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宠儿郭敬明]郭敬明多高
发布时间:2020-03-18 来源: 感恩亲情 点击:
有多少人恨他,就有多少人爱他。短短十年,从一个小城青年华丽转身为中国出版业的印钞机。他有理由为这样一个自己喝彩。 和先前媒体所描述的一样,这个80后的年轻人自信,高调,好胜,语速极快;但仍有意外:他没有穿着华丽丽的GUCCI礼服,腰间也没有闪烁刻有LV标志的皮带,而是棒球帽、棕色毛衣、蓝色仔裤。
“昨晚工作到很晚。”郭敬明摆摆手,面容苍白疲惫。他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采访最好不要拍照了,没准备。”
小城少年
最简单的开场白是:根据中国作家富豪榜的统计,郭敬明在2009年有1700万元进账,比2008年多赚400万元。成名七年,只要出书,当年一定排在国内畅销书排行榜第一。2009年的1700万收入,小说版税只占20%,其余利润来自他旗下的公司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郭敬明和他的公司已经成为图书领域的印钞机。出版人路金波曾帮郭敬明算过一笔账:《最小说》每发行一本,郭敬明提一块钱,每年是近千万收入。如果每年再推出一部自己的作品,大概带来400万元收入。郭每年固定的收入1000多万元少不了。“未来十年,出版界的首富肯定是郭敬明。”
2009年年底,郭敬明推出新作《小时代2.0虚铜时代》。上市前夜,14个印刷厂连轴赶工,第二天,首印120万册的新书就被全国各级图书经销商一抢而空。“我现在也搞不明白他的书是怎么个卖法。”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黎波说,这几日,他接到书商电话,催着赶紧加印郭的新书。
盛名之下,郭敬明从不掩饰出身于小地方:四川自贡。这个位于四川省南部的城市。人口只有300多万,此前,此地最出名的是恐龙和江姐。
郭敬明的母亲邹慧兰在银行工作,父亲郭建伟在国有企业,这是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如今回头寻找郭敬明儿时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他的老师会告诉你:他比同龄人爱读书,两分钟即可速成一篇作文。
2000年底,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初赛,高二的郭敬明送去一篇叫《剧本》的作文;一月后,他收到去上海参加决赛的通知。因为家里不算富裕,郭独自乘飞机去上海参赛,
现在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文集中仍保留着郭敬明一等奖作品《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与其他获奖作者相比,他并不显眼。
新概念作文大赛是以选拔钱钟书式的天才而受到社会关注。它树立的典范是辍学生韩寒。第一届新概念大赛,韩寒以《杯中窥人》震惊文坛,曾一度,新概念参赛者都在追求思想深度上的标新立异。
郭敬明不擅长这个,所以他华丽的文风并没有为他带来想象中的巨大荣誉。虽然,在新概念比赛中他比韩寒的成绩更令人咋舌一第二年,他又参加了第四届“新概念”,再次获得一等奖。
但他仍旧是一个“以四十五度角,孤独仰望星空”的小城少年,在为高考奋力搏杀。后来,他高考成绩也并不理想,只考取第二志愿上海大学。和他同批获奖的同龄人,相继进入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那年,一 些媒体通过高考展望这些新慨念精英少年的走向,郭敬明不是佼佼者。他自己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因为“在新概念作文比赛上投入太多,而影响了学习”。
幻城
被众人簇拥着的郭敬明已记不清时祥选第一次去上海找他时的情景。他说,那是八年前的事情,太远了。
2002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时祥选从沈阳飞到上海,和郭敬明谈新书的合作。此前,郭敬明的一篇散文《我上高二了》被他编进《2001年中学生最佳散文》。那时,春风文艺希望开拓青春市场,编辑时祥选向几个入选“最佳散文”的中学生发出约稿通知。
上高三的郭敬明回复很快:“我现在依然在写文章,也在出书。可能在毕业的时候会有书稿写完。希望我们可以合作。
时祥选回忆:“郭敬明很有心,在信里表达了对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喜爱和信任,并认真附上了作文获奖简历。他是唯一回复我的作者。”
郭敬明文中提及的书稿是《幻城》。高考结束后,他把一万字的《幻城》投给了《萌芽》。《萌芽》10月号刊出了这篇小说。在《萌芽》网站当月所做的民意调查中,《幻城》以672票荣膺最佳。时祥选说:“论坛上年轻读者谈论的非常热烈,有些人用夸张的网络语言形容自己‘泪洒十四行’。”
