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趋利避害”的冠冕堂皇之下 冠冕堂皇的下一句

　　18名路人“见死不救”小悦悦悲剧撼动人心 　　 “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转型期主导型的心理状态，“看客心态”的复萌也就不足为怪。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光有金钱是不行的，更要成为让世界各国尊敬的国家。
　　小悦悦终于没能活下来，引来众人一片唏嘘。虽然父母监护失职、肇事司机逃逸是小悦悦之死的直接原因，要说真正让国人挂不住的恐怕还不是这一条生命的离去，而是外媒对此次事件的尖锐批评。
　　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对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而言，“幼童掉到井里，要不要拉一把？”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日本多家电视台纷纷评论，认为中国社会过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忽视了社会道德的建设，才导致悲剧的发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评论说，在说话的时候，中国人习惯性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在做事时又自觉地身处道德的谷底。如此言行不一又产生了诡辩哲学。权贵擅伪善，草民喜抱怨。
　　“路过时代广场，对着广场的电视中CNN正在报道小悦悦去世的消息。我一瞬间就感到血往头部涌，眼眶湿润。这就是中国的国家形象，展现在世界的十字路口……”一位生活在纽约的网友这样留言。虽然，车轮连续两次压碾孩子的残忍镜头被剪掉，但是18个路人冷漠路过的画面被反复播放，一个纽约大学的留学生说，“这一刻我真为自己感到耻辱”。而这里也正是曾播放过巨资制作的中国国家形象片的地方。
　　鲁迅笔下的“看客”社会活生生地再现了。看别人不慎失足落水、看歹徒光天化日之下的行窃、 看轻生跳楼的男女、看老人孕妇不慎跌倒、看瘦弱的女子被人当街强暴……凡此“热闹场面”皆在可看之列。
　　中国的经济实力增长有目共睹，法治水平、文化信仰却没有发生与之匹配的变化。小悦悦悲剧的发生可谓达到了某种极致。
　　不客气地讲，今天的中国有这样一条很多人嘴上不说心中有数的共识：助人为乐会被认为是傻子，无私奉献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见义勇为可能会承担责任……其实在南京彭宇案发前，国人早就已谈“救人”色变。从煤矿塌方人命20万一条，到动车追尾，中国人外国人同命不同价；甚至有人称拾荒婆陈贤妹之所以敢救人，也正是因为她穷所以不怕讹诈。
　　为什么人人都有一种对周遭环境的不信任感和不安全感？爱管“闲事”的人都悄悄地变成抄起袖子 “看热闹”、“看白戏”的抱怨者和围观者？至于成因，有这样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在经过几十年“运动”、“批判”之后，儒家道德传统被清剿殆尽，留下所谓的当代“信仰危机”，其实就是道德人格的空壳化。每个人都成了纯粹受物欲驱使的小人，为了趋利无所不为，为了避害自甘堕落。
　　就在“趋利避害”“明哲保身”成为显学的背后，法治层面的缺失对于普遍的道德水平下降应该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
　　“见义勇为”与“见死不救”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行为，处于道德天秤的两端。对见死不救者该不该追究法律责任？这既是一个问题，也不是问题。为什么见死不救者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会被判刑？特别是法国，最长可判5年监禁；而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旁观者如果在事发现场而不给予合理的协助，以犯罪论处”。不知经常“出国考察”的领导和“专家”们为何无所触动？在中国迟迟不见相关法律出台。
　　众所周知，法律设置是社会管理者的道德价值的体现，两者相互渗透。曾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则体现为“反逆”“叛”“降”等“十恶”不赦的大罪。而今天不但见死不救无人问责，见义勇为也往往费力不讨好，制度弊端与道德沦丧互为因果。这样的法律设置必然对社会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形成产生负面导向！
　　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其子民只会出国扫货、炒洋别墅、买奢侈品是不够的，更要成为让世人尊敬的大国。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原因所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伦理、秩序又未能适时生成，社会处于转型的“空窗期”，“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转型期主导型的心理状态，“看客心态”的复萌也就不足为怪。
　　政府，作为担负维护良知道德最后防线之责的社会管理者，在传统价值观日渐式微的当下，如果没有智慧和能力消除人们的不安全感和焦虑，填补诸如针对见义勇为、见死不救的法律空白，建立良性的新的社会共识，像小悦悦这样令人惊诧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也许会更加令人发指，也是某种逻辑上的必然。
　　对于普通人而言，见死不救看上去对自己毫发无损，实际上是在贬损和侮辱自己。视而不见，足以让自己耻辱和愧疚一辈子。毕竟，人是有智慧，有良知的。人可以做一个君子，小心呵护自己的“良知良能”；也可以做一个小人，忽视、忘却甚至摧残那点赋予自己尊严的东西。人生好比一幕剧，剧中的角色是由每个人自己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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