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梅　１４年公益律师，非一地鸡毛:郭建梅律师

　　“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12年……”，继103个孩子的父亲石青华后，她成为芬必得新头疼装药品广告的女主角。她的此举让一些业内人士诧异，公益律师竟开始做广告了，而且是商业广告。
　　郭建梅不认为自己商业了，“这样可以把公益律师推向大众，让大家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一个群体。”因广告宣传忌讳14这个数字，将她从事公益律师的时间改为12年，郭建梅也妥协了，“关键是让大众了解我们就好”。
　　拍这个广告片，她拿了100万，作为个人收入，拍完，没有一丝犹豫，钱直接打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财务那里，用作扩建中心的资金。100万能买多少名牌服装、化妆品，她没有概念，作家丈夫刘震云给了她足够的生活支撑，有车有房足已，她是“不爱红妆爱武装”的个性。
　　
　　穷人是我们的兄弟
　　
　　郭建梅分析自己之所以倾心倾力于这样一项艰难的事业，童年的经历是她回避不了的记忆。“这些受伤的经历，对孩子的成长也许不好，但这些确实影响了我的性格，特别要强，特别希望帮助弱势群体。我跟刘震云和我女儿在内，在街上遇到要饭的，都要给人搁上一块钱。”
　　1962年，郭建梅两岁时从河南农村老家来到北京，跟姥姥姥爷一起挤在三里河一间10多平方米的工厂宿舍里。“在北京生活了6年，就被歧视了6年”。
　　姥爷微薄的退休工资难以维系祖孙三人的正常生活。“在月坛公园，别人吃包子，我们买不起，只能看着。等人走了，挪过去，拿起人家吃剩下的就往嘴里塞。为糊口，外婆白天当保姆，晚上带我捡破烂，我踮着小脚在前面走，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却挺得笔直。我身子里有姥姥那样的骨头，特硬。”
　　在院子里，郭建梅从河南农村来，土气，不会说普通话，想跟其他孩子玩，别人都不带她。她还是喜欢跟着去。一次，她跟在后边，别人把门一关，夹住了她的手，血顺着门框流了下来。“你看，我手上这个地方高一点，就是当年被夹过的。”
　　有过被歧视的经历，成年后的郭建梅爱为弱势群体出头，在公共汽车上看见有人不给老人让座，她会上前大声斥责。牵着女儿在楼下走，看见地痞欺负民工，她就要站出来仗义执言。地痞对她破口大骂，还做出要上前打她的架势，吓得女儿哇哇直哭。她不后退，直至地痞悻悻离去。
　　对于郭建梅的这点，刘震云深为佩服，夫妻两人外出，看着农民工扛着大包从面前走过。刘震云会说，你看，这就是我兄弟。“当年我们如果没有从农村考上大学，也许就是另一条路。”
　　
　　激情一下被点燃了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大学四年，郭建梅浸染了北大自由平等的精神，她梦想着要到社会上干出一番天地，同学们都把类似“未来向你招手，广大天地必有你的一番舞台”的歌词写到了毕业留言册上。但事实是怎样的?先毕业的刘震云分配到农民日报社，一年后，单位分了房子，他很高兴地打电话让郭建梅去看。郭建梅兴致勃勃地过去一看，什么地方?比农村还农村，四周都是农田，空气里飘着臭哄哄的大粪味。当时郭建梅就哭了。原来在学校时憧憬的生活那么美好，一出校园全都破灭了。
　　一地鸡毛般的匆匆日常生活渐渐淹没了郭建梅刚出校门时愿干出一番天地的激情，毕业论文写得好的她，1983年毕业后进入司法部研究室工作。之后，她任职于全国妇联法律顾问处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中国律师》杂志社。
　　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开始步入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妇女权益的保护受到关注，《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1992年4月颁布。郭建梅曾参与了这部法律起草组的工作，并与人合著了《妇女权益保障法指南》。1994年，中国法律援助制度开始建立，为弱势群体获得法律援助提供了理论支撑。但这些，都还停留在纸面，真正获得法律援助的人极少。
　　1994年，在一次全国律师协作会议上，一位农民一直在会场外等待，请求援助。会场坐满了来自全国第一批成立的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但没有一位站出来愿意代理这个案子。因为根据当时中国律师发展的水平和有限资源，最底层弱势群体的案子注定没人代理。
