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根压倒骆驼的伟大稻草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6年4月25日，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一家医院去世，离她90岁的生日只有9天。多伦多市长发表书面声明说，雅各布斯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她的洞察力和杰出贡献改写了北美城市的发展史。”
　　事实上，简?雅各布斯称得上是过去半个世纪中对美国乃至世界城市规划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士之一，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震撼了当时的美国规划界，而现在，人们也已习惯把该书的出版视作美国城市规划转向的重要标志。很多人甚至认为正是这本书终结了50年代美国政府以铲除贫民窟和兴建高速路为特征的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当年的美国公职规划学会(APAO)会长丹尼斯?奥?哈罗也不得不抱怨道：“简?雅各布斯的书对城市规划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但我们将不得不和它生活在一起。”
　　简?雅各布斯1916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镇斯克兰顿，她家族中几代女子都与男性一样拥有职业，而且大多数是教师。在她的家庭中女孩和男孩被同等对待，家族的这一传统塑造了她果敢而特立独行的性格。中学毕业后雅各布斯不愿去上大学，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速记员培训后，她却去了当地的一家报纸《斯克兰顿论坛》做义务记者。经济大萧条时期她去了纽约，为时尚杂志《Vogue》撰稿。22岁去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了2年，随后进入战争信息办公室工作。
　　1944年简和一位擅长医院规划的建筑师结婚，定居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在丈夫的影响下，她开始对建筑发生兴趣，并成为《建筑论坛》的助理编辑。1958年，雅各布斯为著名的《财富》杂志撰写了一篇关于城市中心区的文章《市中心为人民而存在》。该文随即被二部关于城市问题的颇为畅销的集子《爆炸的大都市》选中，使得她的作品开始引起《财富》杂志、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包括L?芒福德在内的众多纽约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959年，当得知雅各布斯想写一本关于城市设计的书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立即慷慨解囊，资助她去美国各大城市旅行并专注于写作。一年多以后《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这本20万字的著作问世了。
　　针对雅各布斯的贡献，也有人认为她不过是幸运地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我们重新审视美国旧城更新的发展历史，会发现上述大规模计划的失败还有其更加深刻的原因。事实上，几乎就在雅各布斯写《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时，这些由政府主导的计划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他们认为这些大规模规划停下来的原因是美国经济开始走向萧条，而不是这位坊间主妇的愤怒叫喊与温情絮语。
　　
　　城市成为规划的牺牲品
　　
　　对雅各布斯和《死与生》的各种不同甚至对立的看法可以增加人们的好奇心和这本书的销量，但雅各布斯对我们的价值更在于她的现实意义，既然《死与生》是雅各布斯的经典代表作，便应该首先回到这本书本身。
　　在《死与生》的导言中，雅各布斯批判了城市规划的三个思想来源：第一个是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的“花园城市”理论。这个理论试图以低密度的、具有田园景观的小城镇来替代他认为已经堕落不堪的大城市。第二个是法国著名建筑师柯布西耶的“阳光城市”，在这个构想中城市是一个整齐排布着宏伟摩天楼的巨大公园。这些摩天楼间距大而缺乏联系，完全被空旷的绿地和高架桥所隔绝。柯布将之称为“垂直的花园城市”。第三个是美国人丹尼尔?伯纳姆倡导的城市美化运动，主要内容是在大城市建设一大批纪念性的标志性建筑，如市政中心、文化中心、大型纪念碑、城市广场等等。这些建筑从城市脉络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个孤立的物体。
　　雅各布斯认为这三种来源彼此联系，在美国大城市的规划中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他们构想的图景或者诗意或者宏伟却都与城市实际的运转机制无关，雅各布斯认为这种“正统”的规划缺乏对城市生活本身的尊重与研究，城市成为规划的牺牲品。
　　针对这种正统的规划思想，雅各布斯道出自己对城市的认识，她并不求全面而是突出重点。在讨论城市特性时，雅各布斯讲述了街道和街区的意义，她将与建筑密切联系的街道看作城市的基本要素，揭示出街道特别是人行道的公共空间性质，它对于社区安全、孩子成长、邻里交往的决定意义。她提出“街道眼”和“街道芭蕾”的概念，“街道眼”是关于街道的防卫功能，由于临街建筑和街道上的视线监视形成公共监视网“以保护陌生人和我们自己”。“街道芭蕾”是对街头生活场面的生动比喻，这种生活场景是城市特有的魅力和生命所在。而正统的规划理论则倾向于废除街道，尽可能地降低街道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她认为这是城市规划理论中最有害最具破坏力的思想。
　　此外，在雅各布斯看来，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她详细讨论了多样性对于城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及城市如何保持和发展她的多样性。而在谈论影响城市多样性和活力的几种诱因时，她从多样性自我毁灭的可能性入手，讨论城市功能划分所导致的交界真空地带的衰退，以及政府和私人资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
　　在书的最后，雅各布斯分析了正统的城市规划者应对城市各种问题所采用的策略，这些问题包括对公共住宅、交通、城市视觉设计、城市管理等等。雅各布斯分析的重点并不是这些策略本身有没有错，而是将我们的眼光引向这样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些策略的目标是什么?它们到底是为谁服务?