《幻城》是郭敬明的第一个中长篇小说。与韩寒的叛逆文风相比,郭的文字忧伤凄美。时祥选比喻:“他的文字有魔力,像一张大网,能把读者圈住。”
时祥选跟郭敬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大学附近的一间咖啡馆,大一新生郭敬明在朦胧夜色中走进来,瘦弱稚气,但看上去已经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让时祥选印象深刻的是,郭敬明特别询问,能否让他找人设计封面。而更多的80后的作者,只是把稿子交给编辑,就不再管了。
拿到《幻城》书稿后,春风文艺内部出现了争论,有些人说郭敬明的名字不像个畅销作家,有些人说《幻城》看不懂、太稚嫩。但春风文艺还是决意在2003年1月全国最大的图书订货会上推出这部作品。在那次订货会上,《幻城》供不应求,这直接促使春风文艺把《幻城》首印从6万册提到10万册。
“在行业里,首印3万就可以算畅销书作家;一个新人,能首印10万册,很了不起。”时祥选说。
为了表示对郭敬明的重视,春风文艺和郭敬明举行了盛大的“买断”仪式:春风每年出一部分资金作为郭的学业补助,而郭则保证大学四年期间,每年要给春风文艺出版社长篇首发权,主题风格不限。
即使现在,郭敬明也从不否认春风文艺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伯乐。此前,他曾出版过散文集《爱与痛的边沿》,首印只有1万册;另一部作品《左手倒影,右手年华》在很长时间没有找到愿意接受的出版社。
《幻城》推出后,郭敬明的生活发生了质的改变:星期一到星期五在学校里上课,周末则往各城市搞签售,最多每周跑两个城市。
正是在春风文艺出版社一系列的营销策略下,《幻城》的销量节节攀升,目前已经达到了132.9万册。
足够有钱 仍旧普通
郭敬明在上海的生活,却远没有外人看上去那么如鱼得水。
“刚去时,全班就我一个外地人,老师上课讲上海话,我后来专门学了上海话,才能听懂;同学都是本地人,比我有钱,他们聊的话题我从来没听过,玩的掌上电脑游戏机,在自贡,根本不会有。”郭敬明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至少在内心深处,他还不够自信,有时去城市签售,他甚至会焦虑会不会有读者捧场。
出版社和郭敬明的版税是三个月结算一次。那时,郭敬明最大的爱好是去划卡,看又有多少钱进账。卡面上不断增加的数字增加了郭敬明的自信。他说,直到真正赚钱后,才算适应上海的生活。
在一款名叫《仙境传说》的网络游戏中,郭敬明认识了一个家在大庆的高三学 生Hansey。Hansey在网上建立了一个文学网站,郭敬明很喜欢,多次问他愿不愿意帮自己设计图书封面。
“我们那时都很单纯,怎么形容呢?就是很热血,他当时有办工作室的念头,常常和我讨论。他建议我来上海,和他一起干。”Hansey说。
后来,Hansey如愿考取上海的一个大学。“我是一门心思要来上海,就是为了和他干事业,踌躇满志,没有往后多想什么。”
在筹备成立工作室前后,郭敬明完成了新书《梦里花落知多少》。新书距离《幻城》出版只有半年,一推出又铸造销售奇迹,首EP30万册。至今销量达到130多万本。
在一次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常晶的饭局中,郭敬明说自己现在发表作品比较轻易,但很多朋友也有好作品,发表起来却很难,想建立一个平台。常晶对郭敬明提出的模式感到很兴奋,因为可利用郭的人气揽一些人,也可以利用他的眼光,知道哪些东西符合新一代人的口味。
2004年6月6日,“岛”工作室成立。这天是郭敬明21岁的生日,他和春风文艺的合作模式是春风文艺出资,负责印刷和发行。郭牵头找人组织选题、策划和制作。《岛》杂志计划每年出12本,主要面向学生群体,定价20元。
Hansey加入了“岛”工作室,他形容在“岛”的最初日子“像乌托邦一样美好”。郭敬明拉拢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上海闸北租了一间公寓,同吃同住。
那时,工作室年龄最大的是1983年的郭敬明,他的角色并不像一个领导者。有时,他深夜赶稿累了,会挨个敲大家房门,问意见;有时,他也会主动张罗叫外卖,组织K歌。“如果出去吃饭,多是他付钱。大家的关系更像一群好朋友。”Hanscy说。
Hansey评价在工作时,郭敬明并不喜欢公开表扬谁。“但他会很强烈提出反对。他常骂我是一个‘需要别人养着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苛刻,现在回想起,他的判断是对的。”
Hansey曾和郭蹲在上海的地铁站,没有人能认出郭。“他的生活也不奢侈,我买了一个很贵的玩意。郭敬明还教育我,干嘛花那么多钱买奢侈玩意。”
在《岛》发行半年后,郭敬明就为春风文艺带来滚滚利润。本来杂志计划一期卖四五万册,后来达到20万册。每天只睡两到三个小时的郭敬明很难坚持学业,他向学校提出休学两年,最终变成辍学。“我越来越忙,很难再回到学校去,没有办法才放弃学业。”郭敬明解释,“但这也是一条成功路。”
时祥选嗅出了郭敬明的一些改变,在一次签售会上。郭敬明问:“这次签售,社里可不可以给我配备一个造型师?”时祥选很不理解,觉得“一个作家,怎么能要化妆师呢?”
