每月产量达2000双;肥皂厂每天可以生产出700条肥皂,基本做到了每个战士每年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一双棉鞋、两双单鞋。
　　短短3年时间,昔日“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好江南”,三五九旅因此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被誉为“发展经济的先锋”。有了南泥湾的成就,有了南泥湾的收获,抗战乃至中国革命才渡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1942年9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号召各根据地学习三五九旅的经验。
　　
　　“烂泥湾”变身陕北“小江南”
　　
　　陕甘宁边区在1942年渡过了难关,到1943年情况就更好了。这年春节,对延安人来说颇不寻常。刚进腊月,各种迎春锣鼓就敲起来了’扭秧歌、踩高跷、跑早船、耍社火的排练也开始了;冷清的延安市场大集变得红火热闹,卖东西、办年货的人群川流不息;站在延安城外的高坡上,不时会闻到一阵阵炖肉和蒸馍馍的香味……
　　南泥湾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强烈吸引着许多知名人士,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访问,并写下了不少诗文。著名爱国将军续范亭的《南泥杂咏》20多首诗作,著名诗人萧三的诗歌《我两次来到南泥湾》,诗人何其芳的散文《记王震将军》等,都对南泥湾垦荒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
　　1943年,19岁的贺敬之为三五九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口气便写出这首《南泥湾》的歌词:“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往年的南泥湾,处处是荒山,没(呀)人烟;如今的南泥湾,与往年不一般,不(呀)一般。如(呀)今的南泥湾,与(呀)往年不一般;再不是旧模样,是陕北的好江南。/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是(呀)江南。又学习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咱们走向前,鲜花送模范。”
　　25岁的作曲家马可立即为其谱曲。全曲可分为对比性的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曲调柔美委婉,后半部分欢快跳跃,最后采用五度上行的甩腔手法结束全曲。
　　1943年2月5日,农历正月初一,是中国人民传统的节日。这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秧歌队来到南泥湾,向三五九旅的英雄们献上新编的秧歌舞《挑花篮》,《南泥湾》是这个秧歌舞中的一段唱――歌曲旋律优美、抒情,歌唱南泥湾由荒山变成“江南”,并热情歌颂了开荒生产建立功勋的八路军战士。歌曲吸收了民间歌舞的音调和节奏,加上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融抒情性与舞蹈性为一体,更加生动感人。
　　农历正月初一一早,延安的群众就敲锣打鼓、扭起秧歌到枣园给毛泽东等中央首长拜年。朱德特地从王家坪赶来,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同群众坐在广场上欣赏演出。成千上万的人围成一个大圈,秧歌队在圈里演唱:“陕北的好江南,鲜花开满山,开(呀)满山;学习那南泥湾,处处是江南,是(呀)江南……”
　　毛泽东、朱德和群众热烈鼓掌。毛泽东称赞说:“这首歌颂南泥湾的歌曲真不错!”并扭过头来问朱德:“你觉得怎样?”朱德称赞说:“不错,今年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密切结合现在的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整个演出持续了3个多小时。
　　1944年11月1日,延安东关飞机场。5000余名战士列队伫立风中,等待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检阅。他们是三五九旅南下支队的全体指战员。
　　“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要你们能像松树和柳树一样,保持坚定的原则性和灵活的机动性,就一定能取得胜利!”毛泽东主席的讲话,掀起了誓师阅兵仪式的高潮。戎马疆场是军人的荣耀,但此刻三五九旅的战士人人心中却掠过一丝不舍。90里开外的南泥湾,三五九旅一手耕耘的“世外桃源”,田野上还保留着他们的汗水与微笑。3年了,眼看荒山野岭在自己的手中变成了“陕北江南”,即将分离不免伤感……
　　有了南泥湾的成就,有了南泥湾的收获,中国革命才渡过了非常时期,红色延安才走过了寒冬。南泥湾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内核,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战胜困难,夺取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南泥湾得到更好的开发和建设,特别加强了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建设。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这首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南泥湾开始传唱的《南泥湾》,这一民间气息极其浓郁的音调,当年很快就在陕甘宁边区传唱开来。新中国成立后,经歌唱家郭兰英演唱,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1964年,这首歌曲被选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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