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点燃《共产党宣言》的中国火种】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种

　　《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一段对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周恩来在建国后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我读过的最好的散文之一是《共产党宣言》，那是一篇多么优美的文字：一个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当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王蒙在2004年11月与余光中这样谈道。
　　1848年，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在伦敦问世。但近代中国文化落后，加之东西文化隔阂甚深，在“五四”运动前系统翻译出版西方的政治著作很少。1906年，留日的朱执信写出《德意志革命家小传》，首次向国人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学说，但不过却是只言片语。时至1920年，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才使中国的革命者真正读到了汉语写成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
　　从此，中国终于拥有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泽本。
　　
　　历史选择了陈望道
　　
　　陈望道，1891年1月18日，清光绪十六年农历腊月初九，出生于浙江义乌的河里乡(今夏演乡)分水塘村。
　　他从6岁起在村里读私塾，后就读于省立金华中学。由于对数理化等现代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陈望道于1915年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留学日本。
　　他先后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法科、东洋大学文科、中央大学法科学习。留学期间，陈望道结识了日本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通过阅读河上肇所著的《贫乏谈》《唯物史观研究》、《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望道的思想渐渐发生了变化，由“科学救国”转变为立志社会革命。
　　1919年春，“五四”运动爆发。陈望道于6月初从日本回到了阔别4年的祖国，去往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语文教员。任教期间，他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进步教师一道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浙江顽固势力扬言要枪杀他。不久，著名的杭州“一师风潮”爆发，陈望道受守旧派打击，被迫返回家乡。
　　在1919－1920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那个时期，报纸上已可见马克思、恩克斯著的《共产党宣言》的章节和片段，但却没有一个人用全文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戴季陶先生很想自己来完成这一工作，但又觉得力不从心，因为他认为要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的了解；二是至少得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是有较高的语言文学素养。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了《民国日报》邵力子先生的来信，得知《星期评论》社戴季陶先生邀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消息，并给了他戴先生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宣言》。
　　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日语、汉语的功底又很深厚，所以邵力子推荐他来完成这一翻译工作。于是，陈望道就在阔别了多年的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开始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
　　
　　山村译书
　　
　　确切地说，《共产党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是在一个乡下的破柴屋诞生的。
　　当时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陈望道在自家乡宅旁的一间柴屋里，端来两条长板凳，横上一块铺板，既做书桌又当床；在泥地上铺几捆稻草，算作凳子；人友，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
　　屋里因经年失修破陋不堪，江南的春寒，不断透过四壁阵阵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陈望道焐着“汤婆子”，有时烘着脚炉。烟、茶比往日费了好几倍。叶永烈的《红色的起点》一书中这样写道：“宜兴紫砂茶壶里，一天要添上好几回龙井绿茶。每抽完一支烟，他总要用小茶壶倒一点茶洗―下手指头――这是他与众不同的习惯。”
　　为了专心致志地译书，就连一日三餐和茶水等也常常是老母亲亲自为他送过来。母亲见陈望道夜以继日地埋头工作，身体日渐消瘦，心痛地特地想办法找了些糯米包了几个粽子，让他补补身子。当地盛产红糖，老母亲在粽子边上还送上一碟子红糖。当母亲在屋外问陈望道是否还需要加些糖时，他连声回答“够甜够甜了”。一会儿，母亲进来收拾碗碟时，只见他满嘴墨黑，原来陈望道只顾全神译作，竟全然不知粽子上蘸的是墨汁还是糖咧。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包含有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容，就连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练，因此要翻译好《宣言》极不容易，再要做到文字传神就更加不易了。恩格斯自己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
　　陈望道翻译时手头基本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他只能依据日文本并参考英文本来试译。他不时翻阅《日汉辞典》、《英汉辞典》，聚精会神字斟句酌地翻译这本异常特殊的重要书籍。惟其重要，每一句话、每一个词，都要译得准确、妥帖，因此翻译的难度颇高。
　　原《星期评论》的编辑沈玄庐在一封“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的公开信中披露：“望道先生费了平时泽书的五倍工夫，把全文彻底译出来了……”
　　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在分水塘的柴屋里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时年他29岁。
　　
　　将光明火种撒遍中国
　　
　　1920年5月，村里有人进城，给他捎来一份电报，《星期评论》社邀请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的编辑工作。于是，陈望道带着翻译完的译稿前往上海。在《星期评论》社三楼的阳台上，陈望道见到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沈雁冰、李达等人。
　　他到上海后就住在三益里李汉俊家中，同时把译稿连同日文、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交给了李汉俊校阅。李汉俊校完后又给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再校，最后由陈望道改定。
　　原先准备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但因该刊的进步倾向被当局发现后勒令停办，《共产党宣言》直到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资助下，才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首次正式出版。
　　这部译著的初版本，为竖排版，小32开；全书用3号铅字刊印；水红色封面，印着一张马克思的大照片，是半身坐像；还印着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
　　书末版权页上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定价：大洋一角。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该书初版印了千余本很快就销售一空。随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就重印了十次，到5月已是第十七版了。第十七版版本，封面不同于首版，书末的版权页上翻译者也改为陈佛突。在白色恐怖下，陈望道曾先后以佛突、晓风、仁子、V.T等不同的笔名来署名。
　　在北伐战争年代，《共产党宣言》印得更多，随军散发，几乎人手一册。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美国记者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中记录了毛泽东于1936年与他的一段对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周恩来在建国后也曾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望道于1952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直到1977年逝世，担任了25年的复旦大学校长职务，是这一世界名校任期最长的校长。
　　1965年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秦绍德先生“有机会亲睹先贤一面”，他在为邓明以教授撰著的《陈望道传》一书序中：
　　“陈望道是一位很有个性的人物，执著而又倔强。追求理想，始终不渝。正直不阿，容不得半点尘埃。资望很高，不事张扬；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却非常低调。许多人敬畏他，其实他是一个平和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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