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杰思　别了，我的红愤青生活】 伟仕佳杰

　　“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是一条移动的界限，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摇摆不定。”――《古拉格群岛》索尔仁尼琴
　　
　　
　　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会看见类似佳杰思的老外身影在穿梭，他们穿着刺眼的大红中式长袍，操着一口舌头在嘴里打转的60分刚及格的普通话，笑容友善的脸上写着七个大字“非常愿和你交谈”。世界越来越平的时代，他就是个来华混混的无奇的普通老外，无非身份多几个工作名称的前缀，诸如“驻华记者、出版商”等等，在鸟巢、汶川也都见过他的身影。
　　可谁知，看了一本《我的愤青岁月》，这个看起来有些呆板的德国中年男人就有些让人吃惊了，必须在人群中把他拉住，必须中国式的家长里短窥探几句，“真的是你的吗？你的艳遇是真的吗？你一个老外怎么那么爱社会主义？真够疯狂啊！”
　　然后，佳杰思甩甩已扬不起来的头发，昂昂头，自豪地结巴着说，“恩，我年轻时候很偏激愤青啦。”他无邪的眼睛里射出一股调皮的红外线，让人惊觉，“虽然我不会像以前那样愤青，不再单一思维，但只要美好的前方给予我变化的机遇，我依然会像对恋人一样地热烈追求，奋不顾身”。说这话的佳杰思今年49岁。
　　
　　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无论身在何处，几度乔迁，一本仅比他的年龄小二岁、1962年版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佳杰思总会携带在身。这是父亲书橱里的收藏，佳杰思的父亲年轻时候曾经喜欢共产主义，那时父亲反对纳粹，所以就买了“红宝书”。自然，佳杰思成了捧着红宝书长大的革命娃。
　　他很喜欢读红宝书，相比较马克思的复杂理论，毛泽东的内容比较容易看懂，“写得有诗意，很漂亮”，比如“一只革命手枪里砰砰砰”。“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对对”。诸如“女人是半边天”，“学习愚公移山精神”之类形象的句子，佳杰思也能记忆犹新。
　　翻开这一本62年版的《毛泽东语录》，佳杰思尘封多年的东西德的记忆也扑面而来。那时西德大部分人非常反对共产主义，跟大多数孩子的父母一样，身在西德的佳杰思的母亲也非常反对孩子搞革命，觉得这跟吸毒一样坏。
　　但年轻的胸膛抵挡不住激昂澎湃的热血冲击，总向往着追求一个更好的世界。1968年此起彼伏或支持越南反美或为民主权限扩大的各国学生示威游行，激荡起佳杰思心中誓为革命而生的波涛。“我们都希望一个很快的变化，等不了社会慢慢改变，要马上变成一个美好的世界。所以毛泽东说用革命来改变我们的生活，做一个新的人，这非常吸引我。”
　　天天红宝书在手，革命论调不离口，在周围人眼里，佳杰思成了一位桀骜不驯的愤青，他对生活中不平的事情总是一肚子气，极为不满，“比如反对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对教育不满，对资本主义贫富差距不满，对环境污染不满，对现任政府官员也是纳粹时期领导人不满等等”。作为大名鼎鼎的革命青年，佳杰思中学时期就领导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他们觉得国家投在军队上的钱超过了投在学校的，于是游行呼吁政府拨出更多经费用于招聘教师，以缩小班级编制，改善教学质量。
　　让人生充满传奇，让冒险成为常态，是年轻的佳杰思梦寐以求的生活，要实现它，只能是革命，再革命。这是青春激情的号角。
　　“当我的高中同班们正在上大学、服兵役，积极谋划庸俗的小市民幸福生活是，我已经远赴异国他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轰烈烈地投身革命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对家人朋友讲，但就像卡勒所说的那样，随便编个什么‘天方夜谭’还是容易的。”
　　
　　好一部荒诞不经的革命史
　　
　　不幸也好，幸运也罢，临行前，佳杰思脑海里汹涌澎湃梦想着的“天方夜谭”的确成真了。国家历史，个人命运像一部滑稽戏在佳杰思的讲述中演绎，最初像上帝总爱跟他开玩笑，但最终也不知是谁调戏了谁。
　　如果美国校园性感喜剧《美国派》取材于真实生活，那佳杰思在东德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的校园经历可要比美国派们的新鲜生活提早上演了30年。
　　
　　同一个寝室，挪动房间的衣橱当隔断，在政治上与他紧密团结亲如一家人的蒙古兄弟姐妹们就干开了，“两个蒙古女人的叫床声此起彼伏，相互激发。显然，早在伟哥问世之前，蒙古的中年男性们就拥有相当惊人的持久力了”。
