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黎:未酿成的“波尔多”】 波尔多

　　“看，多好的一片地！” 　　耿学刚站在首阳山前的一道葡萄垄上，右手臂伸在半空中划拉了一下，用带有浓重唐山味儿的普通话发出感叹。 　　那是一片600亩的丘陵地。作为昌黎最大的个人酒葡萄种植户和中国第一家私人酒堡的拥有者，在这里种出了含糖量高达26度的酿酒赤霞珠，要知道，一般的赤霞珠最高的含糖量为17度。他说，一位风水先生告诉他，“前有水绕，后有山抱，风水宝地呀。”
　　“这样的风水宝地在昌黎其实多得很。”
　　耿学刚淡淡的谦虚里面有着掩饰不住的骄傲，不仅是对于自己的葡萄园，更多的是对于家乡。地处北纬40度的昌黎，位于河北省东部，东临渤海，形成了暖温带的半湿润气候，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沙性土壤非常适宜酿酒葡萄的生长。国际葡萄酒局主席布巴斯教授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也有个‘波尔多’，它就在燕山脚下的河北省昌黎县。”
　　采访时，耿学刚的女儿耿涛说，你来的不是时候，你六七月来，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葡萄架子，有时候白白的云朵在绿色的葡萄叶子上投下巨大的影子，随着太阳位置的变动而缓慢地移动，你八九月来，葡萄熟了，可以请你吃甜到腻的葡萄，还可以教你怎么样酿葡萄酒。
　　这并非只是耿氏酒堡一家的风情。据公开资料显示，在最鼎盛的时候，昌黎葡萄种植面积有10万亩，而整个昌黎的耕地面积为90多万亩。可以想象，这六七八九四个月中，围绕葡萄的一切成为昌黎的城色。
　　耿涛说，可是现在，你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天冷，连葡萄秧都被埋进了土里，只剩下孤零零的白色石头桩子。
　　
　　•一•
　　27岁的耿涛五年前从西北农林学院毕业，回到父亲身边。大学里，耿涛学的专业是葡萄酒，包括葡萄酒酿造、种植和酒堡建设等。
　　耿涛说自己当年并没有体会到其中深意，后来在弟弟的身上才读懂了父亲的苦心：耿学刚把儿子同样送到了西北农林学院，学的也是葡萄酒，他还让儿子学习法语，明年就去法国，去美酒之都波尔多。
　　“家族传承”是耿学刚想要实现的理想，而不是单纯的生意。耿学刚津津乐道于自己2000年波尔多之旅中的一个情景：小酒堡的主人拿着手电，带他穿过长着青苔的地下长廊，到了酒窖，主人从长毛的橡木桶中倒出葡萄酒，递到他的手中，然后讲起自己家族酿造葡萄酒的历史，其中一句是，“我是跟我爷爷学的，我爷爷又是跟他的爷爷学的，我们家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后来，耿学刚知道，这样的酒堡在波尔多有一万三千多家。从波尔多回来两年后，耿学刚建成了自家的“耿氏酒堡”。建筑工人出身的他，一手操持了酒堡的设计和施工。
　　再后来，耿学刚遇到中国葡萄酒检测中心的领导，问，那样的酒（长毛的橡木桶中的酒）在中国是不是都被你封了？对方也开玩笑，人家外国的毛好，中国的毛不好啊！
　　“这和牛奶加三聚氰胺一个道理，含氮量上去了，要的就是数据，可是国外评价葡萄酒的好坏，理化指标占一半，人工品尝占一半。”耿学刚说。
　　他的“家族传承”梦差点断送在“数据”上。即使耿氏酒堡的干红葡萄酒通过了省、市有关部门的各项指标检测，可是仍然无法取得注册，当时河北省有一条规定：年产量在300吨以下的葡萄酒企业不予发生产许可证。当时耿氏酒堡年产量最多20吨。
　　耿氏酒堡在2003年迎来了转机。
　　这年8月的一天，耿氏酒堡迎来了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白克明。三杯葡萄酒下肚，白克明说，你这个酒好，喝了不醉，你的酒都卖给哪了？
　　耿学刚说，白书记，我的酒都偷着卖了，我没有生产许可证。此话一出，在座陪同的人“脸色都变了”。
　　白克明厉声问陪同的昌黎领导，为什么不给耿学刚办手续？未等领导搭腔，耿学刚抢着说，白书记，你可千万别怨我们书记、县长，这件事情就怪你。在座的人脸色更难看了。
