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轻轻地来|轻轻的我走了爆笑改编

　　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二十多年中，残疾人作家从精神文化的层面上更深刻地折射着社会大文明下人的嬗变。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文字里，有着时代最珍贵的手记。 　　 　　
　　史铁生，著名作家，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会长。1951年生于北京。1972年双腿瘫痪 ，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1983年加入中国作协。其作品多次获奖。《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我与地坛》《病隙碎笔》等作品在社会上引起了经久不衰的反响。
　　
　　大多数残疾人作家曾经是健全人。忽然有一天，世界对他们变得不方便起来，世间坏的东西被放大，好的东西变遥远。暴躁，绝望，孤独，痛苦一齐像山一样压过来。精神的力量让他们在与苦难的较量中完成着生命的升华。他们身上更多体现了自我追寻的价值。
　　两根塑胶管连接史铁生的手臂和透析机，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3次，每次4个半小时。三天透析，三天写作，平常人的七天于他只有四天上午是可以工作的，或者读书，或者写作。
　　有人问他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却呵呵笑了起来。曾经有评论家说“史铁生是最爱笑的作家”。
　　他几乎不参加活动，不接受访问，爱人最理解他：“他很忙，要做的事情很多，只能选最值得做的去做。”
　　
　　不知死，安知生
　　
　　史铁生是双腿瘫痪之后开始写作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响应号召由北京赴陕西务农，积劳导致下肢瘫痪。
　　若不是突如其来的厄运，他在“最为狂妄的年龄”一定不需要苦苦寻找活着的理由。为自己找，然后为别人找。没有人能告诉他关于命运的事。他漫长的思考“死”的问题。关于精神与肉体，信仰与价值……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1987年，香港有《英雄本色》《倩女幽魂》，大陆有《红高梁》《孩子王》，史铁生有《死神与少女》：一位身患绝症的老人和一位想要自杀的截肢少女在这部新颖的“诗电影”里探讨死亡，并最终同时打败了心理上的死神。
　　故事是史铁生自身心理历程的投射。“我的迷途可能从我坐上轮椅就开始了”。
　　21岁双腿瘫痪的时候，史铁生可是没发现什么生命的诱惑。那时候，他整天用目光在病房的天花板上写两个字，一个是肿瘤的“瘤”(因为大夫说，要是肿瘤就比较好办，否则就得准备以轮椅代步了)，另一个字是“死”。 “我祈祷把这两个字写到千遍万遍或许就能成真，不管是肿瘤还是死，都好。”到后来，现实是越来越不像肿瘤了，那时他就只写一个字了: “死”。每天夜里醒来，都想，就这么死了多好!每天早晨醒来，都很沮丧，心说我怎么又活过来了? “我所以没有去死，是死期的缓期执行，是什么使我要缓期执行呢?是亲情和友情，是爱。”
　　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史铁生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近年又患上了尿毒症，有记者曾问他对他的病是什么态度?他想了半天最后说:是敬重。把它看作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你的锤炼。命运从来如此，有些事让我们猝不及防，有些事我们甚至一时拿它没办法，但我们可以选择对待它的态度，那就是镇静，听从指挥。”对困境先要对它说“是”，接纳它，然后试试跟它周旋，输了也是赢。困境不可能没有，艰难不可能彻底消灭，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沟通，宣泄与倾听，却可能使人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态度，或说达到一种新境界。
　　
　　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
　　
　　“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有的评论家把史铁生的写作分成几个段，1985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人的缺陷。
　　史铁生是第一个超越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而上升到人的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并在全社会造成极大影响的人。
　　“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史铁生一直相信，文学的根本，是为了拓展人的精神，是要为灵魂寻找一个美好的方向。” 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
　　他说：“残疾与写作是天生有缘的。因为，正是生活或生命的困境，使写作行为诞生。写作，说到底，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对生命困境的思索，也是人们在困境中自励，并相互携手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人人都不是完美的，而残疾，正是对人的残缺的夸张与强调。因而残疾人的渴望写作，是容易理解的，是应该得到支持的。” 当我们看到人类整体面对着共同的困境，我们就有了人类意识，就以人道主义、自由平等博爱为崇高的理想了，厌弃了人际的争斗、强权与种种人为的束缚。
　　
　　铁肩担道义
　　
　　据统计，目前已加入全国市级以上作家协会的残疾人共有319人。除少数专业作家外，他们生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们不是荷马、塞万提斯、奥斯特洛夫斯基……，但谁说他们不是有着同样的命运和追求呢？
　　2004年12月2日，第13个国际残疾人日前夕，北京国谊宾馆，来自全国的70多名胸前戴花的残疾人作家代表在百感交集地等待中国残疾人作家联谊会的正式成立。
　　酝酿了十几年的想法终于得以实现，作为成立联谊会的最早倡议者之一的邓朴方，发言时十分动情：“看见大家我都觉得很亲热，有时候竟说不出话来……我知道大家都很拼，都拼得很厉害，但身体还得保重，我们要多活两年。咱们虽然残疾了，但身体状况稍微好的情况下，多活两年，多看看这个世界，多看看国家的发展，多看看人的生命，多看看我们自己的人生，我想也许我们能够多写点好的作品……”
　　对于生命与写作的矛盾，史铁生有着逆向的消解：“我只知道，假如没有死的催促和提示，我们准会疲疲塌塌地活得没了兴致没了胃口，生活会像七个永远唱下去的样板戏那样让人失却了新奇感。” “作为残疾人，应该想到即便健全人也各有各的苦恼，我们也不见得比他们困难。”
　　作为被联谊会推选出来的首届会长，史铁生的作品感动、启示过无数的人，有着榜样一样的感召力，他说：“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的。在一切公认的真实之外仍有着无限的未知和可能，而那最是文学要去探问和有所作为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我不敢说对科学都意味着什么，对于文学，我想就在被有意和无意所遮蔽的人的内心。表现和探讨人的一切处境，一切情感和情绪，是文学的正当作为。”
　　“人的根本标志是精神，极好的人道主义是这样的：不仅关怀人的肉体，更尊重和倡导人的精神自由实现。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你要看过程，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以享隆重与壮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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