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如何做官？|陶渊明做官时期

　　仇和可能是中国当代名气最响的市委书记。他在主政宿迁时的一系列超常规的激进改革使他被誉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对他的热议形成了醒目的“仇和现象”。随着他升迁昆明市委书记，特别是2008年当选中国改革功勋(贡献)人物，媒体对他的关切从不曾减弱过。而今年新年一过，市面上便出现了由两位新华社记者撰写的《政道：仇和十年》一书，言明其目的更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个更加真实的仇和、全面的仇和、立体的仇和”。
　　为什么人们对仇和会有这种持续的兴趣?按照仇和自己在接受两位作者专访时的说法，“媒体表面上在写我，实际上在写中国。我只是他们借以透视中国改革和命运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
　　确实如此。表面上看，人们谈论的是他个人的施政和他的经历，但实际上，争论的真正焦点是：转型时期，究竟什么才是领导干部的为官之道?鉴于目前中国的治理结构，这个问题对老百姓和中国改革的命运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而仇和的施政和他的升迁刚好具有标本的意义。
　　“年龄是个宝，文凭不可少；德才做参考，后台最重要。”在很多人眼中，这是现在官场的潜规则。具备相应条件，不犯错就有机会升迁，哪怕不做事。但仇和显然不信奉这套潜规则、1996年就任江苏省最落后、贫困的沭阳县的县委书记一职后，仇和没有“等、要、靠”，而是敢想敢干敢冒风险，对政治经济社会领域采取重重非常规手段，锐意革新，强势推进，硬是使治下的沭阳、随后是宿迁市的面貌焕然一新。虽然他的激进和强势给他招来了不绝于耳的轰炸，但政绩卓著。即使是那些对他驱使整个行政系统服从于其强制性目标的强硬做法表示疑虑、担心的人，也承认他是官员中的佼佼者，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仇和之后的升迁更体现了官方对他的肯定和当前积极的用人导向：在改革日益向纵深发展的背景下，宁要敢闯敢试的有“争议”干部，只要他执政为民，而不用怕出事、不干事的“误事”干部。
　　仇和在宿迁的10年最招媒体质疑的是他的“铁腕行政”。2004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仇和曾表示，如果承认现状的话，能不能用人治来推动法治，用不民主的方式来推进民主呢?许多人对他的这个话很不认同，但从书中揭示的材料来看，笔者相信他说这个话的真诚性。真正有效的民主是在一个社会内部缓慢生长定型的，它绝对离不开内部精英的强有力推动。“媒体仇和”在评论的时候，对他在制度建设上的探索忽略较多，事实上，无论是仇和对官场风纪的强势整肃，还是他对公推公选、任前公示等政改措施的着力推进，都显示出了仇和本人的价值取向，这些行为也确实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做了扎扎实实的一份工作。当然，过渡时代的优秀干部，就像鲁迅先生在反省自己时说的那样，也会难以避免地沾染不少“毒气和鬼气”。
　　笔者希望，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仇和”这些真抓实干又有幸握有权力的地方主要领导干部能更多地着力于制度创新和治理，使这块土壤成为盛产为民做事的“清官”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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