但在朋友圈里,郭敬明的改变很小,Hansey甚至觉得,与他书的销量相比,他并不高调。他还是那个喜欢和朋友八卦聊天、打电玩的年轻人。只是偶尔在签售会现场,看到玻璃门外惊生尖叫的少女,会跟朋友打趣说:“有那么夸张吗?偶像歌手也不过如此吧。”
一场官司的角色转变
2003年11月,在《梦里花落知多少》红遍中国时,媒体爆出郭敬明涉嫌抄袭庄羽的小说《圈里圈外》。2003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庄羽告郭敬明抄袭一案。
时祥选曾第一时间给郭去电,郭敬明斩钉截铁地说:“并没有抄袭。很多内容是从朋友那里听到的。”
出版社坚决支持郭敬明打官司,但最终,法院判定庄羽胜。这个看似瘦小的男孩展现了其强硬的一面,他同意付赔偿款,却拒绝公开道歉。
最让时祥选感到意外的是,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郭敬明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沮丧或绝望。“至少在我们面前,他很淡然,一直坚称自己没有‘抄袭’。”
时隔7年在面对《中国周刊》记者时,郭敬明依然态度明确:“我没有抄袭,我心里很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是一个没有才华、不会写小说的人,抄袭者的称号真的会让我背上包袱。
朋友Hansey说:“郭敬明绝对不会傻到捧着一本书去抄。可能是他人太聪明,记忆力太好了,看了太多的东西,长时间就觉得是自己的了。”
伴随抄袭一案,“岛”工作室也爆出拖欠稿费等新闻,郭敬明的个人形象降至冰点。现在已经离开春风文艺的时祥选解释:“当年是春风文艺拖欠郭敬明的稿费,一个成年人被欠几十万肯定不干。但郭敬明人算仗义,拖这么久,没吱声,还一直按时交稿。”
郭敬明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并不是我拖欠团队稿费,是我没拿到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没对媒体公开过,因为春风帮我成名。我感谢他们。但我帮他们赚那么多钱,又不给我钱,至少这不是一个对的事情。”
2006年一2007年是郭敬明的多事之秋:网络妖魔化郭敬明的风潮愈演愈烈,在他参加一些活动时,常碰到公然叫骂。
在工作室的一次业务讨论中,郭敬明明显处于崩溃。“那时,我没有感受到他的低落。面对外界,他不会暴露真实一面,还是嘻嘻哈哈。但那次争吵,他崩溃了,我这才感觉他压力很大,或许担心自己有一天真不行,这个团队该怎么办。”Hansey说。
郭敬明曾跟周围的朋友开玩笑说:“原来出了那么多本书,小区门口的保安都不认识我;闹出抄袭官司后,每次出门,保安都会问我:‘你官司怎么着了?’”