　　郭建梅把这一幕记在了日记里，在心里给自己打了一个问号。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那是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本来只安排了一天的时间，但她完全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她在那里待了十几天，吃住全在会议中心，她第一次听到“公益”这个词，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Women’s Rights are Human Rights(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互相不认识，但都像亲姐妹一样拥抱，“这是NGO人共同的特点，激情、理想、行动!”她觉得周围的人都跟她一样，“像找到了亲人，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她潜藏在心底、想干番事业的激情被这一追问点燃了。
　　
　　辞掉铁饭碗，不回头
　　
　　采访完回去后，郭建梅就要辞职，要成立北大妇女法律援助中心。那时，辞职是一种什么概念?辞掉铁饭碗是惊世骇俗。领导来来回回给她做工作，告诉她马上要提副主编了，她是社里大力培养的人才。哥哥是法官，劝她说，一般律师都不好当，别说公益律师了。在一片反对声中，她觉得没着没落的，也不知道自己这种选择对不对。
　　她向刘震云征求意见，刘震云对她说：“你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你选择的事业是超前的引领性的，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有了这句话，郭建梅踏实了。
　　从世妇会采访回来不到3个月，郭建梅办妥了一切辞职手续。与北大法学院的老师、以往的大学同学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位全职的公益律师。
　　凭着曾经成功主持过由美国福特基金资助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研究”项目，1995年12月“中心”成立时，得到了福特基金的3万美金资助。
　　为了方便北大法学院学生来实习、做志愿者，郭建梅在房租极贵的中关村租了一个地下室作为中心的办公地点。那两间房没有空调，挨着厕所，夏天一股怪味。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郭建梅不能忍受的是别人的不理解。
　　她至今记得中心成立初期的一个案子一一位江苏妇女在儿子意外死亡后到北京上访，谁知说法没讨到，自己却因车祸全身多处骨折，一只眼球也被摘除。虽然交管局认定肇事司机负全责，但其所属的企业却只赔了3万元。
　　女人浑身散发着臭味，发炎的眼窝因无钱医治向外流着脓，来找郭建梅带她去上诉，法院的人捏着鼻子将她们赶出 办公室，一边还问：“你怎么给这种人代理?是找不来案子吧?就她，能给你多少钱?”
　　这让郭建梅觉得受到了侮辱，“我有案源，但就愿意代理这个案子!”开庭前，郭建梅洋洋洒洒写了8000多字的代理词，写到连自己都感动了，却压根没有宣读的机会，就连她对案情的陈述，也被法官一句“哦，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噎了回去。那场官司，郭建梅完败而归。她的喉咙里像塞了个东西，一出法院大门，再也忍不住，痛哭失声。
　　接下来，是更多的败诉，一个接一个，似乎看不到什么光亮。那时的社会对公益的认识、支持都很少，做起来异常艰难，一年之后，中心的4名专职律师走了2个。
　　
　　我为什么不能得抑郁症
　　
　　2001年，长期的体力透支和超常的压力，让原本风风火火的郭建梅突然间变得哭哭啼啼，到处诉苦。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的心态完全失衡了。大学同学有的当了部长，有的成了财团老总，有的是身家上亿的大律师，每次聚会，大家都问：“你缺案源吗?跟我们一起干就不愁案源啦”。也有朋友直接告诉她：“你代理我们公司的案子，一年做两个就可以收入两百万。”
　　面对别人的不理解，郭建梅不断地去解释，却越解释越乱，因为身心疲惫，她也开始对自己的选择质疑，“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凭什么我要这么做?国家又没有给我钱，社会也没有给我资助，更没人说我好。作为一个普通律师，我为什么要铁肩担道义，谁让我这么做了。”
　　她觉得委屈，觉得苦。在中心的5周年庆典上，她上台发言，本想鼓舞士气，结果自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朋友劝她看心理医生，诊断结果是：中度抑郁症、重度焦虑症。医生开了4个月药量，强令她回家休息。
　　回家休息的她记日记，思考自己为什么会得病。她觉得自己老跟人解释，怕人误解，其实是不成熟的表现，是自己在精神、心理上还没有战胜自己，“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公益律师，你还怕别人说你，你还能当吗?”
