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谈政治不做官|做官缺乏政治

　　有些知识分子喜欢谈论政治,却不愿意做官,这需要具备两个重要前提:其一是即使不做官,也能有自己的发声渠道,不致被憋死,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可;另外一个是,即使不做官,谈了政治也能够起些作用,不会被当成耳旁风和身后屁忽略掉。这个原则放在梁实秋身上,是颇恰当的。
　　梁实秋喜欢谈政治。他在新月社以首席评论家自居,著译了很多议论时局、宣扬人权的文章――《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罗素论思想自由》、《资产与法律》,看题目就很火爆。1935年,他干脆又在北京创办了一份周刊――《自由评论》,直接点名批评国民党。在这份刊物上,他的朋友张东荪写的《结束训政与开放党禁》,罗隆基写的《我们要什么样的宪政?》等等,都刺到了当政者的要害,以致“北平当局曾派熟人进行游说,企图用金钱封住他的笔”。
　　在当时中国的特殊国情下,每个喜欢针砭时弊的作家、教授背后,一般都有几个政界的朋友。这些政界的朋友,多由老同学、老同事、老上级或者老乡构成,他们就是通常意义上认为的“文人的后台”。政客们对这些知识分子有包容心,在关键时刻往往挺身而出,或者暗中伸援手,给他们和稀泥,帮他们一个缓冲,使他们得以突围。政客们和知识分子们感情甚笃,既有业务上的交流,也有人情上的往来,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关系网。胡适和宋子文、汪精卫、孙科乃至蒋介石都来往甚密。而其终身挚友傅斯年,更是政学两界通吃。跟胡适相比,梁实秋显然是次之的知识分子了。他身后有没有过这样的朋友?
　　其一就是张道藩。张道藩(1897年―1968年),祖籍江苏南京,1921年入伦敦大学美术部就读。和傅斯年、邵洵美等曾有同学之谊。他最八卦的事就是与徐悲鸿的妻子蒋碧薇搞婚外恋。1948年,蒋碧薇以公开的情人身份跟他同居,直至1958年分手。张道藩加入国民党后,仕途亨通,历任广东省政府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大学校长等职。长期从事官办文化教育事业,参与控制国民党文宣与党务系统。
　　在青岛大学时,梁实秋和张道藩是同事,来往密切,有一次张道藩回贵州老家,带回一批茅台酒,分赠包括梁实秋在内的每人两瓶。后来,抗战军兴,梁实秋南下参加国民参政会,却无实际工作可做。张道藩告诉他,教育部计划设一个教科书编辑委员会,身为教育部次长的张道藩兼主任委员。他邀请梁实秋担任中小学教科书组主任,此工作虽为义务性质,但分量不轻。后来,老舍给《中央日报》写信抗议“梁实秋宣扬抗战无关论”,也是因为张道藩的干预,才没有发表那封信。
　　到了台湾以后,张道藩主持文奖会,邀请梁实秋等人参加阅稿,每月集会一次。在梁实秋的莎士比亚全集译本出版庆祝会上,张道藩抱病参加,还即席致辞,对梁实秋多有褒奖。二人的情感,可以说是维系了一生。
　　再一人是杭立武(1904年―1991年),生于安徽滁州,原籍浙江杭州,和梁实秋是同乡。1940年后,梁实秋领导的教科书编委会被编入国立编译馆,梁实秋被委任为社会组主任兼翻译委员会主任。此时,杭立武就是他的顶头上司。到台湾后,杭立武成了教育部长,但还兼任着编译馆馆长。后来,由于人员增多,业务渐繁,杭立武忙不过来,要梁实秋代理馆长一职,这一代理就是9个多月。梁实秋对此有过一段生动的描写:
　　接事之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纷纷折简邀宴,饮食征逐,虚糜公帑。有一次在宴会里,一位多年老友拍肩笑着说道:“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我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所以栖栖皇皇一至于斯,如今无端受人讥评,真乃奇耻大辱。归而向季淑怨诉,她很了解我,她说:“你忘记在四川时你的一位朋友蒋子奇给你相面,说你‘一身傲骨,断难仕进’?”她劝我赶快辞职。她想起她祖父的经验,为宦而廉介自持则两袖清风,为宦而贪赃枉法则所不屑为,而且仕途险恶,不如早退。她对我说:“假设有一天,朋比为奸坐地分赃的机会到了,你大概可以分到大股,你接受不?受则不但自己良心所不许,而且授人以柄,以后永远被制于人。不受则同僚猜忌,惟恐被你检举,因不敢放手胡为而心生怨望,必将从此千方百计陷你于不义而后快。”她这一番话坚定了我求去的心。此时政府改组,杭先生去职,我正好让贤,于是从此脱离了编译馆,专任师大教职。
　　打量梁实秋的所见所感,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有时也是件好事。他们对官场的鄙视,使之惶惶然,本身就是对政治的监督。当然,他们不屑于官场,指责政治,却是一个与当权者相互试探底线的过程。若当权者尚有容忍之心,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就接着说下去;若当权者总是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动辄打屁股,即使是再“自由”的知识分子,也难以坚持下去――一方面无对牛弹琴的必要,一方面无为此喋血的必要,大陆的梁漱溟、台湾的雷震,都是鲜明的例子。
　　
　　易水寒书评人,专栏作家

相关热词搜索：做官 只谈 政治 只谈政治不做官 不谈政治只谈风月 认为秦朝以后的政治皆是强盗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