面对非议,郭敬明自评自己的个性不会去反抗,也不会去诋毁谁。但他至少可以选择离开一 些人,当郭敬明放出要离开春风文艺的口风时,很多出版商人闻风而动。据传,一个出版商扔给郭敬明一 张空白支票,说,你填多少,签约费就是多少。
黎波也一直在“追求”郭敬明。身为长江文艺出版社副总,他和搭档金丽红因出版过一系列名人书籍在圈内名声大震。2005年前他第一次见郭,是在厦门,那日,大佬等了这个晚辈一个小时。“我就一直在想,这确实是一个80后的作者,个性张扬,比较牛。”和郭敬明第二次见面是在湖南长沙。餐后,黎波主动买单,郭敬明并没有客气。“他一副少年得志的样子,很张扬。眼里似乎没谁。”黎波笑说,“这很正常,像他这么年轻的人,财富啊,名气啊,都有了。”
很快,黎波发现郭敬明是一个绝佳的合作者:“我和很多80后的作家都接触过,一直想开拓青春图书市场。但很多年轻人只想着我能赚多少,你要给我什么;但郭敬明却一直在说,我能帮你赚多少,能为你做什么。”黎波不无欣赏地说,“郭敬明明白,要想自己赚钱,得先让对方赚钱。”
最终,在诸多追求者中,郭敬明带着自己的团队选择和长江文艺签约,他多次跟媒体表达看中长江文艺“先做人后做书”的理念。
一位郭敬明身边的朋友告诉记者:“郭敬明当年的选择现在看来非常正确。黎波和金丽红是郭敬明事业中第二个伯乐。没有黎、金的包装,郭敬明很难从负面新闻中摆脱出来,没有黎波的栽培,今 日郭敬明也不会成为文化商人。”
长江文艺帮郭敬明把工作室变身为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双方共同出资,合作关系更紧密,他还让郭敬明每月从《最小说》中拿出一些钱,做善事。
2007年,黎波和金丽红请王蒙做郭敬明加入作协的介绍人。
“我要像包装偶像一样包装郭敬明,淡化他身上抄袭者的烙印。”黎波说。
在商业营销的裹挟下,郭敬明的人生被推向了更高的平台。在和长江文艺的合作中,他推出的《悲伤逆流成河》、《小时代》再次成为畅销书;旗下公司运作的《最小说》占据青春市场三成份额。
“那些诋毁过我的人就是我的动力。”郭敬明颇有些恶狠狠地说。
《最小说》旗下的作者,如果没有郭敬明,新书只能卖3000本,但封面一旦写上“郭敬明”推荐,能卖出三万本。“他像一 个金炉,你在里头沾点金,就能赚钱。”黎波评价。
最近,黎波、金丽红聘请郭敬明担任长江文艺出版总社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在公司里,员工被要求管郭敬明叫“郭总”,只有在签售新书时,才能喊他的昵称“小四”。
黎波说:“郭敬明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孩子。他非常清楚不可能永远是当红作家。他火了十年了,前五六年靠自己,这几年靠我们。我不希望把这么有才华的一个孩子给毁了。”
郭敬明的阅读兴趣逐渐从时尚转移为经营。在媒体面前,他努力扮演着一个管理者角色,他不想当一个只吃青春饭的偶像作家,他要把自己变身为品牌,并打造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经营路,做中国最成功的文化商人。
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他侃侃而谈经营理念:“我喜欢签一些写得好的作者。什么叫好的?往细里说,就是他身上有独特的辨识度,让我觉得特别,不署名,也让我知道这是你的作品。如果说,在中国,超过3万是畅销作家,那我的公司,现在有二十个畅销作者。我非常明白,我在营造一 个平台,推出我的作者。读者买的是郭敬明的判断力。”
他自比好莱坞商业导演,非常清醒自己是在向年轻人贩卖一种生活方式:“我最擅长给读者带去愉快的阅读体验,我不擅长剖析社会,别让我写深刻的东西。我的产品就是让大家去享受青春美好的故事,去享受阅读小说的快感。”
在一些业内场合,时祥选常能见到已变身为老板的郭敬明,他感叹:“全国五百家出版社,有几家出版社创造的利润能和郭敬明的公司比。如果业内领导都能像郭敬明,出版就不难做了。”
这两年,盛大文学的侯小强,万榕的路金波等文化商人多次找郭敬明问:“你什么时候要钱,赶紧告诉我们。”也有很多人找黎波,说:“郭敬明要几千万也好,更多也好,我们在这里等着,他要钱,你一定告诉我们。”稚嫩的管理者
Hansey离开了郭敬明。他说,把工作室升级为公司后,一些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渐渐摸不清郭敬明的脾气:“我不知道今天他会用哪一面对我,有时会很贴心地跟我聊天,像朋友;有时就会用上下级地语气要求我。我转变不过来。”
成立了上海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后,陆续有外来者加入。Hallsey和一个新来的女性中层严重不和,经常发生争吵。私下,郭敬明会告诉hansey,支持他的想法,但一到双方发生争吵,郭敬明就沉默不语。“我觉得作为一个管理者,他在逃避问题,这点严重伤害了我的自尊心。”Hansey说。
