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院:以现代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中国国学研究院

　　1927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教育学家邱椿在《清华年刊》上发表文章《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写出母校当时“最令人注意的”变化：“课堂内师生谈话，都用国语了。从前清华学校，最不注重中文，现在居然设立国学研究院了。”
　　“这真是清华的再生！”邱椿感叹道。
　　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并非先行者。早在1921年与1923年，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已经成立了各自的国学研究所。
　　清华却是顺应潮流者。彼时，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在古老中国第一次全面向西方学习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众多学者反思的焦点：统统否定的做法是否正确？一棍子打死是否过于偏颇？
　　清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不单要顺应学术潮流，也要顺应时代潮流。曹云祥在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致辞上说：“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近代以来，欧美思潮汹涌而来，中国有心之人常思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寻出中国之魂”既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因此，曹云祥需要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来研究院任教。他请26岁就“暴得大名”的胡适来研究院主持院务，可胡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校长要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深以为然，胡的建议后来一一实现。
　　同时，胡适谦虚地向校长建言：“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
　　后来，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和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成为了令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四大导师的出现反映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重学问而不重学历”的用人理念。“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梁、王、陈三位均无博硕头衔，陈寅恪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从更深层次来看，此举意义不仅是破格用人，更重要的还在于重视新学问，兼采西学。
　　为了得到优秀的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制定了严格的考试方法。为防止作弊，试卷采用了科举制的“糊名法”，录取与否全凭成绩；被录取者的名单，连王国维也是张榜前一天才知道。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声名显赫，投考者甚众，不免有人请托，如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马衡、唐兰就介绍过何士骥。何则因成绩不佳，列于备取，后因有人未到才得以补缺入学。
　　解放后，叶企孙和人说起国学研究院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
　　可惜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开设一年，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超因多病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规模也大体处于不断畏缩的状态，盛况大不如前。
　　1929年，时任校长罗家伦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
　　实际上，这宣告了成立仅四年的国学研究院的正式结束。梁启超的“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言犹在耳，研究院已成往事。
　　四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招收四届，录取74人，实际完成学业68人，如徐中舒、王力、吴其昌、高亨、陆侃如等等，绝大部分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学术史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难以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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