　　而到最后，他心中身着圣洁梦幻蓝衫的女神桑迪，在他眼前，也上演了这幕，赤身裸体，在他的房间里，却不是和他，“我在心底大呼救命。为什么‘华约’组织不来制止这一幕！”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风气不同的是，民主德国的人并不羞于谈“性”。桑迪成了他抓不住的梦。
　　在民主德国一年，爱和性是最让佳杰思刻骨铭心的革命培训内容。虽然也观察到民主德国的环境污染比西德还要糟糕，东德的媒体非常封闭，新闻跟实际生活没有关系，东德领导人的地位跟一般人不同，有好车开、有专门的餐厅吃，甚至所谓的民主德国依然有种族歧视，对非洲同志态度恶劣，等此种种跟理想中的社会主义不一样，不过，一想到桑迪，脑中已别无他物。
　　一年时间不长不短，毕业时，“一百五十个东德团员中有七十五人怀孕，几个女团员将自己肚里的孩子美其名曰‘旅行纪念品’。”回到西德，佳杰思进入西德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活力》当记者，为革命做宣传，负责“国际大团结”和“情感与性爱”两个栏目。
　　前者让他可以到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解放了的第三世界国家采风，继续革命和冒险，后者足以让他邂逅艳遇。就如同上帝之手在为他指点迷津，这两个栏目的名字言简意赅概括了这名老愤青的前半生路径。
　　革命是请客吃饭，也记录青春和性。《活力》的“情感与性爱”栏目，让佳杰思逐渐成了“斯大林主义的米老鼠”的性爱教皇，“性方面的报道，很重要。”他说，“我们有政治目的，爱和性是年轻人很重要的方面，为吸纳更多年轻人革命，我们需要这方面的报道。”
　　佳杰思奔波于西德、东德，还去了越南、古巴、苏联采访国际团结和异域风情的性爱。国际团结是线，“性”是线上的珍珠，后者成了他观察革命时代的眼睛，让他重新获得对革命时代的理解。“东德人（性生活）比西德更厉害，因为他们不能随便购物，不能旅游，没有多少好玩的事情，而做爱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成本。”
　　他也感叹：苏联的性观念为什么比德国还保守？通过大量采访很多年轻人、大夫、妓女等各个阶层，他得出结论：性自由跟社会自由有关系，比如斯大林时代想控制每个人的生活，也想控制性方面，这个时期就特别保守。当然这只限于普通百姓，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就另当别论了。
　　“在苏联，权力说了算，而不是金钱。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奢侈品，即便有钱也无法出国旅行，除非你是国家干部。相对于这样的社会现状来说，安德烈身边的三个女人所取得的成绩足以让其他苏联女人艳羡不已：她们都已经爬到团中央干部的床上去了。安德烈享用着作为领导干部的特权，还享受者挑唆三个女人互相竞争的乐趣。和苏联的许多干部同志一样，他已经提前进入了发达共产主义阶段，即‘各取所需’的大同社会。”
　　
　　这里没有严肃的信仰
　　
　　众所周知，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轰然倒塌了，佳杰思的荒诞经历刚刚开始。正如文艺评论家周黎明所言，“比如在西班牙斗牛的时候，大家都往一个方向跑，忽然有几个人往相反的方向跑，这个人的动机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佳杰思不但往相反的方向跑，而且越跑越远。1990年，他迁居莫斯科，他依然想为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而奋斗，他相信戈尔巴乔夫所说，要建设一个新的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体验了一年俄罗斯民族不可理喻的生活方式，整天处在排队买牛奶、换伏特加的队列中，工作就是喝茶聊天，以记者身份陪同一位二十八岁的姑娘经历苏联头号“避孕”措施――人工流产，他发现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经济的步伐远远赶不上政治的变化。
　　接着也是众所周知，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解体。佳杰思作为德国RTL电视台《惊爆》节目驻俄罗斯兼职记者，亲历报道了同年那场“白宫”政变。苏联成了俄罗斯，革命不再时髦，不过佳杰思没有失落，没了“民族大团结”，他还可以报道“情感与性爱”呀。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性是改革的主题。
