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群体思维”】美国外交决策过程

　　什么是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Groupthink）是公共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是公共决策研究文献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它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即群体对于从众的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得不出客观的评价。[1]群体思维是伤害许多群体的一种疾病，它会严重损害群体绩效。也就是说：在群体就某一问题或事宜的提议发表意见时，有时会长时间处于集体沉默状态，没有人发表不同见解，人们会一致通过。通常是组织内那些拥有权威，说话自信，喜欢发表意见的主要成员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但其实大多数人并不赞成这一提议。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群体成员感受到权威或群体规范要求共识的压力，不愿表达不同见解。这时个体的思辨及道德判断力都会受到影响而下降。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群体决策往往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可能导致失败的决策。当一个组织过分注重整体性，而不能持一种批评的态度来评价其决策及假设，这种情况就会发生。
　　最早提出群体思维理论的是耶鲁大学的厄文• 简尼斯(Irving Janis) 教授，他通过对1961年美国操纵古巴流亡者入侵古巴决策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中这种特殊现象，随后又分别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的扩展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将这些假设综合后称之为“群体思维”。[2]之后，简尼斯用群体思维概念解释了一些美国历史上高层政治和军事决策的失败事件，例如20世纪60年代的越南战争、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伊朗门事件等。显而易见，这种分析方法为外交政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群体思维现象在
　　外交决策中的表现
　　对于群体思维现象在外交决策中的表现，这里必须要提到美国政治科学家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Allison），他对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提出了三种模式――理性行为模式、组织过程模式和政府政治过程模式。[3]事实上，许多公共决策，特别是重要的外交决策过程都是由最高领导层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出的，这种决策环境常常会产生一种压抑或限制小组成员的氛围，使决策群体不能对决策环境进行客观的分析，导致错误决策的产生和最终失败。这里以20世纪60年代美国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为个案对群体思维现象作为案例分析。
　　艾森豪威尔政府后期，美国召集了一批古巴流亡者，把他们集中到危地马拉进行训练，计划把他们派回古巴推翻卡斯特罗政府。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上台后也同意了这个决定，于是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 1400名古巴流亡分子于1961年4月17日在古巴的猪湾(吉隆滩)秘密登陆，其结果是行动惨遭失败，也给肯尼迪的执政蒙上了阴影。那么，作为外交决策中“精英中的精英”的肯尼迪政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决定呢?简尼斯认为，这是肯尼迪政府决策群体的一系列错误判断导致的最终失败，这些失误包括：第一，行动计划的保密工作出现纰漏。美国在迈阿密征召古巴流亡分子的细节和在危地马拉进行训练的“秘密”，在行动之前已经有媒体进行了报道。第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美国军方认为古巴的空军落后，其B- 26轰炸机足以摧毁古巴的军用飞机。但事实上，B- 26是一战期间使用的轰炸机，能力有限，出动了一次就陷入了混乱，此后的轰炸被迫取消。第三，轻敌思想。决策小组认为古巴军队不堪一击，只需一小队人就可以在古巴海滩上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堡垒。结果是，古巴军队的反应迅速有力，两万名装备精良的古巴军队在入侵者登陆的第二天就包围了他们。第四，对形势判断错误。美国认为这次入侵会引起古巴地下反政府组织的起义，并将成为这次入侵的有力支持。实际上一年前古巴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古巴人支持卡斯特罗政权。第五，对地理环境未做出深入考察。决策小组原计划，如果这次军事行动未能成功，行动者可以撤退到一个名叫艾斯堪布雷的山上，以便化整为零地对卡斯特罗政权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但行动失败后肯尼迪的外交决策小组才明白，入侵地点从最初的特立尼达小镇改变到猪湾（Pig Bay）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艾斯堪布雷山距猪湾80多英里，中间是地形复杂的沼泽和热带丛林。但是在集团决策的过程中，却没有一个成员查看一下古巴地图，以便搞清楚那里的地理环境。
　　事后，决策小组的成员经过反思总结出导致错误决策产生的原因如下：第一，当时肯尼迪政府主要从政治方面考虑这一问题，即这件事将考验民主党政府是否和前共和党政府一样，愿意帮助古巴流亡者反对古巴的共产主义政权。第二，新政府沿袭了旧官僚体制。入侵古巴的决定是在肯尼迪政府成立之初做出的，政府成员之间还不十分熟悉。第三，决策集团意志非常坚定、明确，可以说“团结到把专家排斥在外的程度”，[4]因此参与决策的成员居然没有一位熟悉古巴地理的专家。第四，决策小组的成员认为自己的“直率坦言”会威胁个人的声誉、地位以及政治影响，不敢反对这一政策。
　　针对以上四种所谓的解释，简尼斯以政治科学家的视角冷静、客观地探讨了此次导致肯尼迪政府决策失败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群体思维”的概念：“任何一个内聚的小组都会下意识地产生一些共同的幻觉，以及用干预批评性思考和经得起考验的规范等方式来保持一种‘集体精神’(esprit de corps)。换言之，政策制定群体对内部团结的追求超过对合理政策结果的追求，因为群体成员都担心小组的分裂或害怕自己被看成与其他小组成员格格不入，所以每个成员不愿意、或不敢提出不同意见，以至于团体成员不能对客观现实进行充分的估计。一旦形成这种气氛，决策小组就不能对应当考虑的各种政策选择进行通盘考虑，最终导致不科学的外交政策及其实施行动的失败。”[5]对此，简尼斯还指出了群体思维的主要表现：
　　 第一，无懈可击的错觉。群体对自身过于自信和盲目的乐观, 认为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危险。这种过分的乐观使群体看不到外来的警告, 意识不到当前决策的危险性。
