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别塔的寓意 董强　穿越巴别塔

　　如果世界真的只有一座巴别塔，只存在一种语言，那要毁掉多少文明？文化的多元性造成了翻译的必要性，对翻译的尊重，也是尊重了文化的多元性。 　　 　　董强，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文学翻译家。1967年生于杭州，1988年赴法国，旅居巴黎十二年，曾师从世界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迄今著译作逾三十三部。
　　
　　
　　大约在1988年的时候，巴黎市中心拉丁区有一条古旧小街，街面有一家“双偶”咖啡馆，除了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进出的客人大都不是寻常之辈。随随便便晃进门来的，也许是巴黎最出名的博物馆馆长，也许是本城大报的主编……咖啡馆让人怀旧，成板块的巧克力融化进牛奶，咖啡也像过去一样，冒着热气，一罐罐端上桌。据说，存在主义文学创始人萨特和他的女友波伏娃经常光顾这里，画家毕加索在此与朵拉?琦尔小姐一见钟情。
　　正在巴黎第八大学留学的中国小伙董强，偶尔会来这里小憩，也常去奥塞美术馆看壁画、雕塑，到奈斯勒街的手稿博物馆感受先贤们的气息，然后回到他的住所继续慢慢雕琢，仿佛一个石匠，或圣徒。
　　这差不多就代表着当时的巴黎跟董强最相近的某种文化生态了。
　　
　　熟悉巴黎每条街道
　　12年后，人们才知道，这个1967年出生的后生那时还在巴黎拉丁区的某个出租屋里寒江独钓。他的名字见诸报端，比韩少功、许均等一干法国文学翻译家晚了整整一个时代。
　　198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1988年以全国统考第一名的成绩赴法留学。在此之前，董强并未见过一个法国人。
　　到了梦想之地，“另一个世界的大门”，陡然打开在他的面前。法国的语言和文字让他入迷，法国的文学让他欣喜兴奋。从法国的文学作品中，董强读到的不只是美，更多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与哲学思考。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雨果的浪漫主义、伏尔泰的启蒙主义，还有深刻探索现实秘密的“新小说派”，无一不在他的内心搅起风暴。
　　同去的很多人都改了行，或去财团，或搞经济。只有这个早熟而固执的年轻人，孤独地读着书，疯狂地磨练法语……当时，他并没有翻译过任何一部法国作品，更没想日后会成为翻译家，只想“零度、全面地了解法国”，“12年里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勤读至凌晨2点”。以至于他的导师、作家米兰?昆德拉第一次见到他时，不禁惊叹，“这位同学来自遥远的中国，却是一口的巴黎腔，并且对法国文学的了解超过你们中的任何一位。”
　　2001年回国以前，董强就这样在独自历练，“熟悉巴黎每条街道，甚至超过我的家乡。”
　　直到2003年的某一天，当董强将米兰?昆德拉的法语原版小说《身份》翻译为中文版并出版，之后又被昆德拉“钦定”为其封笔之作《帷幕》的中文版翻译者，他就立刻引起了“围观”。
　　“她想成为一种玫瑰香，一种四处扩散的香味，四处去征服。她希望就这样穿透所有男人，并通过男人，去拥抱整个世界。玫瑰四处扩散的香味：那是对艳遇的隐喻。”
　　尖锐沉稳的思想，坚定机智的表达，细腻而绵密的词语中，弥漫着巴黎的气息――董强的译作，让人们眼前一亮。
　　“译者专门在法国读者中作过调查，结果表明，娜嘉‘蕨菜般的眼睛’在他们那里唤起的意象主要有以下元素：深绿色，大大的，睫毛很长。”
　　翔实的注解布满了董强最新出版的译作《娜嘉》内文，几乎每注皆透出老到的点校笔法和扎实的考据功夫。
　　
　　还原米兰?昆德拉
　　4月底，北京圆明园单向街书店。距离董强的讲座开始还有10分钟，一位女士进来：“啊，我要来看看董强先生，他可是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很快满座，后来的听众只能站立。漫谈之前，董强轻声道：“翻译昆德拉的作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是我很多本译作中的几本。”
　　虽然，董强并不喜欢别人称他为“米兰?昆德拉唯一的中国弟子”。但是，大部分人知道董强，是因为《身份》《小说的艺术》《帷幕》，这被称为昆德拉的“文学思辩三部曲”。在资深粉丝那里，董强的译本是最权威的。
