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重大战略思想【我所经历的党的对外联络工作的战略思想变化】

　　 1982年4月，我调到中联部工作，任副部长。乔石部长于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83年6月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于7月任命我为中联部部长。1985年12月，我调去人民日报社，中央任命朱良同志任中联部部长。在中联部即将迎来建部60周年之际，我谨就在中联部工作将近四年中所经历的党在对外联络工作战略思想上的变化作些粗浅的回顾。
　　
　　 从起步到党的“十二大”： 对外联络工作的“拨乱反正”
　　 党在对外联络工作上的“拨乱反正”，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就已开始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探索、推广，逐步打开了新局面。1977年，我党中央作出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关系的决定。1978年，开始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政党进行党际交往。1979年，中央批准了中联部为所谓“三和一少”问题平反的请示报告。1980年4月，作为老的共产党（老党）在大论战中被我党批为“修正主义”，而实际上在其本国有较大影响和群众基础，并愿意与我党交往的意大利共产党，其总书记贝林格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恢复与发展两党关系。邓小平在会见贝林格时表示，“过去的一切一风吹”，“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同一年，我党开始调整对东南亚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对社会党，改变了不能与之进行党际交往的观念和做法。1981年2月，法国社会党代表团由其原任第一书记密特朗（当时正在竞选法国总统）率领访问中国。1982年，我党同社会党国际也开始有些接触。
　　 我党在“拨乱反正”中跨出这么大的步伐，首先是基于对“战争与革命”问题的评估。当时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公之于世的正式文件是：在1982年9月1日开幕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胡耀邦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并经大会决定批准的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十二大”报告说：“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报告还明确宣布：“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而“十一大”报告则以“战争与革命”为国际形势的主题：“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制度不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绝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
　　 “十二大”报告提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的头等大事。”接着又指出：“第三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任务首先是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积极发展民族经济，以经济独立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独立。”这不但突出了“发展”这个主题，而且实际上对过去认为在苏联“十月革命”后，世界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只有由无产阶级领导，并为下一步走向社会主义扫清道路的观念有所调整。
　　 关于党的对外关系，“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这一段话，列入了同年9月6日“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总纲。接着，“十二大”报告在提到“本着上述原则，我们党同世界上许多共产党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后说，“我们也期望同更多的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这种联系”。
　　 以上这些，就从根本原则上肯定了对外联络工作已采取的拨乱反正措施，对“十一大”报告所说的“我们要加强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把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作出了根本性的改变。
　　
　　 1983年6月：中央批转中联部报告
　　 中联部认真学习了“十二大”文件，并结合几年来“拨乱反正”的实践，于1983年5月31日向中央报送了《进一步开创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新局面的基本设想》的报告（本文简称“报告”），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办公厅于6月15日将“报告”转发给党政军群机关省部级及以上干部。
　　 “报告”回顾了上述可称为“初步打开局面”历程后，认为当前世界上除个别国家外，不存在无产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国际共运的基本形势是“在克服困难、总结历史经验中探索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前进与发展的主要标志是，越来越多的党注意独立思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领导党”、“领导中心”和“统一模式”，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结合，探索适合本国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调整国内外政策。多种多样的共产党、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流派相互影响和比较，各党之间以不同形式自愿往来，长期联系。“报告”认为，我党“十二大”所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不仅反映了许多共产党的共同要求，也是一百多年来国际共运基本经验教训的总结。
　　 “报告”提出：“我党对外联络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本着独立自主的方针，继续扩大联系，进行广泛接触，除个别情况外，同世界上所有愿意和可能与我党来往的共产党、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他进步政党和组织建立联系；继续支持国际共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张独立自主的力量，支持世界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中的进步力量，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事业向前发展，并为中国四化建设争取尽可能长的国际和平环境。”
　　 “报告”同时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着重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现状及发展趋向的调查研究；二是对一些重要共产党的战略动向、与我关系的变化及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基本情况的调查研究；三是对涉及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中政策和理论问题的研究、阐述与宣传。在这方面，很值得回忆的是胡耀邦同志1984年先后两次在欢迎来访客人宴会上发表的讲话。
　　
　　 1984年：胡耀邦两篇讲话的重要影响
　　 1984年，中联部建议胡耀邦总书记在欢迎外宾的场合，就我党和国家对外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发表讲话。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批准。胡耀邦对此非常重视。
　　 1984年5月中下旬，中联部为胡耀邦起草了先后在接待应邀来访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马尔科维奇和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兼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的欢迎宴会上分别发表的两篇讲话，比较充分地阐述了我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我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及我对党际关系所持的四项原则。这两篇讲话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对外对内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在欢迎马尔科维奇的宴会上所作题为《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实质》的演讲中，胡耀邦用“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铁托同志点燃了不结盟的火炬，为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壮大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这句话表示高度评价和坚决支持不结盟运动以及南斯拉夫的不结盟政策后，接着说：“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种对外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概括地说，独立自主就是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这是我们总结过去几十年经验得出的结论，是受到全国人民支持的长期决策。
　　 “同样，中国在不断加强与第三世界和其他友好国家团结合作、信守自己承诺的国际义务的同时，也不谋求同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第三世界国家结盟。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我们特别注意要像珍视自己的独立自主一样，充分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权利。”