显然在最初。老板郭敬明并没有在管理层面展现他精明的一面。Hansey评价,郭敬明这个老板有些不够强势。他曾陪郭敬明去峨眉山求签,老道看了签后告诉郭敬明:“你不要对自己下属太好了。”
所以当Hansey正式提出辞职时,郭敬明一度沉默。Hansey离开让外界猜测颇多。很多人盛传是郭的膨胀挤走了朋友。
Hansey解释说:“当年我要走时,郭敬明想以更高的条件挽留我,但我在外头已经跟人谈好了合作,骑虎难下。我们最终分开的原因是当年大家太年轻。原来‘岛’工作室好像温室,后来成立的公司就像一个社会,把我们一下放到社会中,都不适应。”
黎波告诉记者,80后管理者的主要问题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他把一套长江文艺的人事管理制度发给郭敬明,并告诫:“你不能让公司员工都成为你的朋友或崇拜者,你要逐渐形成制度规矩。”
郭敬明努力向陈天桥、乔布斯这样的企业领袖靠拢,因为“盛大或苹果,没有这两个人什么都不是”。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管理最适合我。我带的是一个年轻的团队,显然,老套的人事程序会耽误很多事情。我要跳出去,这样效率更高。所以,我在建立自己的权威,以威信取胜。”
如今,自己也在做青春杂志书的’Hansey感叹:“现在想想,当年郭敬明不容易,如今,我们都已经明白商业是怎么一回事,如何捆绑员工和公司的关系。利益问题最有办法调和的,利益关系最稳固,反而有感情了,就不容易解决了。”
黎波并不担心某一天日益壮大的郭敬明会离开自己。他说:“我把他做成股东,帮他走到珠穆朗玛峰。这关系就像老两口,互相依赖。他知道自己的弱项是不会与人打交道,缺乏组织管理和整合资源的能力。我们擅长这些,我们当然是互补型的。”
郭敬明对未来踌躇满志,他想制作笔记本、文具、开连锁书店、控制销售渠道。他甚至预言,未来等安妮宝贝、韩寒写不动了,市场上最畅销的作家,就会出自他的公司。
“我是真的热爱这个行业,爱写小说,制作小说,这是一种天生的热情。每一个成功者都热爱自己的行业。我的想法要在这个行当里被实现,并或多或少改变当下。”郭敬明告诉记者。
真实郭敬明
郭敬明到底是谁?剥开他的精致妆容和外界为之套住的光环和诋毁,他会狡诈地告之:“想了解我,不可能。”
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说:“他是一个性格多变的双子座,你永远不知遭,真实的他到底是什么样子。”
黎波说:“郭敬明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年轻人。”他曾经问过郭敬明:“你的这个小说要写这么长时间吗?”郭敬明说:“黎老师,我写不出那个情节,想死的心都有。”
郭敬明本来承诺新书《小时代2.0》要在2009年6月份交稿,最迟8月底。但因为结尾找不到感觉,《小时代3.0》的开头都写完了,《2.0》就是交不出来。黎波不敢催,后来他发现郭敬明安排的活动太多了,就跟他周围人打招呼:“别跟小四安排事,直到写好稿子。”
郭敬明告诉黎波:“如果我到2009年年底还写不完,书的版税一分钱都不要。”
很多郭敬明周围的人都惊讶他充沛的精力。他们经常会半夜收到郭敬明的短信,说看了什么电影推荐给大家。Hansey说:“郭敬明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黎波形容郭敬明就像一个雷达,随时 寻找新奇点子:“他关注的东西特别多,从Dior、LV如何包装,到国外的书界如何发展,这个孩子的信息容积量太大。”
2009年,黎波接待德国来访团。在会上,郭敬明又让黎波吃了一惊。“他不但能直接用英语跟外国人聊天,还能把所有行业品牌产生的过程做深入分析。我都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时间学这些。”黎波不得不唏嘘:“古话说,小富在勤,大富在命。郭敬明是有天赋的。”
不过,这个只有27岁的老板也会抱怨生活枯燥。
“可能别人都觉得我好光鲜,年少多金,但我每天不是在工作,就是在赶稿。”他不无落寞地说,但随即,他又迅速收起孩子气,板起面孔,“我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太爱玩了,有时我实在太累了,就有惰性,工作会拖,不够拼。”他评价“现在做到的成绩只能打80分,如果100%拼命,有能力做到95分”。
他在上海最繁华地带,拥有五六套住房。他的公司办公室设立在静安区一个绿意盈盈的精美官邸里。2010年,因公司规模扩大,他在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买下了整整一层。
