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透明成为公共生活的常态:让成为常态

　　天行有常。在遭遇暴风雪粗暴地劫掠过后，春天还是如期而至了，新绿和微醺的暖风让人们对未来生活产生了新的浪漫愿景。 近些年来，透明政府这一世界公认的政治概念已开始被国人接受，并从学者的学术阐述演变为政府改革实践的一个目标。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政府公开办事制度；同时提出要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十七大分组讨论中，温家宝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政策都要公开。在强力的推动下，过去习惯了在高墙之内的中国各级政府，开始敞开大门，面向公众。其中一个关键的改变，就是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信息的逐渐公开和透明，随之而来的将是透明政治和责任政治要求。
　　在1月底的上海两会上，上海市长韩正承诺建设“公开透明的政府”，并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上海市政府今后将继续加大公开透明力度，其中土地出让金、私车牌照拍卖收入等各界普遍关注的公共性资金必须公开。”其中，财政预算的收支情况将在向市人大公开的基础上，逐步向全社会公开；而土地出让金、私车牌照拍卖等公共性资金“收入多少、如何运行、用在哪里，都必须向社会公开”。
　　春节前，面对暴风雪肆虐造成的困境，政府在全力调动资源抗灾救灾同时，也采取了与以往处理危机事件完全不同的做法：国务院煤电油运和抢险抗灾应急指挥中心每天向社会发布资源储备和调配信息，同时通过电视直播和滚动播出等方式，实时向国人发布灾情及道路交通信息。
　　历史上，对信息的垄断曾经是专制主义统治的一块基石。千百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曾被中国统治者奉为圭臬。
　　吉姆?罗沃(Jim Rohwer)1995年在《亚洲的崛起》中指出，“亚洲的一个最大弱点和可能惨痛伤害它的唯一缺陷”，是“弱制度，不透明”的制度环境。罗沃的建议是：当经济增长开始减慢的时候，一种更透明的、基于规则的制度，将成为必要的了，亚洲经济的继续繁荣主要取决于亚洲克服其制度性弱点的程度。
　　改变令人惊讶。短短的几年间，政府和公众对于政治透明的理解都有了质的提升。信息的公开透明已经直逼各级政府决策的要害――公共财政，没有财政透明，就没有政治透明。在过去，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应该说，在融入现代国际社会过程中，政府和公众开始认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同时也在社会生活中受到了透明理念的持续教育和训练――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务网上公开、政府新闻发布、政府决策听证等制度。由此透明政治理念深入人心，公众对于透明的理解已经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在这一过程中，传播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建立在无线通讯和互联网技术基础上的现代传播技术，成为了透明政府和透明政治的新推手――它使信息屏蔽成本更为巨大，而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大幅下降。
　　毫无疑问，即便有了良好的意愿和开端，走向透明政治的道路依然是漫长的。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整版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5区、1市、8县及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同时详细刊登了各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昆明一时纸贵。稍有动作，便成新闻，这本不该是公共生活的常态，也可窥见政府机构公共决策和施政过程的透明化努力仍然充满阻力。究其原因，除了惯性外，更多的是因为当事者深陷政商利益的纠结。土地财政便是典型。即便是那些尝试透明化的努力，除了上海等少数地方是靠地方立法来推动的外，大多数地方还是依靠权力的威势来推行的。依靠权力推行可能的后果就是废立因人而异，因权而变。众所周知，唯有通过法律和制度来推动维系这种透明政府的努力，才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更期待5月1日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
　　在中国这一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和社会基础的国家，法律规制的单边突进容易出现法律规制被权力架空，权力压倒法律。因此，法律的落实和推动需要同盟军。而充分允许公众和各级民意代表以及媒体在法律范围内对应该公开的行为和信息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批评和质疑，是对推动法律实施的有效补充，也是宪法和法律精神的落实。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人们对政府的期待。一听不同意见，就暴跳如雷，指责批评者“既违背事实又违背常识”，实则与公众的期待相距太远。
　　即便如此，改变同样令人期待。我们需要拒绝那种正越来越流行的悲观和痛苦的情绪。不管上述举措是应急性的还是常规的，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甚至借助了个人权威，我们都应该把它们当作一次次制度改进的实践，从点滴中看到进步，看到执政和施政理念的新变化，看到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努力，看到公民知情权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被悄然认可……
　　变化才刚刚开始，甚至凌乱不堪没有头绪，但未来却越来越变得可以被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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