　　耿学刚向“瞪了眼睛”的白克明解释：“咱们省里有明文规定，不超过300吨的酒厂不给办许可证，有一个量的规定。”说完，耿学刚就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相关文件，递了过去。
　　白克明看完，说，不能是产量越大、规模越大就越好，你这私人酒堡的出现也算是与时俱进了……
　　耿学刚打断白克明，说，书记，啥是“与时俱进”啊？
　　白克明回答，你都走到我们前面了，这还不叫与时俱进？老百姓做出了新东西，我们的政策还不配套？办，我给你办许可证。
　　耿学刚说，好，我在家等着。
　　白克明接着说，我们的领导是下来啥都能办，回去就找不着人了，这回你看我的。后来，这件事五天就办好了。再后来，河北省由此起草了相关规定，把家庭型企业生产列入申证范围。慢慢地，昌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私人酒堡。
　　当他在下山的汽车里讲完这个故事后，同行的人揶揄他：“你这个老呔儿！”老呔儿，“昌滦乐”（昌黎、滦县、乐亭）地区方言，意味着精明、能干甚至是狡黠。
　　耿学刚的神情则有些自得：“我们离波尔多又近了一步。”
　　
　　•二•
　　某种程度上，昌黎靠近波尔多的最开端应该是成为“花果之乡”，成全它的则是1893年第一次出现在昌黎人面前的火车。他们要感激的是一个叫做詹天佑的人。
　　昌黎人原本可以更早听到火车汽笛的嘶鸣声。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到与昌黎紧邻的滦县勘探，结果发现开平镇境内矿藏资源丰富。李鸿章决意设立开平矿务局，先办采煤。为了便于向天津海运煤炭，矿务局雇佣英国人修成了中国第一条官办铁路，从滦县境内到唐山胥各庄的十公里轻便铁路。
　　据《昌黎县史》记载，整个铁路原本打算修到山海关外，结果因为清廷亲贵害怕破坏他们东北老家的“风水”仅修到古冶就停了。后由于俄国对于东北的急进，清政府才同意继续修建。李鸿章下令在山海关设北洋官办铁路局，从古冶往临榆县所在地山海关赶修。
　　当时，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常驻在昌黎境内的石门，督修铁路。在修建联通滦县与昌黎的滦河铁路大桥时，詹天佑展示了惊人的才干，在外国工程师的质疑眼光中将大桥建成。滦河大桥建成后，铁路才修到了昌黎，并建立了昌黎车站。
　　更为重要的是，昌黎车站成为了津榆铁路沿线中几乎唯一的县城所在地车站，此前最近的滦州车站还要在滦州城北2公里之外。由此一来，昌黎成为津榆铁路这条现代化交通要道的主要受益地之一。
　　铁路为昌黎盛产的各种水果打开了通畅便捷的出口，销路大好。据《昌黎县乡土志》记载，到清朝末年，昌黎县境内出产的蜜梨、白桃、葡萄、核桃等果品每年都大宗出境，通过铁路贩运到北京、天津及东三省等地，“皆获厚利”。到了19世纪末期，昌黎已经成为北方，特别是京津地区最有声望的“花果之乡”了。
　　葡萄在当时的“花果之乡”也是地位显赫，民国版《昌黎县志•物产志》在记述“葡萄”时，特意指出：“……近年随处种植，而五里营、十里铺、凤凰山为尤多。每年运销各省及外国，进款几十万，与昌黎梨、桃并为出产大宗。”
　　到了1930年，津榆铁路已经扩修成北京至沈阳的京奉铁路。京奉铁路的建成，客观上促成了昌黎近代史一段荣光与晦涩并存的岁月。昌黎因为拥有唐山与秦皇岛、山海关、沈阳之间的沿线大站，而迅速繁荣起来，城市的商业开始发达。
　　伴随商业发达而来的是，外国的鸦片、洋纱、洋油等也随着铁路大量涌进昌黎境内，并由城镇流向农村，极大地破坏了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许多昌黎人慢慢破产后，不得不搭上火车去往东北地区“住地方”（昌黎方言，意为做买卖）。后来，他们成为了冀商的一个重要部分，“呔儿商”。
　　在商业之外，京奉铁路让昌黎长久以往的以农耕为主的安逸命运增添了些许躁动。不过，真正对于日后昌黎成为一座“干红之城”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伴随铁路而来的传教士和“呔儿商”的后辈。
　　
　　•三•
　　1930年7月，来自荷兰的天主教传教士文欣华出现在昌黎县西山场村，说着一口算作流利的中国话，向西山场村的村民宣扬“善人得享永福、恶人要受永苦”等教义。没有多少人愿意听他的宣讲，村民焦如海是为数不多的几人之一。