　　第二，行为的合理化。群体通过集体将已经做出的决策合理化, 忽视外来的挑战。一旦群体做出了某种决策后, 更多的是把时间花在如何论证决策的合理化, 而不是对它们进行重新审视和评估。
　　第三，对群体外成员(对手)看法的刻板化。群体成员一旦卷入群体思维, 就会有主观倾向性地认为，任何反对他们的人或者群体都是不屑与之争论的, 或者认为这些人或者群体过于软弱、愚蠢、不能够保护自己, 而群体既定的方案则无疑会获胜。
　　第四，对群体的道德深信不疑。即相信群体所做出的决策是正义的, 不存在伦理道德问题, 不理会从道德上提出的挑战。
　　第五，从众压力。群体不欣赏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于怀疑群体立场和计划的人, 群体总是处于随时反击的准备之中, 而且常常不是以证据来反驳, 取而代之的是冷嘲热讽。为了获得群体的认可, 多数人在面对这种嘲弄时会变得失去主见而选择与群体保持一致。
　　第六，自我压抑。由于不同的意见会显示出与群体的不一致, 破坏群体的统一, 因而群体成员会避免提出与群体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压抑自己对决策的疑惑, 甚至怀疑自己的担忧是否多余。
　　第七，思想警卫。思想警卫(mind guards)的说法是相对于身体安全警卫提出的。群体决策一旦形成后, 某些成员会有意扣留或者隐藏那些不利于群体决策的信息和资料, 或者是限制成员提出不同的意见, 以此来保护决策的合法性和影响力。
　　
　　对群体思维的利与
　　弊及防范分析
　　简尼斯在完成对美国入侵古巴的决策研究后，又以同样的视角对美国外交史上其他重大决策进行了研究。他发现美国从入侵猪湾到干涉朝鲜战争、从二战中珍珠港遭偷袭到越战等等，所有这些外交上的失策都是由于群体思维作祟。有些外交决策是成功的，如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战后在欧洲实行马歇尔计划等，简尼斯认为这些事件的成功就在于政策的制定者很好地克服了群体思维综合症的影响。但是，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事例，如尼克松试图掩盖“水门事件”失败、1980年卡特政府营救伊朗人质行动夭折，以及1981年里根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的失败等，这些失败的共同之处在于，其决策过程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上群体思维的症状。其所导致的最终后果是：决策小组没能全面研究决策目标；没能考察既定选择的冒险性;对信息资料的研究不充分；对既有资料处理时带有选择性偏见;不评价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不制定其他备用方案等。
　　但是，群体思维并非决策失败的充要条件。换句话说，群体思维并不一定都会造成外交政策的失败，而大多数失败也并不都是由于群体思维所造成的。人们所熟悉的官僚政治更容易造成外交政策的非理性；具有一定权威的领导人单独做出的决策也可能会导致外交政策的失败；决策群体以外的政策落实者对政策落实不力，或者其他预想不到的偶然事件，运气不佳等，都可能造成决策的最终失败。
　　总之，群体思维的存在往往有一系列前提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小组的内聚程度(cohesiveness)。另外两个条件包括决策小组与外界的隔绝程度，以及是否具有不偏不倚的领导传统等。前者会导致成员不能从其他部门获取其他专业性的意见；后者则会导致决策小组的领导人用自己的威望、权力来影响决策小组其他成员的政策选择。此外，在程序方面，如果小组在决策时缺乏方法和程序上的规范。那么独立、批评性的思考被群体思维所取代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导致对小组以外的人采取非理性和非人道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6]
　　当然，群体思维决非美国所特有的现象。简尼斯指出，从古罗马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到文艺复兴后的欧洲，再到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其中有关群体思维影响外交决策的事例和个案普遍存在。
　　简尼斯认为群体思维并非不可避免，可以采取以下的预防措施：1.决策小组的领导应该鼓励小组成员重视并提出不同意见，并敢于质疑现有决策；2.最高领导不应当在最初就表明自己的喜好和愿望，而应采取客观公平的态度，否则会限制群体成员对这个问题提出批评性意见，使群体很可能把这种方案作为最终的选择方案；3.决策小组应当就一个政策设立几个独立的政策计划和评估小组，每一个小组都应在不同负责人的带领下进行独立思考；4.决策小组成员应该时常与小组内同事共同讨论小组意见，然后把综合意见向小组汇报；5.邀请决策小组的局外专家或者交叉机构参加会议，鼓励他们对小组意见提出挑战；6.在决策过程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成员充当敌人的辩护者的角色；7.应该花费足够多的时间探讨对手发出的所有警告性信号；8.在政策决定后，决策小组应当再次召开“纠错”会议，对整个问题思考再三等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者还是外交决策者，掌握群体思维这一模式都十分重要。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两个人群拓宽视野，增加研究外交决策的视角；尤其对于后者而言，了解这一模式，特别是明确其主要表现和预防措施后，可以避免集体思维对公共决策过程的消极影响，从而增加决策的科学化，避免决策失误。
　　（作者单位：河南洛阳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徐海娜）
　　
　　[1] Irving L. Janis Victims of Group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2, p. 11.
　　[2] Irving L. Janis Victims of Group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2, p.20.
　　[3] 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Little, Brown, 1971, p. 14.
　　[4] Clark McCauley "The Nature of Social Influence in Groupthink: Compliance and Internaliz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 57-2 (1989). pp. 250-260.
　　[5] Irving L. Janis Victims of Groupthink.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2, p. 11.
　　[6] Whyte, G. (1989). Groupthink reconsidered.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4, No. 1 (Jan., 1989), pp. 40-56.
　　
　　

相关热词搜索：美国 外交 群体 论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群体思维” 群体思维的利与弊 群体思维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