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为爱痴狂刻秋华 为爱痴狂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领导期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相继爆发。他也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赤都心史》、《俄乡纪程》等作品奠定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基石。如果只是这样描述，瞿秋白算不上神秘，但他身上的争议为何到现在依旧喋喋不休?
　　1979年，《重评(多余的话)》像一枚重磅炸弹，打开了尘封的历史，让人们看到一个被鲁迅亲切称为“一生知己”、有血有肉的瞿秋白。
　　有人说他是意志坚定的革命者，可就义前那篇颓废伤感的《多余的话》，到底是不是叛变的证明?有人说他痴迷文艺穷酸到底，但追求爱情时那不管不顾的劲头又从何而来?想揭开这些谜底，可以去问陈铁健。
　　陈铁健最近很忙，建党九十周年的各种活动让他有些招架不住，77岁高龄拖着微恙的身体到处作报告、讲瞿秋白，也从侧面说明――这个人是行家。陈老曾参加过文革后瞿秋白专案的复查，研究阅历相当丰富。
　　瞿秋白生前患有肺结核，是典型的“文弱书生”，很多人都说陈老和瞿秋白长得像：眼神犀利，面庞清瘦，都带着一副厚厚的镜片，说话温文尔雅，扑面的读书人气质。听他讲瞿秋白，恍惚有“与古人语”的错觉。社会主义的稚儿
　　19世纪末，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年少时过着富足的少爷生活。
　　“他家在当地号称‘瞿半城’呢”，上世纪70年代陈铁健第一次探访这座老宅就对气派的格局赞叹不已，“瞿秋白生活的房间都还留着。”
　　生活就像过山车有起有伏。20世纪初华夏剧变，曾靠官家吃饭的瞿家，顿时缺少了生活的来源，只好搬到了城西的瞿氏宗祠居住，靠典当家中字画支撑。“祠堂是什么地方?放灵牌和停棺材的地方，一般是不住人的。”可家里就算再难，父母还是保证瞿秋白吃喝不愁，这让他觉得只不过是搬了次家而已。
　　刺激他改变的，是母亲的死。贫困、家人的白眼让母亲选择了服毒。瞿秋白在母亲倒下后，才第一次看到钉在门板上长约一寸的债条。
　　瞿秋白知道自己该出去寻找自己的世界了。1917年，他辗转来到北京投靠四伯父的儿子，开始了寄人
　　篱下的生活。
　　瞿秋白想上学，但身无分文。当时只有外交部开设的俄文研修馆可以免费学俄语，去上吧!这一刻起，一个开创时代的人物即将出现了。“打个比方，这犹如拨开纱窗看见太阳，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曙光。”陈铁健指出当时中国会俄语的人很少，而瞿秋白在求学期间开始大量翻译俄国革命现实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让中国知识分子马上了解到俄国革命全貌。瞿秋白的信仰也随之从佛学转变，“他在思想上倾向于社会主义了，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来。”
　　1923年，陈独秀拉着瞿秋白合办《新青年》，一个属于瞿秋白恣情澎湃的时代终于来了。陈铁健老师感慨于瞿秋白的勇气，“他不做旧社会的孝子贤孙，而是选择做了社会主义的稚儿。”
　　同年，瞿秋白来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在这里，他遇见了那个让他终生难忘的女人。
　　
　　秋白之华
　　
　　“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就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但遇见他，是我没想到的。”电影中的杨之华这样说道。上学之前，杨之华已有家室，但丈夫沈剑龙深陷上海十里洋场乐不思蜀，婚姻有名无实。
　　瞿秋白遇见了杨之华。一个是温文尔雅的老师，一个是追求新思想、新文化的学生，竟牵扯出一场惊天动地的三角恋。
　　瞿杨二人第一次的深入了解，还要感谢苏联顾问鲍罗廷。在上海，鲍罗廷想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开展情况，杨之华在学校是学生妇女运动的领袖，自然被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点名去汇报工作。
　　可杨之华纳闷：我不懂俄语怎么办?但她还是来到了鲍罗廷的住处，意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瞿秋白正用熟练的俄语和鲍罗廷夫妇聊天。杨之华安下心来，默默地坐在瞿秋白身边，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一五一十说给他，再由他翻译给鲍罗廷。杨之华自信满满，同时感受到瞿秋白投来的赞赏目光。
　　打那天起，两个人变得熟络起来，说话的机会也多了，渐渐发现彼此的思想异常合拍，杨之华更是经过瞿秋白的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来，共同的追求和事业，更加深了两个青年男女之间的关系，心中的情愫也在暗暗生长。
　　陈铁健通过研究发现，两个人心生好感并未只是感情萌动所致，“杨之华思想求新，瞿秋白符合她的审美追求，这是其一；其二，两个人对爱都有浪漫的幻想。”
　　浪漫的人，必然会做出浪漫的事。在感情朦胧的时候，瞿秋白竟然选择回避。为人师表的处境让他默默地按下心中的想法。他知道，杨有家室，自己一意孤行的结果就是成为第三者!