　　 这一番话，对于现场的南斯拉夫客人的鼓舞和激励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它在深层次上的涵义，是改变了1973年毛主席在同基辛格谈话时提出的“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土耳其、欧洲”，即后来被人称为“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战略；也使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意图有更加明确的了解。
　　 在阐述党际关系中“独立自主”的原则中，针对“既然各国共产党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为什么还要强调相互间的独立自主呢？”这样一个问题，胡耀邦引用了恩格斯的话，并结合国际共运的历史经验加以阐述：“没有各国党的独立自主，也就无所谓国际主义。终身为无产阶级国际联合而进行了最长久的斗争的恩格斯，早就说过，‘国际联合只能存在于国家之间，因而这些国家的存在、它们在内部事务上的自主和独立也就包括在国际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之中。’他还说，‘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国际合作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而一百多年来国际共运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恩格斯关于国际主义的论断是多么具有远见，多么富有智慧，多么不能怀疑和背离啊！事实证明，那种把独立自主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立起来，借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来剥夺其他党的独立自主权利，约束它们的行动，并使之服从于某个党的对外政策，恰恰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违背了国际主义的真谛，因而必须坚决地彻底地加以摒弃。”可以说，这一番话，在当时条件下，对于推动各国共产党的党际关系健康发展，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讲话在评价我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历史经验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党为实现和维护党与党关系的正确原则，为反对在国际共运中称王称霸的现象，进行了坚决的和正确的斗争。但是，让我们在这里公开承认，过去我们在处理与别国党的关系方面也有过缺点和错误，特别是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对某些党曾经造成不利的后果。我们已经认真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在前述党与党的关系中四项基本准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各国党的友好关系。”这里所讲的“片面地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来论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是邓小平在1983年与外国党客人内部谈话中做的表示，现在通过胡耀邦的讲话公诸报端，显示了我党开诚布公对待历史的高姿态。
　　 在欢迎勃兰特的宴会上所作题为《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演讲中，胡耀邦说：“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
　　 “近几年来，我们党和我国政府不止一次地郑重申明，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我们抱有信心：尽管由于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只要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这一番话，表明我党对时代的基本估计已经从“战争引起革命，或者革命制止战争”转变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上了。
　　 关于第三世界，胡耀邦指出：“第三世界在战后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是我们时代极为重要的事件，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强大因素。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与第三世界共命运，同呼吸。中国把维护第三世界国家的权益作为自己的国际义务，坚决支持它们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我们支持南北对话，愿意积极参加南南合作。我们认为，如果发达国家能够尊重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主权，采取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经济贸易政策，那将有助于缓解世界贫富悬殊和南北冲突，从而有益于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发达国家的一切有远见卓识的人士已经看到，这种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最终对自己国家也将是有利的。”
　　 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胡耀邦强调：“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先生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和合作。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结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勃兰特主席先生曾经说过：‘和平应超越意识形态’。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和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
　　 这样，我党提出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就从“十二大”所提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扩大应用到与社会民主党类型各党关系的领域，而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为前提。这一重要的表态，不仅在现场给勃兰特“很大的鼓舞”，而且为我党进一步扩大同其他各种类型愿与我友好交往的政党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我们在协助耀邦同志设计和起草这两篇讲话过程中，很多重要思想是他亲自提出的。他在阐述主题时十分注意结合实际和充分说理，力求避免空话套话，并且带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因而富有说服力。同时看到，讲话发表后，我们与不少老党和社会党系统各政党的关系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举几个较重要的互访为例:1984年6月，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格莱西亚斯访华，同年12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三十大请我党派代表参加，其间西共主席伊巴露丽会见我代表；瑞士劳动党总书记马尼安6月访华；葡萄牙共产党6月下旬邀我访葡；伊拉克阿拉伯复兴社会党6月底至7月初邀我党代表访问伊拉克；1985年8月底至9月初，日本社会党书记长田边诚偕副书记长曾我佑次率团访华。这些访问都取得较圆满的结果。这当然是与过去长期工作积累的基础分不开，但显然也与这两篇讲话中我方宣示的对外路线方针所产生的影响有关。这些，都使我们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当时经中央批准在部内刚成立不久的“理论小组”也从中得到更加充分的动力。
　　 下面的一组数字（表一），显示出中联部从1982到1985年贯彻十二大精神开创新局面在扩大党的对外联系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1984年9月，中联部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作了关于业务指导思想“拨乱反正”、打开新局面具体意见的汇报。听取汇报的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肯定了中联部的工作，并指出，外事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在外事活动中必须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共产党的立场不能模糊，二是不要把我们的经验、观点强加于人。在这两条原则下，要进一步扩大同各国人民、有关的政党之间的联系和往来。交往的方式要不拘一格，多种多样。还要注意做好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工作。
　　 我们体会，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争取到尽可能长的国际和平环境，既有利于提高我国际地位和影响，也是对世界和平与争取人类进步的事业的帮助，尽到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
　　 中央领导同志还指示我们写出书面报告上送。经过反复学习和认真总结，中联部于1985年8月向中央报送《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拨乱反正、开创新局面的情况和体会》的报告，对近年来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方针政策的体会作了分析和整理。中央于1985年10月22日，将此报告批转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1985年12月，我调离中联部，去人民日报社工作。我所执行的中联部交给我的最后一次出国任务(不包括后来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任务)，就是1985年12月27至31日应邀去印度参加国大党成立100周年纪念活动，但用的身份已经是“中共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
　　 （责任编辑：李瑞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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