骡子和金子 《喧闹的骡子》:探讨中国现代文化的起源

　　《喧闹的骡子 　　――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 　　李兆忠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4月第1版 　　 　　这本书我仔细读了两遍，多有收获。
　　作者试图通过“骡子”这个比喻重新给留学生下定义，重新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本质。这个比喻虽然有欠典雅，但在揭示文化异质性方面却很恰当，就像加藤周一界定日本文化时使用“杂种文化”概念一样。
　　本书解读14位留学文化人：鲁迅，丁文江，向恺然（平江不肖生），胡适，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陶晶孙，丰子恺，张闻天，徐志摩，老舍，傅雷，巴金。作者通过对这些文化人的留学经历与其思想文化观念之关系的阐发，完成了一部以“留学”为媒介的、内容丰厚的现代中国文化论。
　　如前所述，“骡子”这个比喻强调的是异文化的冲突、融合，以及这种冲突、融合的结果。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骡子”的比喻注重的是跨文化的非一元。实际上，《喧闹的骡子》作为一部文化论著，也是通过对中国现代文化起源之多元性的开掘，拓展了留学生文化的空间，推进了相关研究。该书论述的14位文化人当中，不仅有留日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还有留法的傅雷、巴金，留美的张闻天，旅英的老舍，等等。这是留学所在国国别的多元。当这些不同留学背景的文化人被并而论之的时候，多种新的关系性出现了。以第10章《想象的中华白马王子――张闻天与他的〈旅途〉》为例，该章对于张闻天长篇小说《旅途》的阐述具有开创性，因为这部作品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并未受到太多的注意。更重要的是，当相关论述被置于1920年代后期开始的革命文学运动的背景上来看的时候，能够发现当时的革命文学不仅与日本有关、与苏联有关，并且与美国有关。《旅途》讲述的是留美中国青年王钧凯在两位美国恋人死后回到祖国、投身民族独立战争的故事，而第二位恋人玛格莱本来是打算和他一起来中国参加革命的。通过这种论述，1920年代后期中国的革命文学获得了更为丰富的国际性内涵。此类通过不同的论述对象建立起来的内涵丰富的、新的关系在书中还有许多，例如留日学习美术的丰子恺与留法学习美术的傅雷之间的关系，留日派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与旅英派老舍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之间的关系，等等。
　　《喧闹的骡子》的出版，表明作者已经形成并且坚守自己的学术方法。这种学术方法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注重文本――也就是该书“自序”中所谓的“最笨拙的办法：一遍又一遍地细读文本和相关历史文献，发现蛛丝马迹，摸着石头过河”。所谓“最笨拙”当然是一种自谦，因为细读文本的方法是最基本、最可靠、最有效的学术方法。事实表明，作者对文本的细读十分深入，常常见前人所未见。除了前述有关张闻天《旅途》的解读，其对于成仿吾变态心理的解读，对于陶晶孙“东瀛女儿国”的解读，对于丰子恺与竹久梦二之关系的解读，均深入细致、具有开创性，并且发挥了著者自身的美术修养。更为可贵的是，作者注重文本但并未被个别文本所束缚，而是自觉地对不同文本进行整体把握，从中寻找具有抽象性、普遍性的问题。这种努力鲜明地体现在全书的章节安排上。该书第1～14章是对个别文化人的细读，第15章讨论留日派郭沫若与留英美派徐志摩之间的一次碰撞，从中揭示出碰撞背后的异文化背景问题，算是过渡，第16、17、18三章，则是综论，从总体上考察留学生写作中的弱国子民心态、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留学生形象，以及现代中国文化界留日派与留欧美派之间的差异。作者学术方法的另一特征，就是注重学术研究的社会性。作者自觉地并且擅长用简明、感性的叙述方式讨论学术问题，让知识为更多社会成员所享用。这一特征在其畅销著作《暧昧的日本人》中已经表现得鲜明。
　　在《喧闹的骡子》中，作者不仅用“骡子”的比喻重新发现留学生的文化本质，并且通过对费孝通、毛泽东等人相关论述的引用指出了“留学”这种社会行为的另一种复杂性――即与封建特权、资本特权、帝国主义奴化策略的关系（见第18章）。如果把“留学”简化为“学习新知识、接触异文化”，那么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在作为近现代留学运动之结果的中国，每个读书人岂不都在“留学”？换言之，这是个“泛留学”时代，即读书人被“泛骡子化”的时代。置身此种时代阅读这部著作，不仅能够看清渐渐远去的留学文化人，并且能够从中隐约地看到我们自己的面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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