　　直到有一天，杨之华不再来上课，他的心开始谎了。
　　杨之华是个聪明的女人，自己对瞿秋白有感觉，也察觉到瞿对自己的情愫，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索性回到浙江萧山的家里。
　　但总有一个人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见与不见，瞿秋白停留在感情的十字路口：既然她的丈夫已经背叛了她，我为什么不能去爱?既然我是真心，为什么不敢表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找她当而表白!
　　他在萧山不仅找到了杨之华，更要和她的丈夫沈剑龙“谈判”!三人辗转两地进行了两次匪夷所思的交谈。
　　其中具体不得而知，但有个结果就够了。1924年11月27日-29日连续三天，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紧靠报头并排刊出三条醒目的启事，让上海滩众人瞠目结舌。第一条：沈剑龙和杨之华解除婚姻关系；第二条：瞿秋白和杨之华结为夫妻；第三条：沈剑龙和瞿秋白结为挚友。
　　感动前夫换真爱，瞿秋白做到了。瞿秋白为铭记这来之不易的爱情，在一枚印童上刻下“秋之白华”四个字，包含了两个人的名字，蕴含“你中有我，一生不分”。
　　好景不长，瞿秋白在1933年接到命令被派往苏区，前夜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独自抽烟到天亮，杨之华在被窝中默默看着他流泪……
　　分别即离别，瞿秋白日后被捕、杀害，两个人再也没有见面。
　　
　　世上少有的“叛徒”
　　
　　1934年福建长汀监狱，瞿秋白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敌人的日夜折磨没有让他趾露半句真话，但还是有卧底指认了他真实的身份……
　　心烦意乱加上求生无望，瞿秋白写下了让后人议论纷纷的《多余的话》――一封灵魂忏悔的自白书。
　　在这篇文章中，瞿秋白为被捕自责，回顾革命生涯，越发的惭愧，觉得有负党人，甚至写下“不配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是这些字眼在文革中刺激了多少小人诬陷他“投敌求荣”，“瞿秋白是叛徒!”响彻整个史学界。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不了解一个人，不会体会他的所想所感。“没经过瞿秋白的经历，不了解共产国际运动和中共党内的这样斗争的残酷性，不了解这种复杂性真相的话，很难理解瞿秋白的苦衷。”陈铁健敢这么说，来自于自己的亲身体会。在文革中，他曾被扣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和“修正主义苗子”的帽子，列入“清理阶级队伍”的被清理名单，那种心灰意冷的窘境至今难忘，这也让陈铁健明白瞿秋自在牢狱中产生种种悲观情绪的原因所在。
　　陈铁健开始为瞿秋白翻案。那些字眼在他看来更像是一种文人的自嘲，与其批评外界，更愿意把责任归到自己头上，更指出对瞿秋白的谴责来源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瞿秋白在1962年打成了叛徒，正是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就把瞿秋白带上了。打死人是为了整活人。”等到1979年《重评》出炉，学界轩然大波。
　　“他没有掩饰自己一生的失败之处，更表现出心胸的坦荡。他越是狠狠地‘挖掘’自己，越把自己的真诚表露出来，那些伤感的话与其是一种妥协，不如说是一种无所畏惧。”
　　对于“叛徒”说，他更是嗤之以鼻。“他身陷囹圄，敢于面对蒋介石的亲信将领，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贬斥三民主义，痛骂蒋介石及其主子，那是何等无畏的革命气节!”陈铁健索性直接反问，“世界上找得出这样的‘叛徒’吗?”
　　《重评》问世第二年的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它绝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其实早在1950年的12月31日，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准备出版瞿秋白的四卷本文集时，毛泽东就有个题词：“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历史，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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