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孑然独立的独立】 孑然独立

　　1919年1月创办的《新潮》,是继《新青年》后又一推动新文学,鼓吹新观念的杂志。《新青年》的读者多为中青年知识分子,《新潮》则重点面向大、中学生。其主要人物包括傅斯年、罗家伦、顾颉刚、杨振声、康白情、俞平伯、高君宇、李小峰、孙伏园、叶圣陶(非北大学生)、朱自清等。其中,傅斯年被公推为领袖,胡适成为该社的顾问。可以说,这是一个荟萃了当时知识精英的青年组织,人员多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在北大深受陈独秀、胡适等人影响。“五四”以后,胡适和陈独秀在思想上分道扬镳,新潮社的大部分成员继续追随胡适。傅斯年在1919年9月份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潮〉之回顾与前瞻》的文章,介绍了当时组社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宣传一种主义。到这一层,算止境了。我们决不使他成偌大的一个结合,去处治社会上的一切事件。”这跟他以后提出的“与其做官,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如出一辙。“五四”运动中,傅斯年振臂走在队伍最前面,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激动的学生们会闯进曹汝霖家中,殴打曹家的客人并且纵火烧了房子,这严重背离了和平请愿的初衷。傅斯年毅然决定退出运动。
　　??以后的日子里,傅斯年和胡适亦师亦友,他们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不官不党,独立批判。围绕在他们周围的,新潮社成员不在少数。
　　??笔者考虑的问题是:经济的独立才能保证品格和信仰的独立。新潮社在组办之初,并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创刊的时候,他们找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陈独秀说:“只要你们有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担负。”而学校的钱自然是北洋政府划拨的。那时,北京大学一个月的总花销才4万元,竟然肯拿出2000元来给新潮社(许德衍在回忆录中说是400元,但无论400元还是2000元,都不是一个小数)。不过,经济问题一直困扰着新潮社。李小峰在《新潮社始末》一文中提到:《新潮》杂志出版以后,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北大内部的反对派、守旧分子都以学校当局补助《新潮》而责难校长。同时,北大又成立了好几个出版杂志的团体,加上正在酝酿中的,都朝学校伸手要钱。校评议会只好想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即,所有刊物一律垫款前三期,以后的刊物印费自理。此时,《新潮》已经印了两期,若是猝然中断资金,刊物性命难保。于是他们给评议会写信,说明学校答应负《新潮》印刷费全责,不受期数限制在前,通过只补助前三期的议案在后,应该维持原定办法,不受定期补助的议案约束。评议会了解了情况之后,同意维持原案。这样,印刷问题总算解决了。
　　??由于《新潮》受到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不断重印,渐渐收回了一些钱,并略有盈余。后来,新潮社的主办者头脑发热,超量印了两本认为可以畅销的书,造成积压,资金链断裂,举步维艰。即使这样,他们也从没有接受过外部的捐助。新潮社创办之初就下定决心,绝不接受本校以外任何个人、机关或团体的津贴。他们死死地贴在母校身上。经济上具有如此倚赖性,如何保证自己的独立呢?那是因为,他们背靠着一个独立的北大。
　　??《新潮》创刊以后,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守旧派天天在报纸上骂街,有几家报纸几乎就是以咒骂《新潮》为业。接着,有人更是把《新青年》和《新潮》绑到一起,直接问责于北大校长蔡元培。马通伯直截了当地拿了几本《新青年》和《新潮》,送给执政者徐世昌。徐世昌又找到教育总长傅增湘,让他提醒一下蔡元培。蔡元培复信傅增湘,强调自己会继续支持青年学生。
　　??接着,参议院议员张元奇在参议院提出要查办蔡校长,弹劾傅总长。国内哗然。但北大当局没有屈服。而北洋政府最终也没有撤消这两个人的职务。
　　??北大的独立性表现在,尽管校内的保皇党和守旧派通过各种方式来攻击校领导,但校方始终保持了容留他们的雅量,任由他们攻击谩骂、使阴招。同时,新派知识分子亦可尽情回骂。蔡元培之后,先后做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傅斯年(代理)、胡适等人也坚持了这种观点。
　　??蔡元培曾经发起成立了进德会,这个组织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戒条;其他的还有“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等。傅斯年等新潮社成员后来在“不做官”、“不做议员”上尤其遵守校长的倡议。这也许就是他们当初愿意把自己的独立跟母校捆在一起的原因。
　　??没有孑然独立的独立。《新潮》的独立依赖于北大的独立,北大能够独立,也是其来有自。独立性格,向来是上面紧一下,下面可能紧两下;上面松一下,下面也可能松两下。当然,任何时候都没有完全的独立。但这一松一紧,大有文章。所以,苛求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怎样怎样,实在是强人所难。在他们经济不独立,人格不独立的前提下,一切要求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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