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中兴】中兴公司幕后老板

　　普洱，中国通向东南亚国际大通道上的前沿口岸城市，滇西南区域中心城市，以茶产品等生物资源、能源、冶金、林业为主导产业的具有浓郁普洱茶文化的中国茶城。 　　 　　“茶是生命”
　　
　　2008年4月6日晚9点，央视二套“倾国倾城”的节目现场，普洱和信阳两位市长在展示各自城市品牌中斗智斗勇。其间主持人问道，在市长眼中，“茶”意味着什么?
　　沉思片刻后，普洱市长沈培平在题板写下三句藏文：
　　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观众在豁然中为之惊叹。普洱茶产业原来已经如此深刻地融入一方水土。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经济转型进程中，政府主导者能够如此不凡而且深刻地倾听到这个城市最大众的生活心意。
　　2005年，澜沧县景迈山茶农见面时会彼此询问：“今年你家卖了几百块?”到2007年，这问候语已经变为“今年你家卖了几万块”
　　在沈培平看来，普洱茶产业最大的亮点是已经发展成为一项富民产业。
　　2007年4月7日，第八届中国普洱茶节上，思茅市正式更名为“普洱市”。
　　普洱市市委书记高旭升并不否认更名与茶产业发展有关，但他告诉本刊记者：“更名最大的意义在于对这个名字的情感回归。是先有了‘普洱’地名，才有现代意义上的普洱茶产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普洱专区搬到思茅小镇后，就将整个地区更名为‘思茅’。其实，‘普洱府’这个名称已经有270多年的历史，真正叫‘思茅’的时间只有50多年。”
　　而如果把时光的轴线放得更远，其实千百万年以来，普洱故地上一切的生生不息几乎都与茶叶有关。
　　1978年，中科院北京植物研究所和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在普洱市景谷县附近发现以宽叶木兰为主体的植物群化石，距今约3540万年。同时根据科学分析，至今存活的野生古茶树正是木兰科的后代。
　　1985年4月下旬，普洱市镇沅县九甲乡的村民上山采摘野茶时，发现面积绚万余亩的野生大茶树群落，后来经认定，树龄最久的约2700年。
　　那棵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茶树，高度超过20米，树干平滑呈灰白色，树冠蓬松若伞，从距离地面5米处开始分枝，叶呈椭圆形，周围浩浩荡荡簇拥着50余亩野生茶树林。
　　此前所有关于世界茶源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说法从此被改变。普洱市镇沅县千家寨的古茶树告诉全世界，茶起源于中国，起源于中国云南的普洱。
　　远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的东汉时期，普洱的茶叶栽培、加工、销售便初具规模。如今的普洱故地宁洱镇，古称“奉逸”、“步日”、“普日”、“普耳”，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正式改为“普洱”。也是从明代开始，普洱茶和普洱城真正开始共生共荣。
　　1729年，清朝雍正皇帝设置“普洱府”，辖地包括今天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及临沧的部分地区，这个最初的哈尼村寨开始一点点传奇般扩大。在茶叶交易的鼎盛时期，全国各地的茶商云集普洱建立商会，商贸昼夜互市。以普洱为中心，茶中通过向外辐射的数条古道行销内地、藏区乃至东南亚和世界各国。
　　直到那一队队驮着大包茶叶的马帮发现，在长时间运输过程中，茶叶自然发酵后，茶汤反而变得浓郁醇厚，越陈越香的“普洱茶”便从此得名。
　　新中国成立后，原普洱地区成立普洱专区。1951年元旦，26个民族代表在普洱专区红场千人大会上签名起誓：在党的领导下，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当地民众对“普洱”这个名字的深情厚意就是这样代代年年流传至今。
　　在被问起“改名后有什么遗憾”时，普洱市长沈培平坚定地说，“唯一的遗憾，就是改得太晚了因为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社会意愿，尊重少数民族，所以更名只会让人们更加期待这个城市的发展与复兴。毕竟，它的历史是如此厚重。”
　　
　　“挺起不屈的脊梁”
　　
　　2007年6月3日，普洱市宁洱县附近发生6.4级强烈地震，40余万人受灾，18万灾民从危房中紧急转移至简易住房或帐篷中。
　　2007年6月5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宁洱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新平村察看灾情。在新平村小学由帐篷搭建的临时教室里，温家宝总理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为正在上课的孩子们写下“挺起不屈的脊梁”七个大字。