　　
　　规划的痼疾所在
　　
　　《死与生》于2005年终于有中文版问世，旋即引起热烈反响，不但登上过畅销书榜首，而且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5年度图书十佳。《死与生》一书在中国引起如此的波澜，除了书本身的原因外，也与近年来国内各界日趋重视城市问题的大环境有关。
　　在国内围绕《死与生》对中国城市问题的现实意义所展开的争论中，我们看到正反两方都是纠缠于书中的一些具体观点，正方往往认为该书“反对大规模城市规划”的观点是对中国当前大拆大建的有力棒喝，反方则认为中国的情况与40多年前的美国不同，即使情况类似，一个妇人累牍连篇的唠叨也不可能改变庞大官僚机器的运转，就像一根稻草是压不倒骆驼一样，“对小国寡民的政治乌托邦的期冀从来没有能够指点超级大国的政治方向”，所以“再多对于城市规划感性的口诛笔伐，似乎都不太可能改变城市固有的愚蠢走向”。
　　笔者以为《死与生》一书不仅对城市规划和城市问题提出了与当时美国规划专业人士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观点，而且她切入问题的角度和论述的思路就已经构成了对当时主流规划思想的有力批判。甚至可以说，恰恰是雅各布斯从非专业的角度和非专业的方法揭示了规划专业的痼疾所在。
　　在看待城市的视角上正统城市规 划理论关注物质性空间，而雅各布斯关注的则是一种社会性、政治性的空间。1950年代美国规划界信奉的是以物质性规划，即把城市规划理解为以建造房屋、道桥为中心内容的物质建设活动，美学上追求清晰、简单的空间秩序。那时规划师大多是建筑师背景，擅长绘制漂亮的图纸而对城市的内在运行机制和城市人的生活感受却懵懂无知。他们以为视觉上的美就是城市优劣的评判标准；以为只要投入大量资金就可以扫除城市中的贫民窟；他们滥用权力，把穷人像物品一样随意地从一处搬到另一处，满不在乎地破坏社会底层赖以生存的社会网络。结果这种搬迁实际上扩大和加重了贫困，可是他们迷信正统规划理论教条已经到了一种可笑境地，以至于当现实矛盾威胁到他们学来的知识时，他们就把现实抛在一边，仍旧按照上一代的理想主义者的思想理论行事。
　　雅各布斯把规划者这种荒谬行径类比于19世纪的放血疗法，认为两者都是貌似学问的迷信。虽然建立了细致而复杂的庞大理论结构，但其根基却是完全靠不住的。雅各布斯将人们的眼光重新带回城市现实问题上来，让人们意识到城市问题中心是满足公共利益，而不是创造规划师所迷恋的视觉形式和彰显政府的辉煌政绩。
　　在论证问题的方法上，雅各布斯以感性的观察和论述揭示了正统城市规划依赖的工具理性思维的局限。规划师的冷酷思维总是在一个抽象的、整体性的高度进行思考，将城市机械地分割为若干单一功能区，而在具体的城市空间上又沉迷于营造单调重复的空间秩序。这种思考完全蔑视了个体生存状况，结果创造了大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公共住宅区和功能区交界处罪恶滋生的真空地带。雅各布斯以讲故事的方式，还原了一个个小人物的真实生活。这种为专业学术文章所不屑的琐碎的描述找回了现代主义规划遗失的对个体生活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尊重。正如罗伯特?卡罗说的，“没有人像她描述得这样辉煌。她代那些需要发出声音的事物发出了声音。”
　　可见只注重该书的城市观点未免舍本逐末，雅各布斯实际上重新设定城市规划学科所应面对的问题和考察这些问题的方法以及解决它们的方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正统城市规划的理论根基。她揭开城市规划科学的、中立的外衣，展示其内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美国城市规划专业后来的发展明显地接受了这些，城市规划的重点转移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尊重和保护上，对城市质量的判断也引入了生活经验的感性维度，她的书也被美国大学编入规划专业必读书目。