　　他从苏联来，在俄罗斯获得事业的发展，在《惊爆》节目里，他接连着报道了数个耸人听闻的性爱毒瘤案。一个是跨国色情人口贩卖，一个是“东德黑手党妓女”。前者让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卫士，后者是他人生中不幸的不幸，为了节目收视率的竞争，这个被主编冠上“东德黑手党妓女”头衔的女人就是佳杰思朝思暮想，寻找了近20年的完美女神桑迪。
　　天方夜谭如此真实地降临到佳杰思的身上，从没有这般切身体验到，联邦德国所谓的新闻自由，“血液+精液+眼泪（观众需要的是血腥、色情和廉价的煽情）、号称‘青春驻颜术’的节目报道理念，只是发泄私欲的工具，本已惨死他乡的桑迪雪上加霜、名誉扫地，他是难辞其咎的同党！佳杰思梦想通过“情感与性爱”改造世界、解放妇女的凌云壮志没有让这个世界往好的方向改变。他决定离开。
　　他一路向东，从西德到东德，东德倒了，去苏联。去的时候是苏联，离开的时候是俄罗斯。本以为他狂热追求的信仰一再土崩瓦解，他必定失落，可看起来，他的情绪并没有一落千丈。
　　“我虽然有些失望，但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不管是在东德，还是在苏联，我都跟国家的干部们聊天，他们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对现状不满，希望改革。所以我觉得等他们成为领导人，情况会发生变化。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幸好还有中国
　　
　　正如一路吃败仗只落下形单影只的骑兵，在荒漠里人困马乏，两眼如盲，心无所向，突然想起再往东，还有一个中国，就如同看见了绿洲，顿时精神抖擞，策马加鞭，恨不能瞬间飞往这个遥远的、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国度。人生就像旅行+冒险，心之所向，足之将至。
　　1997年是佳杰思第二次来中国。第一次是1986年作为第一个来中国的西德共产党代表。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中国那时比苏联和东德都要开放。那时的苏联还非常不信任外国人。即使他是阵营内的同志，采访时依然有人在旁边看着。但在中国，除了政府接待的时间之外，他一个人骑自行车转了北京城，还一个人到火车站买车票到承德。接着又去了上海和深圳。那时深圳刚刚开始办经济特区。
　　回去以后他写了一本有关中国改革旅行见闻的书，叫《苏醒的中国――我的旅行印象》。当时西德对于写中国的书都比较反对，佳杰思的书是第一本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书。他很赞成中国的改革。
　　第二次到中国，他有了发音像牙膏品牌的中文名字――佳杰思。他临时抱佛脚，应聘成功，成了贝塔斯曼旗下杂志集团古纳亚中国区的CEO，出版发行过好几种时尚杂志。更让他心旷神怡的是，他与上海本土的小资女辛迪发生了一段艳遇，对上海的风土人情有了如鱼得水般的了解。如果想知道一个长鼻子老外如何追求貌美的上海姑娘，如果想知道为何众多的上海姑娘觉得嫁给老外是种国际风尚潮流，那就看看佳杰思的书吧，大段大段“坦白从宽”地自我剖析呢。
　　“情感与性爱”在佳杰思的脑海里，依然是改革的主题，在自己新书和洪晃主编的《ILOOk世界都市》杂志改版的新闻发布会现场，他反问与他有类似红色经历的洪晃，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性方面的变化？
　　洪晃吃不准佳杰思竟给主持人的她来这一枪，含糊几句，估计这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很讲究地回答他，“对直接坦诚的性，我们还是有点腼腆；但受不受欢迎，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观看木子美、芙蓉姐姐，不然她们不可能成为话题。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习惯这种东西，但我们能不能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了。”
　　书中的CEO佳杰思最后被炒鱿鱼了，这是现实里佳杰思好几年前的真实生活。CEO之后，他回归了记者工作，成了德国《明星周刊》的驻华记者，他来到北京，为提高普通话，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英语角，因为问路，又认识了当时还是人大学生的妻子。
　　为体验一个真实和生动的中国，他长途跋涉到青海等多个偏远地区，沿途目睹城乡差异和贫富差距；在中国现代都市中，陪同同事，闹出在某地二奶街拉着每一个路过的女性问，“你是不是二奶”的笑话。
　　“拜生活所赐，我有幸以三种不同的角度，在西德、东德、俄罗斯和中国见证了共产主义这一20世纪的宏伟工程，单一思维永远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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