　　5日当晚，温家宝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取云南省的汇报后，要求立刻开始救灾重建，并向民众承诺：
　　2008年春节前，全部灾民要搬进新居。2008年底，灾区恢复重建全面完成。
　　7月至9月。地震重建的最关键时期，恰逢普洱地区雨季，雨量多，地质灾害频繁，建材供应量大，施工力量和技术力量严重不足，而且电力、燃油供应紧张。但普洱市委、市政府没有等待观望、强调客观，而是提前做好相应的计划和准备，坚持城市建设让农村建设、干部建房让群众建房，优先抓好民房恢复重建。
　　在灾区恢复重建工作中，民房的恢复重建是重点工程。坚持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体现民居特色的原则，强调恢复重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与产业发展结合、与城市规划修编结合、与防震安全和民居特色结合的“四个结合”，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成为普洱城市设计中最重要的规划理念。
　　普洱市市长沈培平不止一次强调：“要把恢复重建作为一次发展的机遇。”
　　2007年底的普洱，全市人民展开了一场城乡一体化、提升式恢复重建的战斗：村庄重建结合实际，依山就势，错落有致，把水、电、路、活动场所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一步规划到位，逐步实施；民居设计体现民族特色，经济适用，有关部门组织专家设计出20多个不同层次和风格的农村民居建筑样式供灾民选择。在高旭升书记看来，“部分群众的居住条件一下提升了30年，下一步发展农家乐等脱贫致富的产业也因此有了基础”。
　　在恢复重建中，资金是一个大问题。在中央、云南省投入和社会各界捐助的基础上，普洱市通过整合项目、整合资金，捆绑使用防震保安、易地搬迁、扶贫整村推进、农村饮水安全、“一沼三改”、乡村公路建设、广播电视“村村通”、农村电网改造等项目资金，将地震补助资金、社会捐赠资金、贷款资金、群众自筹资金、各级各部门的扶持资金、政府贴息资金等捆绑整合到一起投入恢复重建，重点加强恢复重建村庄的水、电、路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全面提升恢复重建点基础设施的配套功能。
　　普洱市思茅区思茅镇三家村石龙河小组的龙跃平一家4口人，妻子在家做农活，他和儿子两人跑运输，女儿还在上学，日子还算过得去。地震以后，老房子严重受损，而按他们的收入，盖一间新房还是很吃力。恢复重建的各项补助和优惠政策出台后，龙跃平得到补助资金2万多元，还向信用社申请政府贴息贷款3万元，加上自己的积蓄和亲戚朋友的支持，新楼房3个多月就顺利建成。
　　为圆满完成恢复重建任务普洱市建立层层责任制，把全市各级领导、各部门、广 大党员干部推向恢复重建的主战场，从市、县、乡、村抽调Y2000多名干部深入重建点驻村包点，指导和帮助灾区重建，工作队员与灾民同吃同住，努力在第一时间解决灾区群众最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2008年春节前，普洱市15965P重建户基本完成主体重建任务，全部灾民搬入新居欢度春节，实现了“2008年春节前全部灾民搬入新居”的目标，“整合资源、高位推动、部门挂钩、责任到人、突出民居民族特色、提升式恢复重建”的灾后恢复重建成为被各界广泛赞扬的“普洱模式”。
　　温家宝总理鼓励普洱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把家园建得更加美好，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和勇气”，他们做到了。
　　高旭升书记一直认为改革开放30年发展中，城市建设堪称普洱的大手笔之一。对于震后恢复重建，他感触最深的就是“解决类似的突发事件，更要敢于改革和创新。尽管普洱地处边疆，但城市建设一定要有长远眼光和超前思维。普洱十分强调高规格的整体规划，规划单位要全国范围内公开招标。要以发展产业建设的眼光、从根本改变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角度，一次性成型规划。”
　　
　　“苦聪”新村一年一景
　　
　　在云南横断山区，哀牢山的中部，有一个被称做“苦聪人”的民族。1987年8月，云南省人民政府根据民族识别和广大苦聪人的意愿，确认苦聪人系拉祜族支系，决定从1987年8月9日起，对全省3万多苦聪人恢复其拉祜族称谓。在普洱市镇沅县境内，共有苦聪人15263人，约占全省苦聪人数的一半。
　　“苦聪人”属于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过民族，解放前夕，刀耕火种与采集狩猎还是主要的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视苦聪人及其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国家实施“八七”扶贫攻坚以来，累计投入苦聪人聚集地区的扶贫资金达12949.58万元。
