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修昔底德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提出，主要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过程中，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经济长期徘徊不前，陷入发展困境。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主要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后，人均GDP成功跨越1000美元，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行列，但这些国家至今未能迈入高收入门槛，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代表。相反，日本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只用了19年(1966―1985年)，韩国仅用18年(1977―1995年)就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日、韩跨越“陷阱”的成功经验
　　一、及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80年代，实现了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适时转换升级，完成了由“贸易立国”到“技术立国”的转变，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经济基础。50年代，纤维是日本最主要的出口产品。70―80年代，机械行业在出口中占比大幅上升，其中汽车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带动了钢铁、石化等重工业和化工业的快速发展，机械电子工业逐步成为日本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第一次石油危机加快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70年代，日本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最大的是通用机械和精密仪器，80年代贡献最大的是半导体和电力设备。从1980年开始，日本产业结构再次转向以最终消费为主，在政府推动下，以文化创意为发展方向的第三产业比重迅速提升，服务业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韩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1965―1980年，韩国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9.6%，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被称为“汉江奇迹”。但是，1978年爆发的第二次能源危机对韩国形成较大冲击，韩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在此背景下，韩国主动求变，通过实施“科技立国”战略，逐渐改造出口导向型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最终完成了从轻工业向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的转型，并继续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80―1988年，韩国GDP年均增长高达9.9%，人均GDP也由1980年的1678美元增加到3366美元。
　　日、韩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均把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作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突破口，投资率不断下降，消费率不断上升。1970―2002年，韩国投资率从高于40%下降到30%，而消费率从25%左右上升到65%以上，形成了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
　　二、实施“科技立国”战略，提升产业竞争能力
　　20世纪70年代，“加工贸易立国”已经无法满足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80年代日本确立了“技术立国”战略，并把它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基本国策。90年代，在“拿来主义”、促进技术进步基础上，日本更加重视基础性和开拓型研究，进行自主技术创新，并制定“科学技术基本法”，进一步提出“技术创造立国”战略。此后又发展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从而迅速实现了科学技术的赶超。
　　1982年，韩国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其目标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产业。1986年，韩国政府制定《面向21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长期计划》，颁布《提高产业技术五年计划(1989―1993年)》，明确提出技术开发的主体由政府转向企业。90年代后，韩国政府为减轻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技立国”战略，重视发展本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科研投入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态势并于2007年达到占GDP的3.47%，超过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名列世界前列。“科技立国”战略及具体计划的实施使韩国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实现了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的转换。目前，日本和韩国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70%。
　　三、重视合理分配收入，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1960年，日本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全面提高社会各阶层工资收入，计划10年将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一倍，而仅仅经过7年的努力，就实现了国民收入翻番。二战后不久，日本为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农地改革，废除地主制，佃耕农成为自耕农，取消了高达50―70%的地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韩国于1971年启动“新社区运动”，大幅增加农户收入。1973―1978年，大约一半的政府投资通过“新社区运动”分配到农村地区，显著增加了农户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
　　日、韩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均吸取了欧美福利制度的经验，建立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20世纪60年代，日本建立了包括年金、医疗、雇佣、劳灾和看护五项社会保险制度。80年代起又重点实施收入、医疗、教育、居住四项基本保障计划。在80年代的泡沫经济尚未到来前，日本基本完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并积聚了足以抗衡后来出现的更严重、更长时间的经济衰退的力量。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政府把发展经济和建设福利国家定为目标，并制定了十几个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到2002年，四大社会保险均实现了覆盖全体国民或全体劳动者。
　　
　　拉美及东南亚国家落入“陷阱”的主要教训
　　 一、发展模式未能及时转型甚至出现路径选择错误，经济长期低迷，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
　　二战后，拉美国家普遍推行“进口替代”发展模式。但是，这一模式在长期实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和过度的国家保护主义等弊端。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些弊端开始显现，但拉美国家没有及时进行调整。70年代初，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为继续维持这一模式，纷纷走上“负债增长”之路，再次贻误了调整转型时机。70年代后期，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上扬，美国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墨西哥终因无力偿还外债于1982年首先爆发债务危机并波及地区其他国家。此后，拉美国家纷纷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经济转型大约延迟了35―40年。但是，此次转型不仅没有给拉美带来经济发展，反而使拉美经济陷入长期低迷，是一次错误的路径选择。20世纪80年代，拉美年均GDP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1.1%、-0.9%，成为“失去的十年”；90年代分别为3.2%、1.4%，成为“有增长、无发展的十年”；1998―2003年分别为1.4%、-0.1%，成为“失去的六年”。