　　1992年，米兰?昆德拉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开了一个博士研讨班。凭借一封长信和翔实的个人材料，董强打动了昆德拉的心，进入这个班级，并一直跟着他研究文学理论至1995年。当时招的学生中，只有他一张东方面孔。身在法国的董强全然不知好莱坞电影《布拉格之恋》让他的老师米兰?昆德拉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进入中国并家喻户晓，“没想到我顺便捡了个便宜”，董强调侃道。
　　在董强的描述中，昆德拉先生身材高大，穿着考究，从外表来看像是王尔德式的“风流之士”，有一种唯美的倾向。这种唯美，也体现在对于自己作品翻译的敏感上。“在法国，译者修饰我的风格，重写了我的小说。”“在英国，出版者删除了所有我思考的段落，去掉讨论音乐的章节，颠倒了各个部分的顺序，重新组合了我的小说。”当这位大师第一次听说他的小说被翻译成中文版并畅销中国时，很是吃惊，而当他知道一些小说是从英文版翻译过来时，甚至很生气。因为这位移居法国的捷克作家只用两种语言写作――捷克语与法语，他认为只有从原始版本翻译而来的小说才不会有所歪曲。
　　过度的直译使昆德拉的小说失去了生动的场景感，句子的“斧削”感使整部小说有“新小说”之风，仿佛不是昆德拉而是杜拉斯或萨特写的，而昆德拉的文风正好相反：他一方面有善于提炼出惊人的高度凝练的哲学概念式句子的大手笔，另一方面在小说中追求一种浅显、易懂、平和的风格。
　　在看完电影《布拉格之恋》后，昆德拉气急败坏，甚至为自己立下了遗嘱：“我不许任何形式对我进行改编！”
　　“理解昆德拉的最好办法是‘体味’，是要进入场景，而非停留于语言表面。他的作品虽然有很幽默、很浅显、容易被读者接受的一面，但是其中有很深的历史感，这种捍卫小说历史性的价值是昆德拉作品中最重要的。我们不可能百分百地还原昆德拉，但是能让读者见到一个接近本来面目的昆德拉。”
　　离开昆德拉的研究班之后，董强又在法国待了好几年，做研究、搞创作，投身于中法文化交流，直到2001年才正式回国，在母校北京大学担任法语系教授。200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获得米兰?昆德拉授予的中文版权，为此力邀马振骋、王振孙、许钧、余中先等一批在国内最具声望的法国文学专家担任翻译，董强自然也位列其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对他的加盟十分重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钦定正版”的实际保证。但那个时候，董强因手头有其他大部头的翻译工作而只挑选了所有作品中最薄的一本书――小说《身份》来翻译。然而，昆德拉在遥远的法国发话，指定由董强来翻译他的《小说的艺术》。凭借他对董强的了解，他感觉到董强能够理解他的文学思想。董强欣然接下了这个任务。后来，他又翻译了昆德拉的“封笔之作”《帷幕》。
　　翻译昆德拉的作品，使他与这位老师在旧缘之上又多了一层交流。就在几年前，他去法国看望昆德拉。昆德拉搬家不久，怕他找不着，亲自跑到地铁站的出口来迎接他。两人一面喝酒，一面畅谈学术与生活。
　　
　　文化，在译与被译之间
　　现在，董强正式的身份是北京大学法语教授，业余做翻译的身份，让他成为中法两国文化的辛勤“搬运工”。
　　回国七年，翻译作品逾三十三部，文字不下五百万，董强的状态几近“疯狂”。翻译《波德莱尔传》时，连续一周，每天十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以至于昏倒在地。“我一回国，看到许多书被译得面目全非，那些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我所知的完全不同。我对中国文学翻译的状态很是担忧，有人找我，我几乎不拒绝，就怕一本好书落到不够专业的人手上。”
　　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道，“整整几代俄国知识精英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中成长的，对他们而言，法语比母语更得心应手，法国宫廷的礼仪比粗俗的俄国规矩要风雅得多。”董强没那么夸张，倒也乐在其中：喜欢安静，偶尔上网，常去书店，欣赏名作歌剧，品酒吃西餐，陪重要的客人参观卢浮宫，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勒克莱齐奥成了好朋友，去很多地方都受欢迎――享受了“生活的艺术”，董强觉得做翻译也像艺术一样有“灵感”。
　　他将超现实主义鼻祖布勒东的巅峰之作《娜嘉》、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宣言手稿、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艰涩专著以及350多万字的《西方绘画大辞典》等，都变成一本本晓畅通达的汉语读本。“通过翻译交流，我们可以认识大师，认识他们所联系的那个世界，把其他民族当中优秀的东西，补充到我们民族文化当中。”