　　起初，她害怕别人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觉得丢人，后来就释怀了，“我就是焦虑就是抑郁，我没有办法，我接触社会阴暗面太多了，我就是社会的垃圾桶，我是帮别人，而没人来帮我的角色。我为什么不能得这个病。”
　　一位国外专家告诉郭建梅，在美国，公益律师需要经常接受心理咨询，过多地接触社会阴暗面而不懂得排遣的话，就容易出问题。
　　家人的支持也帮助郭建梅走出了心理困境，郭建梅不开心，刘震云会拿出自己的绝招，给她唱家乡的小曲，编一些刘氏幽默、很可笑的话来逗她，带她去旅游散心，拉她天天去跑步锻炼。在朋友面前，刘震云毫不掩饰地夸郭建梅“伟大、了不起”，告诉女儿，“将来你要像你妈妈一样坚强、执着，你的事业就能成功一半了”。女儿这个机灵鬼时不时买上一条花裙子，往妈妈身上一比，“好看，妈妈，我祝您永远年轻”，这给了郭建梅莫大的力量。
　　
　　一旦会游泳，海底就斑斓了
　　
　　2003年10月，在休养了大半年之后，郭建梅重新回到工作岗位。更为理性成熟的郭建梅再次调整工作方式，在工作中更加注重策略技巧，通过主动与政府、媒体搞好关系，综合利用各种手段解决法律援助案件，如行政干预介入、舆论监督等，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采用诉讼手段。“我们的目标是影响影响者。”
　　经过摸索，郭建梅和她的团队确定了自己的方向。如果总是代理个案，“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她们开始选择接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案子，希望通过案子推动立法，惠及更大的人群。
　　她们打《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通过后的京城第一起性骚扰案，推动社会和公众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的认识。她们打劳动争议纠纷案，倡导男女平等就业权。如今，在农村妇女土地权益保护、家政女工权益保护、职场性别歧视、职场性骚扰四个领域，她们已经具备了成熟的公益诉讼战略。
　　令郭建梅高兴的是，通过不断代理“农村妇女土地权”的案例，她们找出法律漏洞，在《物权法》征求意见时，她们特别将“不得侵害集体成员合法权益”上呈，如今这一条原封不动地成为《物权法》的第63条。
　　2007年3月14日晚，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郭建梅走上主席台，从希拉里手中接过“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的奖章，那一年，全世界仅有8人获此荣誉。
　　一旦拥有了游泳的能力，就会发现海底是一个非常美丽斑斓的世界，郭建梅觉得自己达到了这种状态，“我喜欢跟鲨鱼挑衅，我享受海底的美丽，这是别人无法理解的”。有了这种快乐，她觉得自己在任何场合、在一些大腕律师面前，从不自卑，甚至更为自信。
　　“公益律师绝不是商业律师想象的那样，只是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子，我们接的案件甚至是一般商业律师做不了的案件。一个职业的公益律师要有前瞻的理念，能及时捕捉法律的前沿问题，要有社会活动家的能力，能打通政府决策层，影响有影响的人，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还要有公信自律的人格魅力”。
　　走过14年，中心的律师也刷了一批又一批，郭建梅极为严格规定，只能是专职公益，不能兼职，现今留下了12个，郭建梅觉得这里边绝对能出几个将来公益法方面的高端实务人才。2009年，受李连杰“壹加壹”基金的启发，郭建梅想在下半年召开全国律师协作会议，邀请全国各地律师事务所参加，号召每位律师一年拿出50元或100元，建立全国律师基金，大家公选基金理事，来管理这些钱，拓展更多公益领域，为弱势人群做事。
　　走了14年，她用一句话形容这个过程：“我们拉着一辆沉重的车，顶着风，上了一个坡，还要继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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