　　2001年美国规划协会刊物《规划》这样写道：“上世纪50年代，整个城市规划领域朝向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主流的城市规划思想所制定的路线、政策带来巨大的灾难性后果时，也许需要一个人从外围指出这一‘当局者迷’的问题，这正是雅各布斯所做的。”这证明《死与生》一书并不是碰巧成为压倒骆驼的那根稻草，它显然已经成为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原因之一。以这本书为标志，美国的城市规划开始由被权力操纵的工具向保护社会公益的空间政治学转变，美国规划师的身份也随之从城市设计师的身份转变为各社会利益集团的协调者和谈判组织者。
　　
　　最后的知识分子
　　
　　雅各布斯对城市的贡献并不止于《死与生》一书，后来她还陆续写出了《城市经济学》(1969)、《城市与国家的财富》(1984)、《生存系统》(1993)等书。更重要的是雅各布斯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知识分子，对城市规划的失误她除了口诛笔伐，还热情不减地投入到抵制这些都市计划的运动中去。上世纪60年代她参加了抵制在曼哈顿下城兴建高速公路的抗议活动，这条将截断整个纽约的高速路不过是为了让那些住在郊区的富人上班方便一点。1968年她在抗议集会上被捕，罪名是“暴乱”和“故意伤害罪”。经过12年的努力雅各布斯们胜利了，政府放弃了这一计划。后来雅各布斯参加了抵制多伦多修建Spadina高速路的运动。在人们眼中雅各布斯是一位无畏的、不屈的激进分子，一个始终充满热情的社会活动家，“她热爱集会，喜欢走上街头，喜欢加入到那些热情的集会人群中去”。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拉塞尔?雅各比在他《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列为60年代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朽名著之一，而简?雅各布斯也被列为美国最值得珍惜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当我们在纪念雅各布斯逝世，讨论《死与生》对中国城市建设的现实意义时，有这样两个层面的问题可供选择：规划理念的批判和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批判。在理念批判的层面上，我国现行规划理念还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以物质性规划为中心的规划。政府为追求所谓的城市形象而牺牲民众的利益，热衷于拆迁改造、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近年因为拆迁、经济适用房项目以及政府工程引起的社会问题已经屡见不鲜了。《死与生》一书确实是批判我国落后的规划理念和规划师、建筑师的重度专业自恋的有力工具。
　　在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批判层面，我们看到国内规划界的一些专业人士不过是自己专业教条的俘虏，缺乏对自己专业和自己身份的反思能力，成为听命于权力或资本的人。《死与生》是一个唤醒他们反思的契机。另外，对于更广泛领域的知识分子而言，特别是那些可能或已经掌握公共领域话语权的知识分子，面对中国的城市问题似乎抱怨得太多却做得太少了。围绕着《死与生》的讨论，政府和规划师轻易地就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大家都置身事外了。开发商和学者们可以坦然地谈论他们是如何地赞同《死与生》的观点，然后轻松地说他们也无能为力。这形成了一个怪圈，大家都说不好，但是大家不去阻止，等着事态继续糟糕下去。
　　我们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像雅各布斯那样挺身而出向权力讲授真理，勇敢地承担起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呢?如果说民众与权力和资本的这场较量是一场稻草和骆驼的对抗的话，稻草的命运也并不一定那么悲观，因为雅各布斯让我们看到了稻草是如何压倒骆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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