　　但由于苦聪人聚集地区多是山高坡陡、沟壑纵横，生产生活环境极其恶劣，整个地区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直到2005年，人均纯收入只有187元，人均口粮170公斤，有6600人还居住在茅草房或者竹笆房。
　　普洱市镇沅县宣传部刁迎晖清楚地记得，2005年7月，北京某权威媒体组织活动团来到黔川滇一带探寻茶马古道的历史。走到镇沅县后，作为当地民族文化的展示内容，镇沅县委杨春荣副书记带领部分记者走进了深山中的苦聪寨，“他们不相信在21世纪还有人们生活在如此落后的高寒山区。”
　　2005年10月，一篇题为“云南镇沅苦聪人生活依然贫困”的内参发表在《国内动态清样》上。11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针对此文敞出重要批示：
　　“要贯彻对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政策，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使苦聪人早日摆脱贫困。”
　　在各地争报GD吐涨的大氛围下，暴露出自己的贫困并非易事。但在扶助苦聪人民脱贫致富的问题上，从普洱市到云南省保持了高度一致：总理的批示并非对扶贫工作的批评，而是对苦聪群众生活的高度重视。多数苦聪人聚居的镇沅县，每年财政收入3000多万，但支出是2个多亿，是个倒差。仅靠自己的力量帮助群众还不远远不够，要对外宣传，要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在国务院扶贫办的深度调研和积极协调下，帮扶工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有序展开。2005年底，云南省政府专门成立“镇沅县苦聪人扶贫开发项目指导服务小组”，苦聪人扶贫开发五年规划随即出台，解放军总政治部、上海市政府和宝钢也同时参与帮扶工作。
　　为深入了解苦聪人的贫苦状况，市委书记高旭升在苦聪山寨驻扎了1个星期，市长沈培平4次到镇沅召开市长办公会。
　　在普洱市和镇沅县，所有参与帮扶的科级以上干部都牢牢记着这样一个工作目标：
　　“把扶持苦聪人脱贫发展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要求指导苦聪人扶贫项目的实施。从苦聪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人手，以整村推进和易地搬迁扶贫为龙头，配套实施农田水利、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蚕桑、核桃、茶叶、畜牧等产业，完善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
　　镇沅县宣传部刁迎晖告诉记者，苦聪人的人均受教育程度只有3.8年。因为社会发育程度低，最开始的扶贫要从洗脸刷牙这样的细节开始教起，而且因为不习惯山下的生活，政府帮助好多苦聪人搬下来后，部分村民自己又搬回山上，“我们只好再动员村民搬下来，请专门的技术人员教他们种植稻谷。”
　　为了用文明的生活方式和勤劳致富的产业培植改变并留住苦聪人，镇沅县所有科级以上干部都有对口扶贫人家。在2006年到2007年苦聪人扶贫的关键阶段，扶贫办主任陈菊有时候一个月都不能回家一趟，手里经过的扶贫资金最多时候达到4000多万。她的扶贫对结户刚从山上搬下来的时候，她给他家买了两头猪，还有饲料、衣服、沙发、电视等等，一共花掉将近8000元，“他们一家三口，搬下来就分到了三亩田地、两份菜地和四亩山林，生活就靠种粮、种菜、养猪，还不错。”
　　王文芬今年32岁，老家在九甲乡的苦聪山寨里，距离镇沅还有―百多公里。因为没有地方住，她9岁就开始外出打工，给人放猪或者做饭，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2008年春节前搬到这套上海市政府援建的二层小楼，她和丈夫贷了1万元。她小时候在老家，自家地里长出的粮食都不够吃：“要掺玉米一起吃。现在好了，粮食有好多种，也足够吃，收入也比以前强多了。”
　　与众多苦聪村民相比，王文芬的思想已经算得上开放。她把大女儿送进镇上最好的学校，还专门花5700元赊了一辆摩托车送孩子上学，“最少也要让她读到高中。”直到今天，说起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不能上学，王文芬的眼圈还是会发红。现在，丈夫在外面打工赚钱，她在家里照顾上学的孩子：“就算给我20万，我也不卖这房子和田地。现在总算有了家，能安顿了。是政府帮助我们找到了家。”
　　到2008年初，共有54个苦聪寨就地改造，8个村寨易地搬迁，410户共2000余人搬入了新居。
　　镇沅县宣传部刁迎晖告诉记者，产业扶植、技术培训等深层次帮扶工作才刚刚开始，明年再来看苦聪新村，会是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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