　　董强常常去法国。不过，去的内容大大不同了。除完成一些外交使命，平均每年演讲、会谈50场以上。走到哪里都会刮起一阵“中国风”，他给法国人讲解中国文化、绘画、诗歌，讲孔子与《论语》。
　　他的翻译活动有具有明确的意图性。“老说外国人欺负我，自己的东西不带出去，人家凭什么了解你？”
　　“我们往往沉浸在一个文化体系，走不出去，不知道世界在哪里。一旦走出去，就会有撞击，有火花，还有误解。那么，你想超越自己，自然会意识到自己的局限。”
　　曾经很着迷于“法国骑士”神话传说的董强在2008年10月14日，被授予一枚“法国教育骑士”荣誉勋章――由法国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专门颁发，以表彰他在法国文化研究领域获得的成就，以及为中法文化交流作出的突出贡献。
　　去年家乐福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时，董强主动站到了风口浪尖上，在媒体前呼吁中法两国加强了解，“有那么多文明冲突，还是翻译不够，据说联合国有三分之一、欧盟有一半的经费花费在翻译上。如果我们重视他者，就不会有那么多误解。不能总是简单的表达义愤，要靠逻辑、事实，用我们真正的文化力量说服人家，这样，盲目的敌对的人会越来越少。”
　　
　　对话
　　三月风：很多人认为目前国内的文学翻译质量堪忧，年轻译者跟不上。您认为文学翻译的现状究竟如何？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董强： 在80年代刚刚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急切了解外面，一有东西就翻译，像复印机一样，毕加索这么进来的，昆德拉也是这么进来的。虽然我们的技术已经成熟，但是译者的文学修养，学术修养，知识水平和能力还需要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翻译要求一个人既精通外语，又有良好的中文功底，还要对外国的人文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掌握。
　　整个中国的出版机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法国有一个非常好的文化机制，翻译一本书可以活一年，而在中国，只能活一个月。有时候没钱我也去做同声传译，给领导人当翻译。中国的译者没有任何版税，这是很特别的。出版人突然有点资金了，想做书了，张三可以翻，李四可以翻，谁都可以做。现在就是一刀切，给人感觉是一个非常低级的技工活。其实翻译也是一种演绎的艺术，就像你愿意听郎朗、李云迪，而不会听一个普通音乐学院学生演奏一样，翻译家也有高下之分。但是，整个社会对翻译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对可以专心搞文学翻译的人才就更少了。
　　
　　三月风：罗兰?巴特提出过“写作的零度”，您也一直强调追求“翻译的零度”，它是不是一种可望不可达的乌托邦？
　　董强：作家已经用了最好的材料――他的母语，做出了一个最精美的杰作。用水墨画把油画表现出来，肯定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翻译的零度，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存在，但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翻译的理想状态尽量接近，尽可能地呈现出作品的所有元素。如果你都看不到，读者永远看不到，所以，要静下来，去学习音乐和绘画，学习哲学与文学，通过丰富的个人体验和思考，再看几遍，就能看出很多新的元素，让作者在你身上说话，透过你表露出来。
　　
　　三月风：文学翻译可以说是再创作的过程，但译者在大众心目中却远远比不上作家那么知名。您觉得通过建立译者的个人品牌是不是可以对翻译质量有一个好的保证？
　　董强：一个翻译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文学观，名翻译家是需要时间积淀和筛选的。我觉得身上的责任太重了，现在，我会有意识地选一些被历史遗落的法语名著、被遗忘的著名作家的作品，或者翻译的只是一些残片的作品，这样一直到退休，我还能翻译。我的每一个译作都会写一个很长的序，把我作为一个学者和一个法国专家对这本书的理解和一种导读性的东西呈现出来，形成我的个人品牌，让读者有一个期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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