他喜欢在博客上贴自拍照,照片中呈现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美少年,身居豪宅,穿价格不菲的国际大牌;在他的书里和各种访谈节目中,他极力推崇这种享乐主义。很多人骂他带坏年轻人,讥讽他是“名牌杂货机”。
“我本来就比同龄人辛苦,压力大。为什么不能过得好点?”郭敬明告诉记者,“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庸俗的人,我也讨厌这点。但我太年轻了,没超脱到不在乎物质。打个比方,你看到一个东西500块,觉得不贵,买得起,但可能对我来说,这个标准是5000块。”
最夸张的一个段子是,郭敬明的办公室和家只相隔一条马路。但每天早晨,郭敬明都会让下属叫出租车到小区楼下接他。他周围的80后朋友说,郭敬明的高调炫富也是被逼。之前他自谦,媒体说他虚伪,现在他索性不装了,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黎波曾收到过郭敬明的礼物,一条昂贵的Dior腰带。五十多岁的金丽红收到过一条郭敬明送的7000多块钱围巾。
前几年,郭敬明和别人一起开会,碰到一些人谈的话题没意思,郭敬明会公然玩手机。“80后很自我,不太为别人想。这是80后通病。但这些年他们成熟了,学会站在他人角度想问题。”
在接受记者采访当日,他和郭敬明一起吃早饭,金丽红给郭敬明点了一块蛋糕,郭敬明立刻问:“金老师,你吃不吃?”“这放在几年前,绝不可能。”黎波说。
“我年轻时,性格特别惹人厌。”郭敬明坦言,“我那么年轻就有名有利。很膨胀。现在想想,太年少无知,眼界狭小。”他感怀自己成名太早,在成名时还没度过青春叛逆期。
郭敬明的成长也跳脱不开和另一个人的竞赛:韩寒。韩寒也颇为喜欢在各种场合拿郭敬明“开涮”。但郭绝少回应。
“我没有那么在乎这些,之前会觉得委屈。想辩解申诉。现在习惯了,现在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营,其他事情无暇顾及了。既然无法影响我,那我就做到彻底不在乎。”郭敬明说。
是上海铸就了郭敬明精明而现实的个性,他形容上海是“一个必须按照它的游戏规则去玩的人,如果不符合,你就滚蛋……如果我当初在北京发展,可能不会赚这么多钱,会变成一个理想主义的愤青。”
时祥选曾给郭敬明去过一个电话,询问他是否愿意出版自传。郭敬明反映激烈,问:“别人又没有掏钱,我干嘛要给他们上课?”
“我不需要告诉别人我有多强。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的成功是幸运。是抄袭,是每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那别人就这样认为去吧!对手越低估我,我就越有优势;越误解我,我的核心价值就隐藏得越深。”他计划到四五十岁再出自传:“可能到那时,别人会眼睛一亮,说,哇,郭敬明年轻时就想了那么多。
出版商路金波说:
“中国五十年内不可能出现一个郭敬明。首先这个人写得要好,其次是要有足够的商业意识。最后,要年轻,有实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偶像,进而对年轻人产生辐射力。”
郭敬明很认同这个观点,他不担心未来十年内有人会超越他。他抿了一口助理从711便利店买来的速溶咖啡,颇为得意地说:“时代造就了我,我身上集合了太多东西。在那个时代,我出来了,你没出来,你就永远出不来了。”
像他这样一个小城青年只身来到上海并能获得今天的成功,现在看来,几率有多大?他沉思,摇摇说:“你这样一问我,我仔细想,觉得不太可能。你不知道我刚来上海时,内心有多困扰。”
他出身草根,毫无背景。“我爸妈没帮过我,因为管不了。”郭敬明淡淡地说。黎波形容郭的父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父亲爱炒股,母亲爱玩游戏机,有这么一个儿子,挺自豪。”
所以,郭敬明有理由为自己振臂高呼。在上海这个被他形容为“冷漠而理性”的城市中,他用短短十年在中国完成了一个“美国梦”。
从他在上海居住的高级豪宅俯视,繁华都市扑面而来。他享受这样的感觉,一如他在小说中所写“身背名牌LV,手拿星巴克咖啡,在恒隆广场穿梭”。
“在上海,生活得最舒服的永远是金融家和有钱人。”郭敬明很现实,“普通人在这里活得压抑。如果今天,我还是一个傻傻的文学青年,要想在上海生存,早‘就被咬得连渣都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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