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成都富士康招聘【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近况】

　　城市，对于老田一家老小来说，身在其中时，觉得“没办法”、“一片黑”；等到离开以后，又成了寄望的对象。 　　雨天。院子里泥土稀滑。砖砌房的正厅里，田建党坐在自制的小木凳上择菜，边择边说：“我在深圳记忆最深的事，就是去买菜。大夫说田玉要补充营养，吃排骨。我去一个卖菜的小超市，买了3棵蒜苗，1块钱；3棵香菜，1块钱。”他摇摇头，叹气一样吐出3个字：“太贵了。”
　　这是湖北襄阳老河口市孟楼镇邓岗村田庄的一户普通农民，也是富士康跳楼幸存女工田玉的家。
　　
　　他一直唤女儿的单位为“副食”康
　　去年二月初二（3月17日），龙抬头。田建党接到村工委书记的通知：大女儿田玉在其打工的深圳富士康公司宿舍楼上跳了下去。田建党完全没法相信。“我们村里前几天有个小孩在城里上学，给他们家打电话说是他孩子出事了，叫他拿6000块去。”后来证明，打电话来的，是个骗子。害怕上当受骗的老实农民田建党，马上联系跟女儿同在深圳打工的侄子，让其跑去医院，确认了消息。
　　田建党舟车辗转来到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梅林关外的龙华镇，比家乡的老河口市还要大，地上有散发霉味的垃圾，天上有彻夜不休的霓虹。这个庞大的城乡结合部里，坐落着一间给海外电子产品做代工的庞大工厂，名叫富士康；老板是个跟影视女星传过绯闻的台湾商人，名叫郭台铭。
　　老田不晓得那么多，他一直唤女儿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为“副食”康。在医院病房，老田守着刚从ICU里推出来的女儿。她保住了命，但下肢瘫痪。
　　从去年1月起，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先后传出15例自杀，其中3人幸存。
　　田玉苏醒过来以后，田建党逐渐问出女儿跳楼的原因――工作了一个多月的田玉始终没有领到工资卡，龙华厂区的领导说她的卡在观澜厂区。田玉在观澜厂区转了大半天，被几个办公室踢皮球，最终也没领到工资卡，身无分文的她哭着步行回了14公里外的宿舍。加上此前弄坏、弄丢过两个手机（爸爸给买的手机掉到洗衣盆里坏掉，跟堂姐借的手机，放在工作服里被偷走），气性大而又毫无社会经验的田玉，在挣扎了一晚上之后仍然觉得这个世界绝望得无解，便跳了楼。
　　“就好像人掉到水里不会游泳一样，乱扑腾。”田建党总结道。除了老田，几乎没有人能够理解，一个人会因为这样粗浅的理由自杀。作为一枚工厂的零件，躺在病床上的田玉，就像老家屋堂正厅墙壁上的对联一样，在旁人没留神的时候，一不小心，成了个难以理喻的bug。
　　
　　实际上，城市无情
　　在深圳龙华医院的花园里，独自枯坐了6个半月，田建党没弄明白怎么才能让女儿站起来，没弄明白什么叫“人道主义”补偿，没弄明白富士康为什么宁愿花几亿修高楼防护网也不愿派个管事的人来问问田玉为什么要跳楼。
　　他只明白了一件事。
　　“虽说城市里，国家政策、人心都是好的，（但）实际上，城市无情。你这个人，有利用价值了，在城市能生存；要是老弱病残的时候，（本）属于农村的，你（就）得拔腿回来。”
　　回到老家，田建党会跟大伙讲城市的模样。老人们根本不相信“一天要15元的消费”，说他吹牛。孩子们也体会不到，“高速路啊，立交桥啊，火车站啊，怎么繁华，怎么人多”。没人去想，富士康厂房里，17岁的田玉，每天2880次地重复同一个动作：查看产品屏幕是否有损坏，这是一种什么感觉。“现实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田玉摇着头，用家乡话费劲儿地吐着那么几个字。