　　不过，让文欣华欣慰的是他发现了西山场村密密匝匝的葡萄藤和一串串尚未成熟的葡萄。西山场村以出产玫瑰香（当时被称为紫葡萄）和龙眼闻名于昌黎。后来，它拥有了另外一个名字――葡萄沟。
　　而在他三十年之前，一个叫做兰克•尼古拉斯•迈耶的美国植物探险家用相机记录下了1901年的昌黎。他在清朝光绪年间拍摄的有关于昌黎的23张照片，现今存于耶鲁大学图书馆（也有一说为哈佛大学图书馆）。在能见到的范围内，有7张与葡萄有关。
　　迈耶为昌黎与葡萄之间的命运交织提供了可以信赖的佐证，而文欣华所带来的一种紫红色液体，则开启了这座城市日后的命运密码。
　　文欣华教会了焦如海们做葡萄酒，在教堂做弥撒时用，“相当于耶稣的血”。焦如海们品尝了一些，一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味道占据了他们的唇齿，“像药一样”。
　　在文欣华到来之前，西山场村的村民没有人知道葡萄还能做酒，而对于种植葡萄历史长达四百年的昌黎来说，也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当焦如海的儿子焦宏匀讲完父亲的故事后，72岁的他从饭桌子下面拖出了一个纸箱子和两瓶装在饮料瓶子里的葡萄酒。
　　纸箱里面装的是大小不一的木瓜，散发出香气。木瓜是从家里两棵高大的木瓜树上摘下的。木瓜树来自文欣华送给他父亲的一个木瓜中的三颗籽儿，这个木瓜是由文欣华从荷兰带到了西山场村。葡萄酒则是完全按照文欣华教给父亲的做法酿出的。
　　焦宏匀早已忘却了父亲教给他的那些天主教教义――这很有趣，文欣华本来想要传播的是西方文明，结果留下的却是葡萄酒和木瓜――某些时候，物质比精神要更有生命力。
　　某种程度上，这种延续不断的生命力让25年后的昌黎被河北省工业厅选中，筹建全省第一家生产葡萄酒的果酒厂。原因有二，一是昌黎是“花果之乡”，二是昌黎有酿造葡萄酒的传统。
　　任桂源成为昌黎果酒厂的第一任掌门人。他是当年搭上火车、沿着京奉铁路去东北经商的“呔儿商”的后辈。在东北20多年的时间里，任桂源积累了酿造清酒、白酒和果酒的丰富经验，为昌黎果酒厂研制出了独家产品――鼋鱼葡萄酒。
　　一定程度上，鼋鱼葡萄酒的酿出让昌黎距离纯正的干红葡萄酒无限接近。最后的这段距离，由另外一个“呔儿商”的后辈弥合。
　　
　　•四•
　　严升杰就是这个后辈。他与任桂源一样毕业于昌黎县中学，只不过比后者晚整整三十年走出校门。
　　不足16周岁的他成为了即将诞生的昌黎果酒厂的学徒，年少的严升杰展示出了惊人的酿酒天赋。进入酒厂不到三年，刚满18岁的严升杰就改进和发明了两项果露酒生产设备，一是可提高工效5倍的屉式过滤网，一是由他发明的可提高工效20倍的泵压式过滤器，在业界引起轰动。
　　昌黎开始在中国近乎荒芜的葡萄酒版图上占据了自己的位置。可是故事还没有展开，一场众所周知的动乱就要为它画上一个休止符。
　　转机出现在1972年的春天。2月下旬，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进行“破冰之旅”。因为了解到中国缺乏国际流行的上等葡萄酒，尼克松特意让随行带来了一款美国著名的酒庄葡萄酒。尼克松的这一“无心之举”，让负责接待美国代表团的中国相关部门感到“尴尬”。国家轻工业部很快派出了专门的考察团赴法国进行考察研究，以结束中国没有自己酿造、生产的干红葡萄酒产品的历史。
　　昌黎人意识到这或许是改变城市命运的机会。之前的葡萄种植历史、荷兰传教士带来的酿酒方法、铁路修建后的“花果之乡”和鼋鱼葡萄酒等等，似乎都在为这个选择积蓄力量。他们主动向国家轻工业部请缨，申请在昌黎研制在国际上最为流行的干红葡萄酒的试验。
　　昌黎被选中了。这片中国最像波尔多的土地开始了“东方波尔多”的城市发酵与酿造。
　　1983年，严升杰与国家派来的葡萄酒酿制专家郭世昌在昌黎为中国酿出了第一瓶干红葡萄酒，总产量不到2吨。
　　在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干红葡萄酒为何物的年代，严升杰所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打开干红葡萄酒的市场。