　　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吸引外资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依靠低成本的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但是90年代初，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未能对这一模式进行调整，既有的优势逐渐丧失，在低端市场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在中高端市场又难以与高收入国家抗衡，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菲律宾1980年人均GDP为671美元，2006年为1123美元。泰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中等收入行列，时隔30年后人均GDP仍只有4100美元。
　　二、金融体系脆弱，危机频仍，实体经济受到拖累，经济增长大幅下滑
　　1974―2003年，拉美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平均数量和复发次数几乎是其他地区的3倍，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频仍，经济犹如“方形轮子”，走走停停，起伏不定。金融危机不仅对短期宏观经济变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影响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导致次年GDP总值较上年下降6.9%，通膨率达52％，本币贬值超过126％，全年外流资金总额高达600亿美元。2001年阿根廷经济危机造成次年GDP总值较上年下降11%，较1998年下降28%；人均实际收入下降21%，人均GDP由20世纪90年代末的8000多美元下降至2000多美元；通膨率上升至41%，贫困率上升至57.5%。
　　1997年东南亚爆发严重金融危机，汇市和股市剧烈动荡，资本大量抽逃，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相比，各国本币贬值在10―70％之间，其中泰铢和印尼盾跌幅分别达39％和72％，股市缩水三分之一以上；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危机发生一年后，泰国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超过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在危机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和1998年的-7.5％。
　　三、对外依赖严重，科研投入不足，经济自主发展能力不强
　　长期以来，拉美一直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经济结构单一，对外依赖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特别是9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拉美对外资和外部市场的依赖更加严重。不论是拉美还是东南亚，由于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各国自主发展能力不强。从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来看，2003年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仅分别为0.61％和0.41％；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马来西亚和阿根廷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分别只有0.42人和1.1人；从劳动力素质来看，2007年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仅为20.3％和29.5％。作为工业部门的主体，1980―1990年拉美制造业年均增长率仅为0.11％，丧失了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90年代，在拉美500强企业中，外国企业由142家增加到200家。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时期，出口部门多半采取外国跨国公司投资并进口原材料、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加工、装配，然后再出口到国际市场的生产方式。由于过分依赖外国资本、技术和市场，没有有效带动本国工业发展，未能形成本国独立的工业体系。
　　四、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收入分配不公，社会两极分化并长期动荡不安
　　拉美国家在战后数十年内一味强调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深信所谓的“滴漏效应”，结果出现“有增长，无发展”及“增长性贫困”等问题。20世纪70―9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国都将实现经济增长放在头等地位，社会发展滞后。其中，马、泰、印尼三国用于住房、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占政府总开支的比例平均为4.3％，明显低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16.2％；人类发展指标排名也均落后其人均GDP排名。
　　拉美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却是世界上贫富悬殊最大的地区。20世纪90年代，拉美20％最低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4.5％，而20％最高收入者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2.9％。2008年，20％最富有家庭与20％最贫困家庭的人均家庭收入相差为20倍；地区贫困率由1980年的40.5％升至2002年的44.0％，贫困人口由1.35亿增加到2.14亿；基尼系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0.5上下高位徘徊，个别国家甚至一度超过0.6。1990年，印尼20％的富人占有40％的国民收入，而占40％的穷人只占国民收入的21.3％；1986年，泰国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占有55.6％的国民总收入，而占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只占国民总收入的4.5％。
　　社会贫富分化造成一些国家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仍。1994年1月1日，墨西哥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在恰帕斯州发动武装暴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巴西“无地农民运动”数十年来活动频繁。80年代以来，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国多位总统在民众抗议声中下台。2001年经济危机期间，阿根廷在16天内先后更换了五位临时总统。
　　五、民主乱象丛生，政府效率低下，腐败问题蔓延
　　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起，拉美军政府陆续“还政于民”，逐步恢复多党制和代议制民主。由于三权分立，朝野政党往往置国家和民众利益于不顾，你争我斗，相互掣肘。另外，政党政治的选举功能被过度放大。从表面上看，拉美逐渐成为“一片民主的大陆”，但实际上各国政府的作用被削弱，政府决策力和执行力不断弱化，难以发挥调控宏观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公正、消除贫困和改善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无力推行深层次的体制性变革。90年代以来，由于传统政党治国无方，拉美新兴政党异军突起，“强人政治”颇受青睐，军事政变时有发生，军人干政现象再现。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族群势力、党派之间斗争激烈，议会成了派系斗争、相互扯皮的主要场所。
　　同时，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腐败丑闻不断，多位总统因腐败问题遭弹劾或锒铛入狱。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拉美一些政府官员趁机与国际资本暗箱操作，中饱私囊，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据“透明国际”2010年公布的全球国家清廉指数排名，在被统计的26个拉美国家中，只有6个国家的清廉指数在5以上，而20个国家在5以下。
　　（责任编辑：刘娟娟）

相关热词搜索：陷阱 教训 应对 国外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与教训 中等收入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