　　刚到深圳时，为了弄清女儿跳楼的原因，田建党申请进厂看看。在田玉的寝室，他见到几个只会念“不知道”、“不清楚”三字经的女孩子，张张面孔上硬板板地写着“陌生”两字。
　　从厂里出来正是傍晚，工人们下白班。
　　“在农村，刚毕业的女孩就像井底之蛙，外面的世界一概不知道。上学期间，什么事也没让他们操心，没让他们受罪。在家，我们在地里干农活，天一热，她就回来；凉快了，她想去就去，很随意。”
　　“随意”是工厂的天敌，尤其在这个以军事化管理、以效率闻名的劳动密集型代工企业里。厂里的规矩让胆子本来就不大的田玉“不知所措”。害怕、拘束、没经验，加上“成天高度集中在检查产品，大脑都有一定的影响”，身无分文的农村女娃子心里一下子“没有一点点谱了”。在老田看来，决定跳楼时，小田“脑袋已经不能正常地运转了，只能忽高忽低地运转”。
　　
　　田玉的工厂梦破灭了
　　在深圳的最后日子，老田终于跟富士康“谈妥”了钱的问题。协议上写着“出于人道主义”，“补偿”给田家18万元。“18万”是个老田不能接受的数字，但他最后还是接受了。
　　乡村生活重新开始。田玉又逐渐快乐起来。在家里，单单看着聋哑弟弟抱着小熊公仔玩儿，田玉都可以开心地笑上一阵子。她继续种花，继续看家里的麦地从青葱变成金黄，“将田间的麦秆做成笛子，可以吹响”。
　　很多人希望帮助田玉。深圳的记者陈远忠从香港买来编拖鞋的手工教程送给她。老田带着小田，研究了将近两个月，基本上把书里教的66道工序的拖鞋做法弄明白了。编好的拖鞋好看、舒适。陈远忠建议说，你们就编拖鞋卖吧，一双50块。田家觉得可行，就开始组织留在村里务农的中年妇女们来家里编制拖鞋。那段时间田玉情绪高涨。她甚至想到了那座几个月来刻意回避的工厂。4月27日，她在微博里写道：“如果我建一个工厂，我不会像别的工厂一样，不让人说话，管的特别严。我会人性化的管理，我会让他们开心做事，愿意来我家做事，不会有压力，高兴来上班，高兴回家。”
　　这大概是迄今为止，田玉有过的、最明确的“理想”。但父亲田建党很不以为然。“我对她写这个，只能说个‘不现实’。要写得现实一点，哪个工厂是容易开的？”实际情况很快应验了父亲的话。在做了千八百双拖鞋之后，订单就断档了。田玉这才从“爱心”造成的“假象”中明白，“最开始（的买家）都不是来买鞋的。”“以前是抱着希望去做（拖鞋）的，现在不行了……（办工厂也）没那个能耐。不敢想了。”
　　小田的工厂梦破灭了。
　　
　　村里最后的女孩
　　为了生计，田玉在淘宝上开了网店，但因为地处偏僻，没有快递公司愿意来收件，所以发货只能用EMS，无议价余地，“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一双66道工序的手工拖鞋，加上邮寄费，共计75块钱才能买到的一双拖鞋，还要等上一两天的制作时间，这个因为要康复训练而不能经常在线的卖家，销售业绩可想而知。如此精贵的拖鞋，田家人自己都没穿过，“只是做的时候在脚上试一下”。绒面布料编成的拖鞋，颜色鲜得很，跟田家已经斑驳发黑的绿漆旧家具很不相称。拖鞋们被仔细地包在层层塑料袋里。“这种拖鞋只能在地板和地毯上穿，到外面穿就不行。”所以，“这个东西非得在大型城市里销。”田建党分析道。
　　城市，对于老田一家老小来说，身在其中时，觉得“没办法”、“一片黑”；等到离开以后，又成了寄望的对象。
　　明年，回到家乡的田玉，将成为村里最后一个年轻女孩。平日里，除了过年，村里再也没有一个她这般年纪的人。连她去年辍学的妹妹，田建党也打算着，明年送到杭州她小姨那里做工。这跟他当初送走田玉时的希冀一模一样。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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