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力民　和“拼命三郎”在一起的日子】 拼命三郎

　　董力民 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市委组织部工作，1986年初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担任邓朴方秘书，1990年去往海南省政府办公厅任职，现为北京某公司董事长。
　　
　　1985年7月，青年作家张胜友、胡平在他们采写的纪实报告文学《邓朴方和他的伙伴们》中这样写道――“我们目睹了祖国的怀抱里有这样一群人，在饱经忧患之后，没有蜷缩进一角小小的天地，去抚摩伤痕，去浅吟低唱，去颐养天年，而是毅然决然为着中国千万残疾人能和健全人一样，过上一种符合人性的、美的生活，去不屈不挠地踏出一条路来……”
　　
　　
　　摄影/本刊记者 路斐斐
　　
　　1985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一年，还不到25岁的董力民从北京市委组织部调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担任邓朴方的秘书。按照他的话讲，外人以为他跟随这位颇有些特殊的首长出入各种重要场合，见识定然少不了，其实个中滋味只有他自己品尝。如今已经是北京一家企业老总的他回想起当年跟随邓朴方的日子，直言朴方就是“拼命三郎”，一年里不知疲倦地奔忙于各地，又是座谈又是讲话，而作为秘书的他自然也会多出一分辛劳。
　　
　　灵魂受洗老山行
　　
　　在董力民的老照片相册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老山前线拍摄的。1986年7月，他随同时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的邓朴方赴云南老山慰问解放军指战员及伤残军人。在回忆那段“人生财富”般的岁月时，他说，“那是一次灵魂受洗礼的人生体验。”
　　7月的一天早晨，一行人由昆明出发，驱车十几个小时，趟过崎岖不平的道路，翻越海拔2000多米的大黑山，次日又驱车近五六个小时才到达位于中越边境线的老山。完全可以想象一位从胸部“剑突”部位以下肢体全部瘫痪的重度残疾人，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驱车两天后的疲累。然而他不顾随时可能出现的战地险情，执意要求到主峰阵地看望指战员。面对部队首长的劝阻，邓朴方说：“战士们连死都不怕，难道我就因为一点危险不去看望他们吗？”执拗不过，部队只好就地制作了一个简易的滑竿，硬是把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抬上了主峰。在师医院慰问伤病员时，一位护士长见到朴方后泪流满面。她说自己万万没想到首长的儿子被迫害致残会这么重，还带着这么重的残疾来看他们！
　　滇南的天气变化莫测，本来好好的突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湍急的水流裹挟着泥土和碎石堆积在山区简易公路上，幸亏司机处理果断，才确保人员安全。众人惊魂未定时，邓朴方却趁着等待抢修路段的间隙，让同行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过来“聊天”。有这样一个问题，“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致残，现在完全有理由、也应该在家里好好地休息、康复。为什么还要出来做这个暂时不被人理解的残疾人工作呢？”朴方这样作答：“正因为我自己是残疾人，才更深刻体会到他们的痛苦和需要。尽管苦难重重，可如果不是我提出来，也总会有别人要提出来。我是个共产党员，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啊。”讲述这些的时候，董力民熄灭了手中一直燃着的香烟，偏头朝向窗外像是在自言自语。
　　随后，邓朴方又分别到云南各大医院看望正在进行康复、治疗的伤病员和老同志，挤出时间与云南省劳动模范、辅导百多名青年学生考入大学的优秀残疾教师黄自平，夺得国际大赛金牌的伤残军人武运虎等残疾人代表座谈。对于这些活动的报道，当地有家媒体用了这样的通栏标题：“邓朴方――把特别的爱，献给特别的人！”
　　
　　轮椅上的奔走者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创建伊始便面临诸多困难，人才奇缺就严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人们总以为，以邓朴方的身份，在中国办事情应该畅通无阻，其实并非如此，为了网罗天下英才，邓朴方是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来抓这项工作。
　　基金会成立伊始就创办的《三月风》杂志因为缺乏能干的专职编辑人员，最初曾经因为编委们轮流坐庄，在连续两期编发了王蒙撰写的《访苏日记》后，把后三分之一给漏掉了。邓朴方在得知时任《中国教育报》文艺部主任郭建模是一位精干内行的专门人才后，便多次找教育部副部长彭佩云软缠硬磨，还让人抬着轮椅到教育部四楼上去，最后把四个副部长、部长都找遍了，才如愿以偿。
　　最初邓朴方找到俞正声的时候，他本人由于极其热爱所从事的专业，十分干脆地回绝了。那时候他是电子工业部颇受重视的专业技术人才。但邓朴方并不灰心，他一直不停地给俞打电话，最后，俞正声被“逼”无奈，只好说“如果部里同意，我就来。”本来部里正在考虑提拔他，坚决不同意放人的。没想到第二天，部长的态度就发生重大转变，他通知俞正声：“你还是去帮他吧!”原来，就在部长当天赶回家时，邓朴方早已扶着他的轮椅在他家门口恭候多时。部长看到邓朴方坚定而诚恳的态度，他破例同意了邓朴方的请求。
　　
　　然而，物色专业人才只是其事业开始的第一步，在董力民的印象中，邓朴方还特别喜欢往地方基层跑。唐山之行、辽宁之行、四川之行、甘肃之行、山西之行、河南之行、新疆之行、江西之行……同样是日夜兼程的奔波，衔接紧凑的安排，不容喘息的节奏，分秒必争的调研。董力民说，“朴方深知残联是依靠行政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群众性基础极为薄弱。许多残疾人说起来都说你们残联，而不是我们残联，直到有了麻烦事情才找你申冤，不把残联看成是自己的组织，所以朴方非常忧心。为了补救这个先天的不足，朴方每会必讲，年年都强调这个问题。那些年，朴方每天工作都在l0小时以上，他所乘坐的轮椅经常出现在机关、事业团体及残疾人家庭。”另外，邓朴方还拖着残疾之躯，往来奔波于全国20多个省市，每到一地，他都要向当地干部和群众宣传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残疾朋友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鼓励他们自强自立。
　　董力民喜欢把自己在那段时间的工作划分为两段，分界点为中国残联的成立。前后的工作状态一样的忙碌，只是后一段要更为规范些，因为那时候各部门分工更明晰了。1988年3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中国聋人哑人协会以及联合国残疾人十年中国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共同组建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简称中国残联）。邓朴方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团首届主席和执行理事会理事长。那一年，为了表彰他对残疾人事业所作的贡献，联合国秘书长授予邓朴方“特别奖”。
　　1990年，董力民提出想去往海南工作，邓朴方爽快地成人之美，尽管他内心里还是希望身边的人能跟随得长久一些。话别时，他郑重声明，他不会给任何人写推荐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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