　　严升杰决意从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开始做起。一个时期，他与经销商合作，组织一些人到深圳大一些的饭店，故意去问有没有预备国产的干红葡萄酒，没有就不“就餐”。同时，他又进一步加大了干红葡萄酒的宣传和推销力度。
　　严升杰的“引逗”取得了成功。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昌黎的干红葡萄酒就从极少有人问津的状态变成供不应求。昌黎干红热很快从深圳蔓延到广州，再到上海，再到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
　　旺盛的市场需求让众多厂家看到了干红葡萄酒的前景，全国各地的干红葡萄酒厂纷纷建立，中国的干红市场就这样启动了。一个被业界普遍接受的说法是――没有昌黎，就没有中国红酒市场的出现。
　　在成全中国红酒市场的同时，昌黎也成就了自己。2000年8月，昌黎被命名为“中国干红葡萄酒之乡”、“中国酿酒葡萄之乡”和“中国干红葡萄酒城”。
　　
　　•五•
　　干红葡萄酒开始成为这个冀东小城新的、最重要的荣耀。在此之前，它的荣耀更多来自于历史和古迹，比如与城市同名的韩昌黎，比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五峰山，比如历史上曾有九帝登临揽胜的碣石山。
　　只不过葡萄酒从来没有真正成为昌黎人最为接受和喜爱的饮品。大多数昌黎人都持有这样的认识：“贵的葡萄酒买不起，而便宜的一般都是假的。”
　　所以，当2010年12月23日的《焦点访谈》播出《葡萄酒真相》节目，曝光了昌黎县周边葡萄酒厂家一条龙造假内幕，将这座干红之城推上风口浪尖时，大部分人的第一感觉是该来的还是来了，区别只是早晚而已。
　　“大家都说昌黎人精明，可是精明过头就是愚蠢。”对于昌黎地方文史颇有研究的董宝瑞说。他曾经作为主编之一编写过一本叫做《精明的昌黎人》的书。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焦点访谈》中被访造假酒厂嘉华负责人的一句话已经成为了昌黎葡萄酒圈内中的流行语。其实，在被曝光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嘉华的存在，尽管它位于205国道的旁边――205国道周边积聚了昌黎众多大大小小的酒厂。
　　依据总部就设在昌黎的中国干红网的数据，昌黎到2009年总共有成规模的红酒企业48家，葡萄酒年产量12万吨。可是所有接受记者采访的昌黎葡萄酒业内人士都对这个数据嗤之以鼻：“实际上比这个多多了，保守估计一百三四十家，往大里说两百家也有，没有名字、没有自己葡萄基地的私人灌装厂太多了。”
　　这本来可以成为一场可以避免的风暴。早在2010年6月份，已经有一家影响力巨大的省外媒体以《探访“东方波尔多”，十元的酒能卖百元》为题，对于昌黎葡萄酒存在的众多问题予以揭露，可是并未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
　　当地一位中型葡萄酒厂的负责人表示，在昌黎，没有人相信当地主管部门不知道假酒厂的事情，可是为什么不早点痛下决心管一管？
　　需要懂葡萄酒的人来管理昌黎的葡萄酒产业，也是不少昌黎人的心声。一个私人葡萄酒庄主给记者讲了一个趣闻：有领导去香港考察，对方设晚宴招待，准备了两瓶拉菲葡萄酒，该领导因故迟到，一到宴席，便招呼人给他倒上拉菲，说，我来晚了，自罚三杯。在座的人无不先是吃惊，然后讪笑。
　　讲完之后，他自问自答，你说我是应该当一个笑话听，还是感到悲哀？我觉得自己应该感到悲哀。
　　感到悲哀的恐怕还有整个城市。走在通往“东方波尔多”路上的昌黎，会因为这场风波耽搁几年的行程？昌黎人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最乐观者说两三年，悲观者说五六年，甚至更长。
　　这恐怕还真不是几个简单的年份能够轻松地描述。
　　 （感谢董宝瑞对本文的大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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